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成龙

1950—1952年我在中国科学院地理所负责资料室的筹备工作，时值建所伊始，资料室空空如也。研究所负责人周立三先生给资料室确定的根本任务是收集资料，并指出两大途径：一是向中央及地方各有关部门发函征集资料；二是订阅全国各省区报纸，供所内研究人员了解各地最新情况，搜集有关信息和资料。

我每天浏览20多份报纸，将它们分送给地理组(当时地理所共有地理、地图及大地测量三个学科组)的同志们阅读，圈定资料，登记卡片，然后送还资料室分类归档。因为每份报纸在我手中往返两次，我对同志们圈定的资料还要进行检查，对遗漏的资料进行补登，所以对报上的各类信息和资料逐渐熟习，日积月累，脑海里渐渐形成对许多新事物的概念和想像，从而对它们发生了兴趣。于是利用晚间，将自己感兴趣的资料，摘录出来，经过梳理，汇编成两篇文章：(1)“新中国的民族建政工作”(约6500字)，(2)“西南的交通大动脉——成渝铁路”(约3100字，附地图)，发表在1952年《地理知识》的3、4月两期上。那时报刊上的新闻写作，文笔质朴，没有水份，内容实实在在，应用价值高。我在编写进程中，用的几乎都是报上原句，只是将大量零碎分散的报导，按照自己的思路进行编排，构成完整系统化的文章，得到主编李旭旦先生的嘉许。认为两篇文章报导的都是新中国创立不久的新生事物，内容丰富，材料难得而宝贵。李先生对第一篇文章予以丰厚的稿酬，让高泳源先生捎来60元(旧人民币60万)，接近我当时一个月的工资，给我解决了大问题。那时穷困在大别山区的老父亲正值病危，我把这笔稿酬立即汇回老家，给老父置办了棺木。这两篇文章的取材完全来自报纸，说明新闻媒体上的信息资料对地理工作者是多么有用而且必要。特别是大量资料经过鉴定、筛选、组合、加工后写成系统性的材料，价值就更大。

在此之前，《地理知识》编辑部已约我逐月提供摘自报刊的最新信息资料，如各地行政建制变动、工农业生产及水利交通建设、土特产交易会等等，逐条摘录，不必加工，放在“地理资料”栏目中，每期约占2—3个版面，几乎对全国各地的新生事物和动态都报导过，《地理知识》因此越来越受到读者欢迎。中学地理教师来信说，“资料”是新鲜的、活的教材，充实了他们讲课的内容，活跃了课堂的气氛，使刻板的地理课与现实生活有机地联系起来，从而加强了师生们对地理课的教与学的兴趣。舒城中学校长蔡剑泉先生给我来信说，这些信息以及民族建政和成渝铁路两文，使他对祖国各地的新面貌“大开了眼界”。大概可以说，这也是《地理知识》当初受欢迎而发行量不断上升的原因之一吧。那时我因健康关系被安置在室内从事文献资料工作，而作为地理工作者不能参加野外调查的具体实践，未免抱憾。得到上述这些慰勉，我乃以“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的谚语树立起自信。

信息对地理教学以至科研工作的重要性迄今仍未获得地理界的一致认同，这也是地理工作前进中的绊脚石之一，希望在已经启动的“信息时代”里，局面有所改观。

（原载于《中国地理学90年发展回忆录》，吴传钧 施雅风主编，学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