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沈文雄*

我于1957年在南京大学地理学系经济地理专门化毕业后，分配到当时在南京的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工作。

1962年9月25 日，经济地理研究室副主任张之英代表组织向我宣布，调我到院办公厅，担任竺可桢副院长的秘书，要求过了国庆节即到新的工作岗位报到。9月28日下午，经济地理研究室特意在颐和园为我举行了别开生面的欢送会，吴传钧主任说：你新担任的是件重要的工作。竺副院长非常关心地理所的工作，我们在竺先生的领导下，犹如大树底下好乘凉。做好竺老的秘书工作，对于地理所和地理学的发展都有利，所领导和全所的同志对你抱有厚望。这段话令我至今难忘，对我以后的工作有着深远的影响。

10月3日上午我到院干部局报到，遂即被领到办公厅机要室主任韦方安同志处。关于秘书工作的具体内容，他向我作了简单介绍。10月4日上午为我举行了简短的欢迎会，除了郭沫若院长的秘书王庭芳外，众位院领导的秘书都到场。当时，张劲夫副院长的秘书吴明瑜的一句话，给我印象很深。他说，你的到来使我们（指院领导的秘书班子）这里多了一个学经济的，对于大家做好工作有好处。当时我还解释，我的专业是经济地理，是理科，不是文科。后来我想，经济地理这个专业大家还是不熟悉，经济地理学对有些院领导来说还是一门比较陌生的学科。

报到当天，韦方安主任领我到竺可桢副院长处，和他老人家作了第一次谈话。他对我的来到表示欢迎，接着用笔写出了他的主要职务，又把纸条递给了我，即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全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至于秘书工作的主要任务是什么，对我有那些具体要求，竺老并没有作任何说明。这位当时是72岁的老人，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平和谦逊、言简语寡，反而使我对他产生敬畏的感觉。

工作一段时间后，对新岗位的工作和它的背景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担任竺副院长秘书，比较早的是地理所的李文彦先生，以后不断易人，轮到我可能是第六任了。我的前任来自院干部局、具有一定级别。后来进一步审干发现，他原来是国民党军队的汽车排长，伪造历史是华西大学生物学系毕业，取得了组织的信任，后被推荐到竺老的身边。他贪污竺老的稿费，在外面又招摇撞骗，于1961年被捕，判了三年徒刑。这件事惊动了有关部门，除了组织一个小型展览会以示警戒外，院党组认真吸取教训，按照竺老的意愿，在地理所选派一名专业人员担任竺老秘书。地理所领导十分重视，为了有更多的选择余地，向院报送了四个人的名单，三男一女，除我以外，还有徐培秀、郭来喜和董效舒，都是1956和1957年分配到地理所的研究人员。为什么最后选定我，据我日后向竺老询问，他回答非常简明，因为我是浙江人，能够听懂他的绍兴官话。

秘书工作与研究工作有很大的不同。琐碎又具体，日常的工作是协助竺老安排每天的工作日程，处理来信和来访，大量的工作是“收收发发，传传达达”。所以，刚开始的一段时间我并不安心工作，思想上有波动，认为没有什么前途，曾经在下班后在北海公园向韦方安同志倾吐过思想问题。经过他的点拨，特别是想到吴传钧先生在欢送会上的一席话，我要求自己安下心来。但又不甘心每天如此打发时间，于是见缝插针，收集了有关资料，按照经济地理的叙述方法，开始编写小文章，在《大公报》的有关栏目里，曾经刊登过我撰写的西双版纳普洱茶和河西走廊的农业等小文章。

其实，给竺老当秘书，有一些也是专业性比较强的工作。例如中国地理学会在1963年11月于杭州召开以地理学支援农业为主题的学术年会。竺老身为地理学会理事长，当然要向大会递交论文。他早有考虑，准备就气候要素和粮食作物产量的关系进行论述。利用当年7月避暑休假完成这篇论文的写作。记得在青岛栖霞路的科学院招待所里，竺老每天上午下海游泳，下午休息，晚上不断撰稿。当他在某方面短缺资料时，他会要我在第二天上午，到海洋研究所图书馆去寻找有关的中外图书。经过五个单元时间，他完成了《论我国气候的几个特点及其与粮食作物生产的关系》的初稿。我目睹这篇受到各方面关注成为竺老晚年重要著作的产生经过。这年10月，地理学会年会开幕在即，按惯例，大会开幕由理事长致开幕词。我没有料到，竺老把开幕词的起草任务交给了我，只是交代我，要依照当年3月国务院召开农业科学技术会议的精神，来号召地理学界投身到为农业服务的洪流中来。我足足化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拟成了“开幕词”的草稿。我交给竺老时，他当时只浏览了一遍，没有对我作任何表示。第二天，他把草稿退还给我，只在个别地方作了修改，并在天头上签了“竺阅”两字表示同意。由于11月在杭州举行的这次学术年会，正好和在北京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全体会议重合，竺老只在学术年会上致开幕词后，遂即北上参加人代会去了。更没有想到的是，他把在大会上宣读“论气候的几个特点”这篇论文的任务交给了我。一个出校门不久的年青人，竟然在全国学术会议上去宣读“祖师爷”的大块论文，当时我的紧张心情，直到今天依稀记得。

竺老的日常工作很有次序。他每星期二的上午到地理所的黄所长办公室里办公，每星期四的上午到科学出版社去处理有关出版社和图书馆的工作。到地理所除了经常和黄先生讨论学术问题，商量地理学和地理所的发展外，请来谈话比较多的有瞿宁淑（关于地理学会的工作）、陈述彭（关于国家大地图集的编制）、宛敏渭（关于物候学研究）、吕炯（关于气候学研究）、高泳源（边界问题和编辑工作），等等。地理所的研究人员要求面见竺副院长，他也是在这天上午接待，不会拒绝。如果他在第二天要找那位同志，谈什么问题，竺老会在第一天告诉我，要我先通知到本人。反之，如果第二天他有其他会议或活动，也要求我提前转告有关单位的办公室，取消第二天的定时定点的办公活动。这种工作方式在当时的院领导当中是没有的。

1963年夏，北郊的917大楼落成。院领导决定地理所、综考会和遗传所分别从城里和中关村搬迁过去。这对地理所的发展是一件大事。如果搬迁过去，工作条件能够大大改善，但是职工的生活会带来很多困难，大家的畏难情绪较多。当时地学部和所的领导李秉枢和于强同志也是同样心态，觉得搬过去后困难太多。他们曾经几次向张劲夫、谢鑫鹤和竺可桢等院领导反映意见，和竺老谈得更多。他们希望竺老能站出来说话，让地理所仍然留在中关村。可是竺老的想法偏偏和他们相左。竺老认为，一个单位的事业要发展，办公楼房很重要。生物大楼不是地理所久留的地方，“寄人篱下”是没有发展前途的，考虑问题要朝前看。他说服李于俩位，认为搬迁是上策，有困难可以要求院里帮助解决。竺老本人曾经于1963年秋和1964年2月两次亲自考察917大楼。后一次是一个北风凛冽的大冷天，我们在赵万盛科长的陪同下，徒步登上八层楼顶，察看了大楼四周的环境。李秉枢和于强同志是非常尊重竺老的，他们接受了竺来的劝告，而且身体力行，于强同志带头搬家到北郊。

生活上照料好领导，是当秘书的一项重要任务。我刚到竺老身边，竺太太（包括张劲夫在内，我们都是如此称呼竺夫人陈汲同志）就向我交代，要我陪同竺老一星期两次游泳。游泳地点先在北京体育馆，后在文津街的高干俱乐部。可惜我对体育没有任何天赋，长时间下来，我的游泳水平没有多少提高。竺老对于游泳十分喜好，技术当然也高超，他在游泳时，头部始终在水面上。所以游泳时谈不上需要我去照料他。有一件事我感到很惭愧。1963年4月，我们到西双版纳参加热带生物群落的学术会议，会后在傣族的竹楼里参观访问，我没有注意到门框比较低下，竺老进门时，头部嗑在门框上，顿时前额红肿起来，回到北京后仍然依旧。陈汲见到后对我有责备之意，倒是竺老替我打了圆场，把责任全部揽给自己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由于中央的保护，竺老受到冲击不大。但是不可能没有触动，比较大的触动来自地理所。主要是三件事：一是提到地理所有一个浙大派，说是关系盘根错节，自成体系，而它的祖师爷是竺可桢；二是地理所个别人搞了一个专案组，常驻在当时院部的三单元，专门调查竺可桢的所谓历史问题；三是竺可桢在黄所长办公室内有一个书柜，存放着他经常阅读的图书资料，可惜也当作垃圾被扫地出门了。我从五七干校回来，他向我提到这些，纵然不得其解，但是并没有影响到他对地理学和地理所发展的关注。他希望地理所的研究任务要相对集中，要注重理论研究，不要象中药铺那样五花八门；他鼓励地理所的研究人员要在研究青藏高原过程中发挥应用的作用；他盼望中国自然地理的系统研究能够早日提到日程，等等。

我于1969年5月到1972年5月整整三年时间在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竺老独自一人，以“手无缚纸之力”完成了《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这部力作。1971年尼克松总统访华，中美关系进入新的阶段。杨振宁、李正道回国访问后，开始了大批华裔科学家回国探亲和学术交流。竺可桢和吴有训两位副院长的“身价”顿时被提高。由于郭沫若院长的过问，经竺老和吴老商议，我提前离开干校，重新回到竺老的身边，同时担任吴老的秘书工作。当时我的工作内容和文革前相比，有很大的变动，主要是三件工作：一是陪同他们两位参与外事活动和出席会议，由于两位副院长的听力已经大大下降，在会议上和见任何外宾时，为了及时了解会议和与外宾谈话当时的具体内容，我要通过简明扼要的文字写在纸上，及时转达给他们。这项工作锻炼了我的速记能力，也让我开阔了眼界。例如，1975年国务院召开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工作会议，在开幕式上，我和竺老一起坐在人民大会堂的主席台上。二是帮助处理许多著名科学家的政策落实问题，如严济慈房产的修缮，李善邦子女的调动，任美谔历史的认识等。问题提到两位副院长这里，又转交到我手上，要求我疏通有关方面给以适当解决。三是帮助两位副院长安排生活，为他们买到了第一台电冰箱，第一台彩色电视机。竺老这时已经十分衰弱，一年中有很多时间在北京医院渡过。到医院去送达文件，述评国内形势和院内大事，成为我的一项重要工作。我和竺老和吴老当时真是“形影不离”，有人曾经和我开玩笑说：你这个“一仆二主”，工作实在很辛苦。

1974年2月7日竺可桢副院长由于肺气肿发展成肺心病，终因医治无效而逝世，终年84岁。当时正是“四人帮”活动和极左路线十分猖獗的时刻，他的追悼会只有李先念副总理出席，在悼词中对竺老的评价，没有全面涉及到这位科学家的伟大成就，特别是对他的教育思想和对于我国教育事业的突出贡献没有任何评价，形成了历史的局限。

竺老谢世后不久，猖狂一时的“四人帮”终于覆灭，很快就迎来了科学的春天。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发展，通过不断的拨乱反正，竺可桢的历史形象越来越高大。他给社会留下了异常丰厚的遗产，除了1300万字组成、多达22卷的的《竺可桢全集》可以作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宝贵资料外，他崇尚的“求是”精神、极力主张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辩之，笃行之”已经成为我们认识世界的重要途径；他作为科教兴国的先驱和可持续发展的先行者，引导着我们“要开发自然必须了解自然”。当科学发展观的学习和贯彻在全国范围普遍兴起的今天，我们自然会联想到竺老毕生作出的贡献。

我曾经担任过竺可桢研究会的秘书长，为研究和宣传竺可桢做过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这是我应尽的义务。抚今思昔，是南京大学地理学系和地理研究所培育了我，在竺可桢身边工作的宝贵机会又滋养和锻炼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