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传钧

早在1871年，一些有全国性地理学会组织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比利时安特卫普联合召开学术会议，这就是国际地理大会(International Geographical Congress)的滥觞。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基于加强国际地理研究合作的普遍要求，1922年在国际地理大会活动的基础上，成立了国际地理界唯一的世界性组织——国际地理联合会(International Geographical Union)。此后，国际地理界主要学术活动即在IGU组织领导下进行，每四年召开一次国际地理大会，在两次大会之间又轮流在各大洲召开一次地区性学术会议(Regional Conference)。迄今为止，已有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参加了IGU工作。

1934年在华沙举行的第14届国际地理大会上，首次有我国地理学者(当时在德国留学的吕炯)出席。1949年4月在里斯本举行的第16届国际地理大会，中国派遣代表(前中国地理研究所所长林超)参加，并正式被IGU接纳为会员国。新中国成立后，IGU曾多次致函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竺可桢，邀请参加国际地理大会的活动，而在当时国内有关部门对应否参加该会活动有着不同看法，因而举棋不定，始终未去参加。于是台湾方面乘虚而入，以“中国地理学会”名义窃据了中国在IGU的席位。从此，将近30年时间，我国脱离了IGU的活动。1977年IGU主席怀斯(Michael Wise，英国伦敦经济学院地理系主任)在英国《地理杂志》上发表“国际规模的地理学”一文中，介绍IGU活动情况，特别指出：“在会员名单中，最引人注目的缺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未包括在内，希望这一情况得到改正。”表达了欢迎我国参加该会的愿望。

“四人帮”垮台后，我国外事活动逐渐松动。1977年夏，中国科学院接待了美国俄亥俄州科学院派出的地理代表团来华访问。该团由阿克隆(Akron)大学地理系主任诺贝尔(Allen Noble)教授为团长，华裔教授马润潮为秘书，团员包括美国中部5所大学的教授，由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具体负责接待。双方交流了中美两国地理学的发展情况，并到南京、上海、广州等地理单位参观访问，从而改变了新中国建国以来不和西方国家地理界往来的局面。

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随后又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重要决策，在新中国建国以来的历史上发生了意义深远的伟大转折。在此宏观形势下，国际学术交流也得以广泛开展。是年九月，中国科学院应美国俄亥俄科学院之邀，批准由地理所牵头组织地理代表团回访美国。代表团由地理所、南京所、成都所、长春所、北京大学、中山大学等单位的10位专家组成。在美一个多月先后访问了23个城市、60多个单位(其中包括20多所大学地理系)，受到热情接待。在访问芝加哥大学地理系时，通过马润潮教授的介绍，结识了IGU前任秘书长哈里斯(Chauncy D·Harris)教授，讨论了我国与IGU的关系问题。他说欢迎中国重新加入(rejoin)，我说：“中国早于1949年加入，现在是要求恢复(resume)会籍的问题。”他连忙点头说：“是恢复，不是重新加入。”并答允通知现任秘书长孟斯哈特(W·Manshard，当时任东京联合国大学副校长)和我们联络。这就是我与IGU长期打交道的开始。

1979年，IGU主席怀斯和秘书长孟斯哈特先后和中国地理学会取得联系。我们为了早日恢复参加IGU活动，于五六月间邀请他们二人及夫人先后来华访问。当时我已担任地理所副所长，分管业务中包括外事，同时任学会副理事长，即由我负责分别陪同怀斯到南京、上海访问，孟斯哈特到成都、桂林、广州访问，使他们了解了中国地理科研和大学地理教育实况。在此过程中，向他们阐明了在不出现“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的前提下，我国积极争取恢复IGU会籍的立场，他们答允向台湾和IGU执委会做工作，争取合理解决这一问题。怀斯和我同年，1951年取得伯明翰大学博士学位，孟斯哈特也曾留学英国，1952年取得南安普顿大学博士学位，二人和我有一些共同经历(我1948年取得利物浦大学博士学位)，因此有较多共同语言，谈得相当投机，此后二十年来保持友情不断。

1979年10月，孟斯哈特以东京联合国大学副校长及IGU秘书长身份邀请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黄秉维、副理事长吴传钧及秘书长瞿宁淑访问日本，除了进一步商谈如何解决我国在IGU的会籍问题外，并聘我担任联合国大学的科研工作协调员(coodinator)，商定由该校与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在北京联合召开两个国际学术会议，一是“土地资源(以湿地为主)的评价与利用”，二是“中国南水北调对自然环境的影响预测”。(这两项活动后经中国科学院批准，先后于1980年和1981年组织实施)孟斯哈特并同意由联合国大学资助广州地理所关于珠江三角洲桑基渔塘观测站的建立。通过孟斯哈特的介绍，我们与日本地理界取得联系。中国在过去派往日本专修地理的留学生不及10人，此次我们三人被视为日本明治维新后中国的首次地理代表团，因而受到以东京为中心的日本地理学会和以京都为中心的日本人文地理学会的热情接待。参观了东京、京都、奈良、金泽和筑波等大学地理系和建设省国土地理院，与日本地理界代表人物会面，并了解日本地理科研与教育情况。以后参与联合国大学工作(我于1981—1983年间还被聘任为该校校长顾问，1983年由该校资助在北京组织召开了区域规划的国际学术会议)，与日本地理界建立联系(此后中国地理学会和日本“日中地理会议”建立了每隔两年进行互访的周期性合作活动)，可以说都是间接受惠于IGU负责人的架桥作用。

1980年1月我和中国科学院外事局方均同志应IGU邀请到东京第一次列席执委会会议，正式提出了我国要求恢复会籍的申请。我们提到了前不久中国生化学会和中国化学会在相应的国际学术团体中已顺利解决了中国大陆与台湾方面在国际团体中的地位问题，即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可以有两个参加单位，一个是我国的全国性学会，另一个是中国台湾的区域性学会，并且已经得到国际科联(ICSU)的赞同。IGU的执委们都认为这一发展有利于IGU中中国大陆与台湾关系问题的解决，答允与有关方面进一步洽商。会后不久，中国地理学会即接到第24届国际地理大会(由IGU委托日本地理学会操办)的正式邀请，于8—9月间由我率我国地理代表团12人前往东京参加。此后，IGU1982年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拉丁美洲区域会议，1984年在巴黎召开的第25届国际地理大会，1986年在巴塞罗纳召开的地中海区域会议，1988年在悉尼召开的第26届国际地理大会，中国地理学会都得到IGU的正式邀请，由我率团参加。从此，中国地理学家开始活跃在国际学术论坛上，和世界很多国家的同行们建立了联系，开展了合作。

在1980年的24届国际地理大会上，我们初次和台湾的同行们会面，他们的代表团团长刘衍淮是台湾师大的老教授，解放前在大陆也是竺可桢先生早期培养的气象学家。他在和我叙谈中忽然说：“大陆和台湾双方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意思是怕大陆参加IGU后把台湾挤出去。我对他笑笑说：“正因为我们是同根生，总可以想出一个各得其所的办法吧。”以消除其对立情绪。24届大会后，尼日利亚的城市地理学家马博贡杰(A·L·Mabogunje)继怀斯之后当选为IGU主席，我们为了抓紧解决IGU会籍问题，于1983年邀请马博贡杰及其夫人访华进一步商谈。他提到障碍在于IGU会章中规定参加国都要成立一个国家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中国只能有一个国家委员会，台湾方面不同意和中国组成同一个国家委员会，要想个办法解决此难题。

待到1984年IGU在巴黎召开25届国际地理大会，我和李文彦(当时已继我担任地理所副所长并分管外事)，中国科学院外事局的方均处长应邀参加。我们在会前先去访问孟斯哈特秘书长，得知执委会方面对中国入会已无阻力，从而商谈中国入会后为IGU做些什么。我说能不能由中国负责组织下届大会?孟说澳大利亚已将承担，而且国际大会涉及面广，组织起来也不容易。我说如此我国可组织一次区域性会议。孟说这倒可以，可能性很大。我就心中有了底。于是在再次列席执委会进一步陈述我国意见时提出：世界奥林匹克体委会在我国入会后，台湾以“中国台北”名义保留其会籍，IGU是否也可以按此模式来解决中国的会籍问题，不少执委们点头表示认可。马博贡杰想出了一个将IGU会章中所规定会员国必须设立的国家委员会的名称改为“对应IGU委员会(Committee for IGU)”的高招。如此只要会员国代表大会(Assembly)同意修改会章这一规定，中国大陆和台湾的矛盾就可消除。于是到第二天召开的会员国代表大会上主席把这一和恢复中国会籍有关的修改会章问题提交讨论时，法国、印度、埃及、香港等代表登台发言，热烈欢迎中国参加并同意修改会章，他们都说中国是一个重要国家，有了中国的参加，IGU本身才更具有世界性。当最后提付表示时，所有到会的50多个国家代表只有苏联代表(格拉西莫夫)一票表示反对，其余都举手表示赞成，顺利通过，会场一片热烈掌声。我虽只是大会的列席者，在此情况下，也举手要求发言，得到大会主席的同意，我上台首先感谢所有支持中国的各兄弟国家代表，同时为了使我国能尽快恢复会籍起见，采取“敲钉转脚”的办法，当即表示中国乐意承担1990年在北京举办亚太区域会议，欢迎各国踊跃参加来看看古老而又焕发青春的中国，于是会场上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表示对我们建议的支持。事后不久，我们即接到新任秘书长柯辛斯基(L·A·Kosinski，加拿大阿尔伯特大学教授)的正式来函，确认我国恢复会籍。此后，在IGU会员国名单上中国名下分列：①中国地理学会，②位于台北的地理学会。酝酿交涉了五年总算圆满解决了这一历史遗留问题。

自1985年中国地理学会由科协资助，每年向IGU交纳会费。该会团体会费共分12级，美、苏两大国为最高的12级，其他经济发达国家为6—9级，多数发展中国家为1—3级(包括台湾)，我国自报5级，以反映我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每年缴纳2000—3000美金。

1988年IGU在悉尼召开第26届大会，我国作为正式会员国组织了包括老中青三代40多人的代表团前往，在各分组会议上宣读了介绍我国地理学成就的论文，并展出了90多种地图集和主要著作，博得了各国同行的好评。IGU会员国代表大会选举新一届执行委员会时，我以最高票数(在49张有效票中我得46票)当选为副主席，苏联的柯特略柯夫也以34票当选，我国宽大为怀，并没有因上届大会时苏联代表不支持我国入会而加以反对。会议结束时很多国家的代表趋前同我握手表示祝贺，我心里明白，我作为中国地理学家能首次入选国际最高地理学术机构的领导层，是由于祖国的强大和友好国家的支持，也是由于我国地理界共同作出的成绩被国际所公认的结果，而绝不是由于我个人的学术水平有多高或工作能力有多大。

接着中国地理学会就忙于筹备1990年在北京举行亚太地区国际地理大会的一系列工作，遴选本国代表论文，编辑出版介绍我国地理学新成就的《Recent Development of Geographical Science in China》等有关出版物，并发出第二号会议通知。孰知到1989年5月间北京发生学潮，以致导发“六·四”事件。不久IGU秘书长柯辛斯基来信告知：很多国家鉴于中国局势，反对在北京召开亚太区域会议，为此将在8月于布达佩斯的执委会上讨论定夺。而此时我国地理界一切筹备工作俱已就绪，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如停止举行将对国家声誉造成极大的影响。为此我忧心重重，导致胃溃疡大出血，住院治疗一个月。待到8月间我不得不去匈牙利参加执委会以求挽回危局。行前我和学会约定，如会开得顺利，我即发电以OK表达，否则详细电告停止筹备。我提前赶到布达佩斯分头找各位执行委员，因人而异进行恳谈，说明情况，争取他们支持原计划。到开会那天，我请求首先讨论北京开会事，得到主席福克斯(R·J·Fuchs)的同意。我详细阐述了五月学潮与“六·四”事件的先后变化，时至今日北京已完全安定，例如原先撤走的美国外交人员已然返回工作，外国游客亦已恢复来华旅游，到一年后开会可以充分保证代表安全和为会议的顺利召开提供一切条件，希望按原定计划执行。那时印度、匈牙利等国执委都说：北京发生的政治动乱是可以理解的，很多国家都发生过这类事，现在既然已事过境迁，决不要影响国际学术交流活动，可以按原计划在中国召开亚太会议。其他国家执委们也无一人反对，于是就通过决议，立即通知各会员国1990年亚太区域会议如期在北京召开。我心中一块石头落地，会议一结束，立即赶到电报局，向国内发出OK的喜报。

1990年8月亚太区域国际地理大会终于在北京召开了。虽然仍然有一些国家的地理学者抵制不参加，但有来自6大洲，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1017人参加，是我国有史以来空前规模的地理专业盛会。其中美国45人，韩国44人，日本31人，西欧各国68人，其他国家165人，表示了对我国的支持。通过这次大会，外国的地理同行们对我国地理研究工作的规模、广度、深度、资料积累和专业人员潜力等方面，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感性认识，至是我国地理工作的真相可谓大白于天下，同时我国与会的400多青年地理工作者对国际地理研究的趋向也有了较多的了解。会议期间中国地理学会的领导和台湾方面的15名代表，还单独举行了座谈并相互宴请，双方为海峡两岸地理界同行们能在祖国大陆团聚而举杯。这次大会无疑取得了多方面的积极成果，是一次成功的大会。“六·四”以后很多国家抵制在中国召开国际学术会议，而亚太区域国际地理大会的成功举行，突破了这一僵局。为此，中国科协特授予我以周培源命名的国际科技交流大奖，我即以此为基金，在《地理学报》设立了青年作者优秀论文奖，来促进后起之秀的培养。

1992年第27届国际地理大会在华盛顿召开，我国有120多人参加，负责大会组织的美国地理学会代表在开幕式上，特别提到中国派出了最大的代表团对大会的支持表示感谢。我在IGU会员国代表大会上汇报了1990年在北京召开亚太区域会议取得圆满成功，代表们鼓掌表示赞同。这次大会我当选连任第二届副主席。

1996年第28届国际地理大会在海牙召开，我国有20多人参加，按IGU惯例，每届大会都要对三四位有突出成就的各国地理学家颁发荣誉奖状，我事先推荐了中国地理学会名誉理事长黄秉维为候选人，获得通过，成为我国得此殊荣的第一人。我第二次担任IGU副主席的任期到此结束。由于历史背景，IGU是一个以欧洲国家占优势的国际学术团体。回顾过去8年我在参与该会的领导工作过程中，除了维护我国的权益外，还要为发展中国家说话。在IGU下属的30多个专业委员会和专题工作组中，每一单位设委员10人负责领导组织工作，在我参与IGU工作之前没有一个中国人当委员，而时至今日已有20多个中国人担任委员，个别人还担任了主任委员。中国人通过参加IGU活动在国际地理界中的影响正在逐渐扩大，这是可以告慰的。

总的看来，IGU不失是一个联系国际地理界的主要渠道，展望前景，我国还需要注重培养学有专长又具有国际活动才能的中青年地理学家积极参与IGU活动，争取在更多的专业领域领导圈里占有一席之地，与外国同行们一起，为开创21世纪地理科学的新局面而共同努力。

（原载于《中国地理学90年发展回忆录》，吴传钧 施雅风主编，学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