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文彦*

在中国科学院917大楼前的绿地中，矗立着已故副院长、地理与气象学家竺可桢的铜像。每当经过这里，总不免回忆起四十多年前和竺老短时相处的一段令人难忘的日子。

1950年8月我作为建国后第一批大学毕业生之一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报到时就受到竺老接见，他当时是筹建中的地理所负责人。十分钟的谈话使我感到这位担任领导职务的老科学家十分和蔼可亲。而后我就去当时位于南京的地理所报到了。

两年之后的1952年秋，我奉命调回北京，参与1953年开始的中华地理志编辑工作。但没过几个礼拜，已先期调院部工作的施雅风同志跟我说：不久就要召开全国地理学会第一届代表大会了，这件事和中华地理志都是竺老负责，可是他作为副院长非常忙，下边还没个秘书，你先到院部上班给他当秘书吧。这样，我就在竺可桢和吴有训两位副院长中间的那间办公室，与也是刚调来的小徐(吴的秘书)一起为各自的领导办事了。

刚开始真不知这秘书如何当法。竺老当时分管生物、地学十来个所和院部计划、编译等局，同时又兼地理研究所筹委会及地理学会、气象学会的领导职务，还要参与全国政协、科协等许多单位的社会活动。竺老一方面安慰我别急，慢慢熟悉情况，另一方面只让我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这样，每天就不感到十分紧张，甚至还能挤出点时间看我不熟悉专业的书，以便做好竺老嘱办的事。就这样干了有半年多时间，回想起来，就我所接触到的事，竺老有下述几方面的作风给我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

竺老对自己分管的有关全国科研大局的事情总是十分认真负责。就以地理学会为例。众所周知，解放前存在着会址在南京的中国地理学会和会址在北平的中国地学会两家，二者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隔阂。建国后科协要求二者合并，并规定全国性学会的会址应设在北京。这就需要筹备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和改组理事会。竺老作为筹委会负责人自1951年起就曾与各有关方面人士多次商议此事，直至1952年8月才确定代表大会次年1月在京举行。其后，竺老召开了几次筹委会，讨论了各项准备工作，决定了筹备工作人员。我作为竺老的秘书自然要承担一定的会务工作，在竺老、施雅风与孙敬之的直接领导下着实忙了一个多月，而他们更忙得多。竺老从团结、全局出发做好各方面的协调，接连开了几次筹委会。有一次在辅仁大学开会，屋中没生火，冻得感冒了。另外还亲自起草和修改代表大会的开幕词，而且带病到会上宣读。随即病倒数日，甚至在家晕倒一次，但仍十分关切会议讨论情况。大会最后选出了第一届理事会，并公推竺老为理事长。

总会领导机构成立后，一方面开展全国性的多种学术活动，另一方面推动地方分会组织的发展。为此总会设了三名兼职干事分工做秘书、组织与财务等具体工作，我是其中之一。仅在1953这一年内我参加过的竺老召集的常务理事会就不下五、六次。为了沟通各地情况，于1953年初创办了会讯，当年会讯就出版了四期，全国会员也从年初500人增加到近1000人，改选和新建了十多个地方分会。

也是在1953年，由竺老总负责的“中华地理志”编辑工作启动。除了在地理学会代表大会上专门做了讨论之外，仅就我经手通知的由竺老主持的座谈会、汇报会就还有三次，时间分别为半天至三天不等。他多次提出了自己关于中国自然区域划分的意见，并审订了自然地理编辑组关于自然区划方案的初稿。经济地理方面，因为我兼该编辑组的秘书，自然就成了竺老与孙敬之(主编)的中间联系人。

竺老对自然地理调查与自然保护十分重视。他早在1951年就很支持地理所进行黄河中游峡谷地区的调查，并多次听取有关同志的汇报。还多次与水利部、农业部的领导和专家讨论黄土高原水土保持问题。记得有一次他还叫我接通傅作义部长的电话，商议有关事项。

除了从事有关地理方面的业务组织工作外，我的日常工作不外是接打电话、收发函件、转送公文和在个别会议上做记录等，并不特别紧张。主要原因是竺老许多事都自己做，尤其是写文稿、发言稿以及重要函件等，连誊抄都很少叫我干。他召集的许多会议都尽可能不在院部，以免大家跑路，而宁愿自己下到所里或者到干面胡同31号的会议室去开。有时我看他实在太忙，就问他我能做点什么，他总说有空你就看看书吧。

他虽然天天都很忙，而且当时年已63岁，但仍坚持政治及业务学习。只要在北京，每天早晨都在家自学俄文一小时。我给他当秘书时，他已能阅读专业文献。在当时中央号召全国向苏联学习的形势下，竺老以身作则，推动地理学界学习苏联。受此感染，我建议在学会领导下搞一个翻译小组，以便于专业和业余地理翻译工作者沟通情况，组织俄文文献的翻译，并自荐为联络人，竺老十分赞同。1953—1954年，全国组员由10多人发展到38人，由我、祝诚和韩慕康三人组成的核心小组，不定期印发翻译消息，并先后为科学出版社组织科学译丛(地理)五册；这就为后来于1955年创刊的《地理译报》打下了基础。

竺老工作繁忙，但十分注意锻炼身体，夏天游泳，冬天滑冰。我原来不了解他一个南方人竟会滑冰，直到冬天有一次在北海滑冰场上偶然碰到，问起他，他说“就是跑一跑活动活动，年纪大就学不会溜花样了”。

竺老平易近人，对直接下属也很亲切体贴。平时中午他都下班回家吃饭，下午两点钟左右再来，或者外出办事，因此我常常在午饭后到他屋中沙发上休息。有一次可能因为上午太忙了，中午竟在那里熟睡了，等醒来时看到竺老已坐在办公桌前看文件了。我非常不好意思，他只对我笑笑，意思是年轻人能干也能睡。

1953年夏，办公厅秦力生主任问我是否可把行政关系转过来，意思是长期当竺老的秘书。我虽然感到竺老对我很好，但还是想专搞中华地理志经济地理工作，就先后和施雅风、竺老谈，竺老说：“那也好，我手边更需要一个学生物的人当秘书，因为我那方面专业知识不熟悉。”这样，我就结束了为时将近一年的竺老首任秘书的短暂经历。同时由于地理学会分来一位专职干事，我参加常务理事会的次数就不多了。但在此后从事中华地理志编辑工作的几年中，仍不时参加有关会议和向竺老汇报请示。

1960年，我由地理所调综考会，担任了学术秘书，而综考会的主任是竺老兼任，这就又不时能见到他，使我在工作上得到他更多的指导，倍感亲切。令人遗憾的是，“文革”以后再没有机会见到他，直到他1974年离开人世。

（原载于《中国地理学90年发展回忆录》，吴传钧 施雅风主编，学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