作者：施雅风
1940—1948年中国地理研究所的建立与萎缩
1944年，我在贵州遵义浙江大学研究院毕业后，到重庆北碚中国地理研究所工作，这是当时我国唯一的地理研究所，它既不是中央研究院也不是大学建立的，而是由管理英国退还庚子赔款的以朱家骅为董事长的中英庚款董事会于1940年拨款建立的。朱家骅是国民党政府的重要人物，是留学德国的地质学者，对地理学一直倡导重视，中山大学地质系和地理系都是他支持下建立的。1937年抗日战争发生前，中央研究院一度准备建立地理研究所，委托李四光先生筹备，在庐山修建办公房屋，请丁驌驻庐山监修。以后抗日战争全面展开，随着日本军队侵略深入，中央研究院各所内迁重庆、桂林等地，地理所筹建工作停顿，1939年李四光辞去筹建地理所的任务，丁驌转到重庆沙坪坝中央大学地理系任教。此时中央庚款董事会经济情况稍佳，1940年新办了三个研究所，即地理所、蚕桑所(设在遵义)和另一个所(所名已忘，可能是敦煌文物所)。
地理所定名为中国地理研究所，于1940年8月成立于北碚，英译名China Institute of Geography，高泳源曾撰文综合介绍。地理所由地理教育家、人文地理学家黄国璋先生任所长，有员工五六十人，分自然地理、人生地理、大地测量、海洋四组。自然地理组长李承三。李为地质学家，主要从事地貌和地质矿产调查，组内研究人员有王德基(地貌)、陈恩凤(土壤)、周廷儒(地貌、自然地理)、郭令智(地貌、地质)、冯秀藻(气候)、朱克贵(土壤)、刘培桐(土壤并兼所中出纳)、高泳源(地貌)等。人生地理组长林超。组内人员有杨克毅、周立三、楼桐茂、薛贻源、郑象铣、冯绳武、孙承烈、杨曾威、王成敬、钟功甫、谢觉民、史立常、龙章、侯学焘(女)、陈泗桥(女)等。专业分工不明显，另有为全所服务的编图与绘图技术人员王锡光、傅秉荣、王吉波等以及一个石印车间的师傅。大地测量组长为曹谟。有陈永龄、夏坚白、王之卓等高级人员，最初也在北碚，并在北碚建立测量实验区，后曹、夏、王等均离所，余下少数人以陈永龄为首迁宜宾李庄和同济大学测量系一道工作，这时有方俊加入。海洋组长为马廷英(古生物学家)。高级研究人员有唐世凤等，助理员成荫。海洋组也不在北碚，而是长住厦门，倚托厦门大学工作。曾开展东山岛附近潮流观测与生物采集。我和黄秉成都是1944年夏季进所，测量与海洋二组人员均未见到。当时地理所经济已很困难，为避免日机轰炸和节约房租开支，已从北碚迁到北碚南十里状元碑蔡家湾民房内办公。黄秉成在人生组，我先也在人生组，后转到自然组，当时研究员一人一间办公室，助研以下三、四人一间，没有电灯、自来水，晚上用煤油灯，用水均由小伙房供给，工资常有拖欠。所长黄国璋在重庆市国民党政府中央设计局兼设计委员名义，领导区域计划组，薛贻源、高泳源、史立常、龙章也随往在设计局工作，陈恩凤、冯秀藻、朱克贵、王锡光等均离所他就，所内人员减至40人左右，但学习空气仍很浓厚，各项工作均认真进行。
在建所初期的1941、1942年间，经费尚称宽裕。较广泛的组织调查考察，主要为李承三、林超领导的嘉陵江流域地理考察，周廷儒、郭令智、高泳源、楼桐茂、王成敬、孙承烈等参加，分地形与人文二组进行；王德基、陈恩凤、薛贻源、刘培桐、黄绍鸣等的汉中盆地区域地理调查；杨克毅、朱克贵、谢觉民等的川东地区考察；林超、楼桐茂、郭令智等的大巴山区考察。上述4种考察报告都以专刊形式，以土纸和石印图件形式出版。其中印象深刻的是李承三、周廷儒、郭令智、高泳源等合作对嘉陵江在四川盆地丘陵区曲流发育先后形成9级阶地过程的论述，嘉陵江溯源侵蚀劫夺汉水上游的发现，王德基、薛贻源等对汉中盆地自然与人生关系区域地理研究等。此外的小型分散考察有李承三、林超、周立三对新疆的考察，李承三、周廷儒对青海祁连山区至河西的调查，周立三对成都平原东北部的调查，杨曾威、王成敬等对涪江流域的经济地理调查，陈恩凤、冯秀藻对青海大河坝的土壤调查。调查结果大都刊登在所内编辑、公开发行的《地理》杂志上。《地理》在当时以中级刊物面貌出现，至1949年先后共出6卷，刊136篇文章。有些文章如钟功甫“甘新铁路沿线的地理研究”，为解放后铁道部列为兰新铁路修建的重要参考资料。此外周立三、侯学焘、陈泗桥详细搜集抗战时的四川各地经济资料，编印了《四川经济地图集》，还有王锡光等制图人员曾编制印度支那地区普通地理图，印刷出售。1945年抗战胜利后的冬季，由林超主持编写北碚志地理编。组织了地形(郭令智)、聚落(孙承烈)、土地利用(刘培桐、钟功甫)等深入调查。得资源委员会水力发电工程处支持，黄秉成、施雅风参加了1946年上半年的川西水力经济调查。黄秉成、施雅风、钟功甫又参加1946年下半年的川东鄂西三峡工程水库区经济调查，有关研究结果分别发表在《地理》杂志和《地理学报》上。
1945年抗战胜利后，各单位纷纷复员东下，人员有较大变化。所长黄国璋在外兼职与社会活动多，对地理所领导较弱，失去李承三、林超等高级人员拥戴，1946年初，他辞所长职到复员北京的北京师范大学任地理系主任，李承三先生代理所长。在高级人员中，李的野外考察和研究著作可能是最多的，任代所长后，将所址迁回交通方便、有电灯的北碚市办公，大力抓出版工作，将所内多年积压的考察报告和《四川经济地图集》全部刊印出版，《地理》出版也趋于正常，并准备东迁南京。调离所或短期离所的有王德基、冯绳武到兰州大学建立地理系，郭令智去了台湾大学，郑象铣、薛贻源、刘培桐等去了北京，周廷儒、周立三、楼桐茂、谢觉民、史立常等出国进修学习。我因参加三峡工程水库调查，离所半年多时间，1947年初到南京苏州路1号地理所临时租赁的办公地址报到，得知所领导又有变动，李承三先生已到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工作，林超先生任所长。其时朱家骅已任教育部长，所经费改由教育部拨给。所内编制减为20人，研究员除林超外有新从加拿大得博士学位的自然地理学者罗开富，从美国短期进修回来的周立三；副研究员有新从英国得博士学位回来的人文地理学者吴传钧，从澳大利亚进修回来的楼桐茂；助理研究员为孙承烈、高泳源、沈玉昌(地貌，从国立编译馆转来)、施雅风、钟功甫、罗来兴(地貌，从广东来)、侯学焘、符严翼(从广东来)；绘图员傅秉荣、王吉波，图书管理员贾××(女)，余为行政人员，均系新来。所的经费仍极困难，没有一点调查费，没有一个像样的课题，各人自己选择一些搜集资料编写性质的工作做做。记得一次林所长召集会议，以抗战时在四川工作多年，积累较多，拟集体分工写一本四川地理，指定我写四川西南部，我当时正在三峡调查结束以后，写有关三峡区的文章，对写四川西南区兴趣不大，一直没有动手，其他人员承担的也未见完成。所内组织过若干学术报告会，主要请所外学者讲演，记得一次请美国探险测量学者华士本讲阿拉斯加最高峰麦金特山的测量制图经过，他摄有电影记录片介绍情况，饶有兴趣。《地理》杂志仍继续出版，但不定期，1948年出版的《地理》6卷1期，由罗开富编，刊有我写的三峡区“鹞子砾岩成因探讨”、钟功甫的“三斗坪与茅坪”、林超的“聚落分类之讨论”、楼桐茂的“论土地利用调查”、罗来兴的“广东韩江的水文”、罗开富的“浙江舟山群岛的地图判读”等文。1948年中国地理学会和其他几个学会在上海联合召开年会，我赴会宣读论文，来往路费是自己掏，在上海借住朋友处，不能报销。这年地理所从苏州路迁到山西路中英庚款董事会旁一幢楼房内，办公远比苏州路宽畅。办公楼后盖了些简易平房，单身汉就在内居住。由于国共内战规模越打越大，通货膨胀极快，物价飞涨，每月领到工资后，即刻上街购黑市银元存储。我那时任助理研究员，一个月工资可购10至11个银元。国民党政府在政治上的严重腐败，战场上的节节败退，经济上严重伤害工商业和劳动者的利益(如发行金圆券、胁迫和骗取人民兑换银圆)，知识分子越来越多的从对国民党统治的不满，转到接受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主张，反对蒋介石和国民党，我就在1947年10月，经审查批准参加了秘密的共产党组织。
1949年南京解放前后地理所的变化
1948年冬季淮海战役后，国民党政府败局已定。蒋介石一面宣布引退，由李宗仁代总统，一面又集结大军，准备固守顽抗，同时决定中央机构南迁广州或台湾。林超所长是广东人，决定遵照国民党政府的指示将地理所南迁广州，并联系好运输船只，不愿去的，自谋生路。当时林已决定代表中国去里斯本参加国际地理学联合会第16届大会，宣布罗开富先生为代所长，主持迁所事宜。此决定宣布后，全所职工在“留在南京”还是“迁往广州”的紧迫关键问题上，陷入激烈的思想斗争。根据长春、济南等大城市解放经验，估计国民党军队不会轻易放弃首都南京。因此，如留在南京，在解放军渡江围城后，可能会经过相当长时间的战火纷飞、断粮、断水、断电的危险困难。另外，经过国民党的长期欺骗宣传，对共产党来后的工作与生活有无保障，也存在疑虑，国民党员则更多一层政治上的顾虑。如随去广州，在当时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政治腐败不堪情况下，认为广州不过晚一些时解放，并无出路，但工资照领，或可以暂时苟安，特别广东籍或在广东有较深关系的人，愿意随去广州。经过几天时间的考虑，各人态度都明朗了，决定去广州的除林超、罗开富外有钟功甫、罗来兴、符严翼连同一位总务、一位绘图员、一位图书管理员等共约10人，决定留南京的为周立三、吴传钧、楼桐茂、高泳源、施雅风、王吉波(绘图)、郭传吉(事务)等7人和2位工友(老于、老卞)，决定回老家和投亲暂避战祸的为孙承烈、沈玉昌、侯学焘等人。周立三先生和朱家骅有师生关系，又是国民党员，他不避风险留下来是不容易的。用他多年后回忆当时的话说：“节节败退的国民党更顾不上科研了，地理所一部分人被迁去广州，剩下的九个人，其中一位地下党员，给大家做了一些工作。我们在旧社会干了那么多年，吃够了苦，也不愿意流离失所地跟着走，于是都留了下来。”他的留下，为我们先就准备不走的施雅风、高泳源、郭传吉等人所热烈欢迎。去留分野决定以后，留下来的人立即聚会商量，留下后怎么办?蛇无头不行，首先商议要有个领头人，于是一致推选周领头，周先生也慨然允承。既然有5位研究人员留下，和去广州的研究人员相当，那就要在南京继续做研究工作，要留下相当的图书、资料和设备，成立南京工作站。要求国民党政府教育部留守处继续发给留下人员的工资或生活费，这个要求就由周先生向林超所长和教育部提出，周先生在教育部上层有老熟人关系，迅即得到同意。于是向广州迁所，实际成了分所，地理所技术设备不多，所谓分所主要是分图书资料。我们以研究需要为名，将抗日战争期间积累资料最多的四川部分和迁宁后的长江下游部分资料以及我们留宁人员所需的图书全部留了下来，可惜的是其他省区的地图和部分图书被运走了。
大约1949年1月底2月初，去广东的和回老家的人员都走了。他们去广州后，由于人心不稳，经费困难，未能开展工作。广州解放后，部分同事返回南京，部分散往他处，如钟功甫转到华南师范学院任教。在周先生主持下，留宁人员集议，为了安全和较好渡过国共交替的大变化，商定采取以下措施：(1)商定分工，周立三负总责和对外联系，楼桐茂协助，吴传钧文书，王吉波财务，郭传吉总务，高泳源图书，不论有无事情，每天都到办公室碰头，商定临时发生事情的处理办法。迁广州和回家的走后，空房较多，调整宿舍。(2)购买粮食备围城后断粮，由郭传吉担任。他努力争取每人每月配给的三斗米，曾远去中华门外乡下一个地方，买了相当数量的大米，在晚间运回所里，让每家至少有3个月的粮食，各家还买了不少煤球备用。(3)沟通情报讯息，这个工作我做得多些。我们收听邯郸等地电台广播，了解战事动向，串连了中央气象局、中央大学地理系、地质系、气象系、中央地质调查所、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资源委员会矿产测勘处等单位高层科技人员组成了地学工作者联谊会。开过2—3次会，每次有20—30人参加，交流讯息，讨论去留利弊，明确留下来的应采取的所谓“应变”的各种措施，包括巡逻护院，保护好单位设备财产，向国民党政府争取应发生活费，介绍解放区情况和共产党政策。周先生是这个会的积极分子，每会都到。另外参加的有谢家荣、李春昱、马溶之、张文佑、孙殿卿、李旭旦、冯秀藻等多人。(4)经常和教育部留守处联系，争取及早发放工资和其他应得费用，这由周先生负责，他费了很多口舌，找长官、通关系、舌敝唇焦，争取领下了2月份至4月份的费用，解决了留宁人员经济上的困难。这段时间正是李宗仁代总统派遣张治中等组成和谈代表团去北京，商谈和平停战，由此获得一段暂时的平静。
4月20日，李宗仁拒签和平协议，解放大军分路过江，长驱南下，形成包围南京的态势。22日国民党守宁部队仓惶南撤，南京市一度出现了真空局面，幸赖地下党先予组织防护，未出现混乱。24日清晨，我到鼓楼中山北路一看，解放军已兵不血刃，进驻南京。许多战士抱枪坐在马路旁，不久“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的歌声，已在街头唱起，人们欢呼相告，期待已久的解放，出人意料、轻而易举地实现了。所内同志，迅速集合，周先生亲笔书写的和其他同志写的欢迎解放军，拥护共产党的大字标语在所门口和山西路街道上贴出。
稍过几天，以刘伯承为主任、宋任穷为副主任的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军管会的文教接管委员会派出军代表和联络员到各单位宣布接管，要求各单位原有人员清理财物人员名册上报。对旧中央文教科研单位除中央大学改称南京大学指定负责人外，都维持解放前留宁人员组织的现状，宣布人员一律留用，发给生活费用，至于将来机构如何变化，等待北京中央指示。当前是积极参加政治学习，学习共产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各项文件政策，学习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扬弃旧社会不合适的旧思想。地理所人员都主动热情参加学习，讨论旧社会地理学界存在的脱离实际、不接近人民、门户之见、地理环境决定论等旧意识应予扬弃，并探寻地理学新的发展道路。
进行研究工作是研究机构不可一日忘的本职，在机构前途尚未明确之际，如何力所能及的开展研究?在周立三主持下讨论确定：(1)积极参加南京市人民政府组织的城乡经济关系调查，经过夏季一个月左右的调查时间，楼桐茂撰著了“六合县的地方经济”，吴传钧撰著了“南京市上新河的木市”等论文。(2)充实修改解放前已基本成型的几篇研究论文，这包括1946年三峡区调查后钟功甫的“川东鄂西土地利用调查”、施雅风的“川东鄂西区域发展史”，另有高泳源、孙承烈的“四川合川县方山景观”等论文。为使这些研究成果问世，专门向军管会申请了一笔不大的出版经费，由吴传钧主要负责，编辑出版了《地理》六卷二、三、四合期。该期还刊登了一篇外稿，即邓静中的“论地理学上几种错误观念”，这是邓任中学教师时联系地理学实际的学习心得。这期《地理》可能是1949年解放初地理学界唯一的研究出版物。从内容的充实和论文的思想性来说，这本期刊的水平是不低的，可以看出当时在地理所几个人努力工作的一斑。此外，周立三还和吴传钧、高泳源合作编辑《苏联新图志》，于1949年在上海亚光舆地学社出版。
南京解放后，由梁希、潘菽、涂长望教授等领导的科技界的进步组织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南京分会扩大征收会员，地理所科研人员都参加了这个组织，并和南京大学地理系等参加的会员联合组成科协地理组。经过几次活动并和中学地理教师座谈，认为包括地理教师在内非常需要一种知识性的和自我教育学习的刊物，但创办一个刊物又谈何容易。我们串连几位热心的积极分子，主要有周立三、吴传钧、高泳源、施雅风、李旭旦、胡豁咸、杨纫章、王煦柽等共同商议，编辑出版定名为《地理知识》的期刊，推选南京大学地理系主任李旭旦教授为主编。第一期印刷600份，费用由大家捐款筹集，以科协地理组名义向军管会申请批准、登记。经过短期紧张筹备，《地理知识》创刊号于1950年1月1日出版，刊出6篇短文和若干讯息，出版后迅即得到地理学界的欢迎和好评。上海亚光舆地学社主动表示要出资承印，扩大发行，解决了《地理知识》长期出版之大问题。大约出版了3、4期后，接到中共中央办公厅来信，赞扬这个刊物办得好，索要已出版的各期，这是对《地理知识》重大的鼓励。由于《地理知识》是月刊，为商量审稿组稿等事宜，每月都要开1—2次编委会。参与办刊的积极分子，都分头突击撰稿，以满足《地理知识》定期准时刊出的需要。在当时地学界中，《地理知识》是最早的普及性刊物。
估量形势，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向苏联学习，会设立类似苏联科学院的机构，主持中国科学研究的发展，我们应积极争取进入这样的机构，发展地理科学。1949年7月，周立三应邀去北京参加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会议，听到了吴玉章、徐特立、叶剑英，特别是周恩来同志透彻阐述科学与政治、理论与实践等问题的长篇报告，提高了在共产党领导下，建设强大的新中国的信心。周先生和与会地理学家商议，提出地理所应归属未来科学院的意见，得到大家的赞同。10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宣告成立，所含各部门机构中果然有中国科学院，不久宣布郭沫若为中国科学院院长，陈伯达、李四光、陶孟和、竺可桢为副院长。竺可桢是我们所熟悉的地理与气象界的老领导，我们立即推举周立三为首，联名向新建的科学院领导并向竺可桢写信，陈述地理学应得到发展，地理所应和原中央研究院各所一样，由中国科学院接收和发展的意见。南京大学的李旭旦教授等也写信支持。11月初竺副院长到达南京，在鸡鸣寺中央研究院办事处办公，了解原中央研究院研究所与地学单位情况，17日亲临地理所，周立三向他详细汇报情况。大约就在此前后时间，属于教育出版系统的一位领导同志来信，表示地理所原属于教育部，现在人数也少，拟接收到教育出版部门，负责编辑地理教科书，询问是否赞成。我们当即回函婉谢说：“我们是做研究工作的，希望到科学院仍做研究，不适合编教科书。”不久，中央以董必武为首的华东接收工作代表团南下，科学院办公厅副主任恽子强、秘书处长黄宗甄等随行到南京、上海接收原中央单位，恽、黄等到宁后，就召开座谈会，接收原中央研究院各单位和地理所。1950年初，成立了中国科学院华东办事处南京分处，以孙克定为主任，行政上统管南京各单位，调整房屋，4月23日地理所迁到北京东路现南京地理与湖泊所址(原称小九华山)。在已经空出的原中央研究院数学研究所小楼办公，以后随着人员发展，又扩充到原物理所楼即东楼办公。我们进入中国科学院的愿望完全实现了。
1950—1953年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筹备阶段
1950年春，中国科学院接收原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及一些小单位后，调整为20个研究单位，其中设地理所、数学所和心理所三个筹备处。地理所原有人员设备实在太少了，必须重新开张做起。筹备处主任由竺可桢副院长兼，副主任请当时在上海华东工业部的黄秉维先生兼，竺先生几经考虑，广泛征求意见，特别考虑了李四光先生的意见，在地理所内设立大地测量组。报院聘请地理所筹备委员17人，即竺可桢、黄秉维、曾世英、黄国璋、李旭旦、徐近之、李春芬、刘恩兰、罗开富、周立三、孙敬之、夏坚白、方俊、周宗俊、王之卓、周廷儒和王成组等。其时竺有意调黄秉维先生来地理所专职并在将来出任所长，但华东有关领导坚决不放，只同意黄兼职，黄先生也对未来当所长一事谦辞，直到1953年，华东大区撤消，才到地理所专职工作。
1950年6月中下旬，地理所筹委会在北京举行第一次会议，决定地理所分三组工作，第一组普通地理，由周立三主持，第二组大地测量，由方俊主持，第三组制图，由曾世英主持。1950年地理组工作主要为南京附近土地利用调查(已由吴传钧等开始工作)和黄泛区地理调查(由徐近之等进行)。竺先生提出为查清黄河泥沙的主要来源，应开展黄河山西、陕西间土壤侵蚀的调查，拟定由罗开富等进行。接着铁道部向科学院提出了9条计划铁路带有工程地质和经济调查性质的勘测任务，每线2人，要求地理所派出18人参加。制图组任务则定为编制中国100万分之一的地形图。
第一次所筹委会明确了新建地理所的业务组织和多项任务后，立即展开执行。但是所筹备处主任和副主任，都不能常驻南京，具体领导工作就落到了周立三身上。当时我已被任命为所务秘书，在周领导下紧张地开展各项工作。首先是人员增加，所内原迁广州的罗开富、罗来兴，回家探亲的孙承烈、沈玉昌回来了，新调进地理所的徐近之研究员、赵松乔副研究员、邓静中助理研究员和曹婉如、徐成龙两位助理员，制图组的曾世英研究员、陈述彭助理研究员和陆漱芬(职称记不得了)，大地测量组的方俊研究员以及他从同济大学带来的4位年轻助手(何鑫、张善言、张海根、韩天芑)，刚从大学毕业分配来的5位研究实习员(李文彦、汪安球、祁延年、张荣祖和郑威)等都来了。另外，为建立技术系统和行政工作的需要，还调进了少数技术和行政人员。9月实有人员增至29人，连同已聘而未到的共34人。研究人员到达后，立即准备出队，本所不够，又从外单位找人支援，地理所组织了(1)南京附近土地利用调查，主要由所内原有人员参加，并请南京大学地理系的文振旺和刘振中参加。(2)黄泛区考察队，由徐近之领队，赵松乔、罗来兴、祁延年、汪安球及土壤所的黄孝葵参加。(3)由罗开富筹备黄河山陕间地区土壤流失情况调查，张荣祖等参加。(4)铁路新线工程地质和经济调查，先开展二线，即由沈玉昌、孙承烈调查成渝路和川黔路，由邓静中并请浙江大学的陈吉余调查湘黔路。以后在南京土地利用调查结束后，派高泳源和另一同志调查天水至成都路线，吴传钧和另一同志调查包头至兰州线路。周立三和我都因所内行政工作繁重，除短期参加南京土地利用调查外，未具体承担研究任务。
9月初，竺可桢副院长专为地理所事来宁，召开地理所筹备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听取已经开展和准备开展的各项工作汇报。竺先生讲了地理所基本任务在于密切结合实际，为人民服务，增强计划性和集体性，根据近代科学发展趋势，努力赶上国际学术水平。他说：“过去中央研究院未设地理研究所，除国民党反动统治障碍外，主要由于地理工作本身的缺憾，只有地理学者努力做出成绩，才能受到社会重视。地理所现在还处于筹备阶段，将来能否正式建所还要靠工作人员的努力。地理所组织上划分为地理、大地测量与制图3组鼎足而立，必须互相团结，密切合作。地图是表现经济资源情况的有力工具，必须重视建设。地理所近年工作重心要放在黄河流域，做好黄泛区和黄河峡谷区的调查研究。所内外都要团结合作，以发挥最大作用。”上述指导性的讲话精神，得到与会人员的一致赞同和努力贯彻。竺先生参观了地理所图书馆后，发现图书数量少，连基本工具书都不足，批评了所里缺乏管理，旋即他将自己的百纳本《二十四史》860本，赠给地理所，以后又决定将上海王氏所藏方志2628种24934册全部购置，放在地理所。为了支援大地测量组急需的仪器，竺先生亲自与物理所商量将天文钟与60秒等高仪带来交与方俊先生。会后竺先生还看了许多论文，参加南京科技界的几种活动，处理了许多具体问题，竺先生对地理所筹建的满腔热诚，考虑周详，细致入微，使人们异常感动钦敬。竺先生对我们图书管理的批评，我们迅即讨论，推徐近之先生主要负责，并由曹婉如、徐成龙分别负责管理图书、资料工作。
1951年冬天，奉院部指示，南京中科院系统开展“忠诚老实”向党交代清楚政治历史情况的学习运动。华东办事主任李亚农来宁主持，经过细致深入的动员，参加学习者都以对党完全信任的态度，无保留地讲清楚自己政治历史上参加过什么组织，有过什么差错。九华山区的学习包括物理、地理二所是由我主持的。周立三、曾世英、方俊、施汝为(物理所领导)等高级人员都非常诚恳地无保留地讲清自己的历史，其他同志也均如此，经过学习，认识有显著进步。以后经过调查和多次运动，我未曾发现地理所内有任何一位同志的政治历史情况超过“忠诚老实”学习中所交代的。但后来“左”倾政治路线的发展，使得许多老知识分子无辜受到很多冤曲，周先生也是其中之一，幸周先生能坦然相处，容忍不记。
1951年3月下旬，地理所筹委会第三次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时候地理所工作已正常开展，主要和铁道、水利及测量方面配合，人员思想团结，许多委员认为筹委会的任务已基本完成，应正式建所。为充实所内业务人员，当时任浙江大学地理系主任的李春芬开列他认为适宜做研究工作而目前学非所用的左大康、丘宝剑、王明业等人建议设法调来。会议中心转而讨论所长人选，竺可桢副院长以个别交谈方式，逐个征求与会的委员意见，除一人外，都赞成黄秉维先生，其次则赞成周立三先生。次日，竺先生向大家报告征求意见结果，会议通过向院部推荐黄先生主持地理所。但至这年9月，第二届院务会议才决定地理、数学和心理三所和土壤研究所筹备工作均完成正式成所。这时华东领导仍不放黄秉维先生脱离华东计划局基本建设处工作。延至次年，科学院任命周立三先生为副所长代理所长。在华东大区撤销，介绍黄秉维先生来科学院专职工作后的1954年1月，院务会议才通过黄先生任地理所第一副所长代理所长，周先生任第二副所长。其时地理所已成立北京工作站，黄先生接黄河中游土壤侵蚀研究任务，常驻北京，而所本部在南京，实际所务仍由周立三代理负责。这情况一直到李秉枢同志到所任专职的政治、行政副所长后才有所改变。
余 论
在抗日战争艰难困苦的年代里，以朱家骅先生为董事长的中央庚款董事会，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地理研究所，聚集了一批地理学家，组织了若干地区的地理考察。尽管限于当时条件，建所后不久，主要因经费困难，趋于萎缩，但聚集的地理学家有高度的爱国心、强烈的振兴和发展地理学的责任感，坚持下来，在解放后地理事业的振兴中发挥了骨干和带头作用，多人被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解放后中国科学院重建地理所，在竺可桢副院长直接、具体、周到地领导下，较快经过筹备阶段建成了远比解放前为强，人员充实、任务饱满、设备日趋现代化、成果丰富的地理研究所。经过20世纪50—70年代的发展，成为中国地理科学中心。近20年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地理科学更为扩大丰富，学科交叉发展，现代化手段多样，全国所有任务已非一个研究所能承担。在北京、南京、上海、广州、长春、兰州、乌鲁木齐、成都、昆明、郑州、石家庄多处先后建立了专业性、地方性的地理研究机构，大学地理系的研究力量也很强大，设有研究部门，形成网络。
（本文初稿经钟功甫、侯学焘、郭令智等先生阅后并参考高泳源先生文章作了若干修改补充，特此致谢。）
（原载于《中国地理学90年发展回忆录》，吴传钧 施雅风主编，学苑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