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巢纪平*

我从1954年跨进科学院，1984年离开，整整工作了30个年头，渡过了青年和壮年。我是1976年到地理所，1979年回大气物理所的，在那里工作了三年。三年只是30年的十分之一。但这十分之一的三年，我深切地怀念它，从未敢忘怀，也不会忘怀。

1976年经历了十年文化大革命的灾难后，我认为还是离开科学院的好。我那时已经是副研究员了，按当时政策规定，高研离院需经过院领导批准。调离报告到了当时主管工作的郁文同志手里（借此机会我对郁文同志的逝世表示深切的怀念和哀悼）。郁文同志请他的秘书转告我，可以到院内有关所工作，但不会批准我出院。

我比较可去工作的有关研究所后，选择去地理所。首先，那时的所長是我尊敬的、德高望重的黄秉维先生。我去他家拜见了他，黄先生说话带有广东口音，并不善词令，他表示欢迎我去，并说，地理科学需从定性描述向定量计算发展，特别是气候学，希望我去后在这方面做些工作。同时主持日常工作的左大康副所长，为人厚道，不仅有过领导学生运动的革命历史，而且在水、热平衡方面也做了不少好的工作，是个双肩挑干部。我相信在他们领导下，会有一个好的工作环境。再有，我知道当时的党委书记李子川同志是个正派的党的领导干部。我还要提一下当时地理所气候室副主任兼支部书记丘宝剑同志，他跟我私交也很深。在那个年代，做科研工作不太重视物质条件，不像现在要考虑计算机、数据库等支持平台，更不会去考虑科研经费。更多的是考虑人的环境是否和谐。地理所是一个人际关系和谐的所，而气候室是一个和谐的、上进的研究室。那个研究室的同志在季风气候、树木年轮古气候和小气候方面都有好的研究基础。所以，我选择去地理所。

但我没有想到的是，去后不久党委和所领导就任命我为气候室主任。主任这个“官”我并不看重，使我心里震撼和感动的是，我这个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重点冲击，关过“专政队”连党籍都尚未恢复的“黑旗”，所领导和党委居然有这样的魄力，并给予这么髙度的信任，让我来主持这个室。

1978年职称恢复，我这个研究员是在地理所提的。实际上，所领导知道，由于专业我不会在所里長留，但是地理所的党政领导是公正的，他们没有排外思想，一切按政策和条件办事，提了我。我记得那年被提为研究员的人并不多，我这个刚来的“外来户”却占了一个名额。

我要感谢地理所的另一件事，是工作方面的。那时在国际上还刚开始研究長期数值预报，我提过一个有创新思想的方法，称为距平-滤波方法，这个工作和地理所的研究方向完全不一致，但所领导仍然支持我，在室里同事们的帮助下，1977年和1979年分别在中国科学地理研究所長期数值预报组的名义发表了“一种长期数值预报方法的物理基础”和“長期数值天气预报的滤波方法”两文，在1979年全国科技大会，经地理所申报后，被评为是国际水平的工作。这个在地理所完成的研究，在国际同行中有一定的影响，一度被称为長期数值预报的“北京模式”。这也体现了地理所“兼收并蓄”的学术氛围。

对地理所，我是心有愧疚的，没有为它做更多的事情。我只做了两件事。一是在工作上调整了气候室的研究方向，秉承黄秉维先生的思想，加强了这个室小气候的观测、分析和理论研究，从国外引进一批小气候观测仪器。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第一次青藏髙原研讨会1979年在兰州开时，我是参加该会的地理所代表之一。地理所在第一次青藏髙原试验中是有贡献的。这是历史。第二件事，按政策和条件为地理所气候室提名并经批准提了多个有高级职称的学科带头人。

三十年过去了，地理所所名虽然改了，但学科水平已今非昔比，是一个先进并具有一定国际声誉的所。一批年轻的科研人员已经并正在成長，多个不同学科的研究团队己经並正在形成。地理科学已成为引领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科技支撑。

三十年过去了，每当我经过917大楼旧址时，会情不自禁地怀念起那个大楼，以及大楼外那片宁静的原野，原野上朴实农民的劳动和儿童的嘻耍，那是一个多么和谐的科研“小社会”。楼空了，但人未走，科研在发展。

三十年过去了，我依然深切地怀念地理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