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丕远*

　　1999年一个冬日的下午，在黄先生家里，他对我说，两所合并似乎势在必行。合并以后的所名，可能成为一个争议的焦点。需要设计一个既不含地理，又不含综考字样的所名作为备用。这个所名，他提议为“人类生态学”。接着他又说，他宁愿效法周公，托古改制。因此，叫我去从国外文献中查找，看有没有类似的提法。

　  黄先生这番嘱咐与一般谈话不同，使我印象深刻，因为意义比较大。当时他站在他家客厅阳台门旁，左手端着一杯茶水，窗外的夕阳和摇弋的树枝衬托着黄先生站立的神态，至今依然在眼前。

当告辞时，他还刻意嘱咐，要找名校、名家，发表在比较有影响的期刊才好。

我向黄先生推荐了威廉．C．克拉克(William C．Clark)在“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 43卷3期(1989年)上发表的“全球变化中的人类生态学” (该刊有中文版，名称为“国际社会科学杂志”，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行)。克拉克是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政治学教授。曾在奥地利的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主持“生物圈长期持续发展”的项目，也担任过美国国家科学院全球变化委员会委员。 后来黄先生给我看一本美国科学院院报，上面有他们的学科分类，比如说数学和力学是一类，物理学是单独一类，化学是单独一类，其中有一类是地理科学和自然资源，他说我看这个名字最好。就建议了叫地理科学与自然资源研究所。就是现在的所名。他说这个备用的名称就留存吧。以后黄先生又数次让他的学生找我索书复印该文。

下面根据我所接触到的文献，简略地介绍一下人类生态学近年的发展，以期记述黄先生学术思想过程中一颗闪烁的火花。

谈起人类生态的概念，不能不追述俄国矿物学家弗拉基米尔·伊凡诺奇·韦尔纳茨基于1945年发表的著作，韦氏著作由其弟子综合而为《活物质》一书（章申先生等曾译为中文，1982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韦尔纳茨基等人声称物质与能量结构联系在一起。人所造成的最突出的环境效应并非来源于技术本身，而是由这种技术所产生的全球性知识和信息交流。

　  自从环境问题成为全人类关注的问题以来，科学家们一直强调有必要把人类活动看作整个地圈—生物圈系统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著名地理学家，美国布朗大学的罗伯特·凯特在国际科联(1CSU)1984年召开的讨论全球变化的渥太华学术报告会上阐述，今后10年的研究重点在于审视地球长期持续发展的界限何在。对于人类活动引起的生物圈变化、各个自然系统吸收这种变化的能力，以及人类调整或改变其行为的能力等方面，基础科学研究将提供更先进的知识，各种问题、方法和理论的会合点将成为注意的焦点。这样得来的基本知识将促成一门科学的、真正涉及人类的生态学的建立。

　  《大百科全书·环境科学》2002版的定义为人类生态学研究人类及其环境相互关系的学科，目前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和拉持杰斯大学都有人类生态学的教学和研究机构。在欧洲则有瑞典的哥德堡大学和英国的爱丁堡大学等。瑞士日内瓦设有国际生态学中心。欧洲有人类生态学研究会，德国有人类生态协会。

　  主要出版物为《Human Ecology Review》。在这份期刊的主旨中，除了人类与环境关系的研究、理论之外，还特意提到文化与自然的联系。可能反映了当前旅游休闲业的兴旺。

　  在这里，应该分清生态系统与人类生态系统之间的区别。因为生态系统是人类生态系统的框架。人类作为自然界的一个成员和其它生命形式共同组成生物圈，再加上物理环境而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但是人类生态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又有不同。其主要区分在于人类占据了广阔的生境，以其技术力量和组织能力去影响和改造其它生物和共同的自然环境。

　  按照大百科全书，人类生态学研究领域大致包括人口、城市化、土地开垦、农村工业化、旅游和休闲以及生态可持续发展等。这和我们对地理科学通常的理解很相近。

　  在Clark的文章中，对人类的选择行为给以极大的关注，他说，人类系统与环境系统的相互作用是不对称的，因为环境系统对于人类活动的反应属于反应式，而人类系统对于环境变化的反应则包括反应式的和前摄式的两个方面。人的行为不仅能够对于实际已经发生的环境变化作出反应，而且还能够依据人们对他们希望发生或避免的未来变化的感受和估计作出反应。另一个重要方面是，涉及环境变化的人类所作的一切选择，几乎都包含着相当大的冒险性和不确定性，因而不可避免地带来很大程度的意外。

　  在形成人类针对环境变化作出的选择中，下列三个因素发挥重要的作用：价值观、供选择的方案和感知。

　  这里的价值观定义为人们对自身与环境系统相互作用的现状的判定。简单的例子就是人们的环境意识越强，维护环境的行为就越多。

　  如果说价值观反映人们的要求，则供选择的方案反映着人们所能实现的愿望。显然，人们看重的一切事物未必都能获得；而可获得的东西每每又须另辟蹊径去争取。

　  在认识客观世界时，人们无法避免的一个困扰，是不确定性。因为没有人能真正理解客观世界变化的真正因果关系。而且随着科学研究的发展，这种带有根本性的不确定性将愈来愈明显。　 

这种不确定性就会影响人们的感知和抉择，人们作出抉择所依据的感知的准确性大受限制。而经验还进一步表明，选择者本身可能还有许多个人特有的其它限制因素，接受教育程度、不同的生活经验、年龄、文化和组织背景等等。

　  因此，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在感知过程中可能发生的歪曲，还要注意应该采取哪些措施来弥补。

　  行为这个概念在这里之所以被强调，是因为行为经济学近年在美国的崛起。行为经济学，早有学者提出，但一直不为科学界普遍接受。直至1994年戴维·莱布森进入哈佛大学，才开始了经济学新的一章。因为半个世纪以来，经济学一直假设人们的行为是理性的，不动感情地维护自身或团体的利益。而现在，他们开始承认心理学和行为科学应该进入这块领地。

　  其后，麻省理工学院、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芝加哥大学、普林斯顿和伯克利加州大学聚集了一批学者。他们提出下列观点：美国经济繁荣时期可以经久不衰，而萧条时期却又难以扭转，这是人们自己在经济中扮演了一个巨大的、却往往是破坏性的角色。如果行为经济学者的论据占上风，则有关经济理性自我调节能力的主流认识将被修正，而对那些非理性的，有时有破坏性的行为要加以限制、控制或影响。这就意味着放松管制的经济理论其20多年独领风骚的地位可能丧失。行为经济学者认为，股票市场的投资行为并不是考虑公司的业绩，而是依据投资人的情绪，一窝蜂的行为，高估自己的投资分析技能等等。

　  上文想说明的是，人类生态学很强调人的选择行为，认为它在人类与环境两大系统相互作用中起着重要作用。而近年经济学的新潮又强调了人类选择行为的非理性而带有破坏性的作用。

　  我在这里侈谈经济学，倒不是缺乏自知之明。乃是由于黄先生的晚年对于经济问题的关心，也是他与我常常涉及的话题。黄先生想遍读诺贝尔经济奖获奖者的名著[4]，于是到处搜求此类书籍。主要的来源是北大王恩涌先生，杨勤业先生曾多次跑到出版社内部去求购。这些书都是这些获奖者的主要获奖作品。在读过几本之后，黄先生发现他缺乏对西方经济学整体概念，我帮黄先生找了一本诺贝尔经济奖获奖者萨默尔著的教科书《经济学》(大约是第12版)中译本[4]，给黄先生看。两天后的上午，在黄先生的办公室，他对我说：“你这次苦了我。我拿回家看了，爱不释手，于是通读下去。忽然有人敲门，一看是司机高师傅要接我去所里。我说，我今天不去，我星期四上午去。高师傅回答，今天是星期四。原来我从星期三开始，连读了一个通宵。”他还叫我去找原文版，因为译本中有些地方不清楚。我没敢去借，怕他再读一个通宵。

　  黄先生不但精读经济学名著，对经济数据也很熟悉。他提到一位学者在报刊著文议论中国第三产业产值比值，说是比美国落后多少多少。黄先生说，运输行业，这一大块美国的统计是归属第三产业的，而中国的统计则在第二产业中，中美两组数据怎么可以对比呢?中国第三产业的确落后，但结论不是这么得出来的。凡此种种，又激发他致力于攻读诺贝尔经济奖名著。

　  黄先生曾多次引用美国Censin Miller的观点，心理学与地理学同为跨人文与自然科学的学科，可惜都没有很出色，综合性研究成果。如今，当心理学闯入经济学，成为崛起的行为经济学之时，我看到文章后，第一个反应就是应该去告诉黄先生，但是已经人天殊途了。

在写就此文的时候，正值大地春回万物乐生的季节，本文开头提到的黄先生家寓于楼前的梧桐树当是“庭树不知人去尽，春来还发旧时枝”(清、陈洵《南乡子》)。我不想借用陈询的惆怅情绪，而是希望黄先生学术思想根深枝繁，年年萌发新枝。

 

附：曾昭璇先生谈黄秉维

80年代初，我去广州中山大学探望曾昭璇先生，他当时是广州地理所所长。承他热情，陪我走一走中大校园，顺便送我到公共汽车站，虽时近初冬，但中大校园仍然林草茂密。先生沉思了下，突然说：“你们北京所黄秉维，不拉帮，不结派，不搞山头，实是中国地理学界一大幸事”。这一段话合着曾先生铿锵有力的声调，融合于墨绿色的中大初冬校园，使我记忆至今。经过近30年时光的磨练，愈发显示它的金色的光彩。

 

本文原刊于《高山仰止 风范长存——纪念黄秉维先生诞辰90周年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