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生*

“文革”十年浩劫，科学院是文革的重灾区。但是科学院的同志们仍然做了许多工作。其间我曾奉调到地理所（1971年6月到所，至1973年11月调回院机关）“抓革命，促生产”，做了两件事，这是特殊年代的特殊工作，以回忆形式写出来，作为资料，也许会有温故而知新的作用。

一、地理所方向任务调整和机构调整

1971年的5、6月间，我参加完在京召开的学习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回到湖北潜江中国科学院湖北五七干校，校领导告诉我，院里将从干校抽调部分人员充实京区。回北后，原意是分配在院机关或去北京自动化所，我表示可以去地理研究所，一是我是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自然地理专业毕业的，业务上稍懂些，二是在地学部工作时曾联系过地理所的科研业务，组织上同意了我的要求。

大约6月份，我到地理所上班，安排在科研生产组，当时组里人员很多，由董效舒负责，记得有杨淑宽、王毓伦、叶芳德、卞干年、冯丽文、赵金岺、郭世忠，还有李秉枢、郭敬辉、尉传英等老干部也暂坐在这里。后来左大康、冷秀良从干校回来也到科研究生产组。

打碎了旧的科学院，按照文革的思想，地理所的方向任务怎么定。所里成立了调研组，魏成阶（革委会委员）为组长，具体工作我做的多些。晚些时候已把左大康、胡序威调到调研组，这两位是在地理所工作时间较长的老同志。

那时的研究机构称为连队，共四个连队。9月初开始调研，就逐个连队举行座谈会，也进行个别访问，还到外单位走访和征询意见，现在有记得可查的约有50多次，（当时记得是80多次）。每次座谈会开始都要说明：为搞好地理所的方向任务调研，特成立了调研组，受所领导的重托，为广大群从所关注，我们调查组一定尽心尽力，主要方式就是走群众路线，集中群众的智慧，努力贯彻毛主席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观点，反对唯心主义的先验论。希望并特别欢迎同志们敞开思想，充分发表自己的看法、意见，并展相互讨论，及至争论、辩论都是可以的，因为我们都是为了党的事业，为我们科学事业的发展，为地理所的科研工作的顺利前进，只有充分讨论才能把问题辨别清楚。对过去的工作都要一分为二的进行总结，在此基础上把我们的方向明确起来，把需要抓的重要任务确定下来，相应的对科研组织机构设置进行必要的调整。等等。这就是动员群众交代政策。

全所同志上上下下，热烈讨论。发言记录我记了满满一大笔记本。到1972年初拟出初步报告。记得我还去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兰州冰川冻土沙漠所、兰州大学地理系、长春地理所、吉林师大、陕西省水保局、水保所、西北大学地理系、铁道部兰州第一设计院、四川地理所、铁道部第三设计院、农林部、（农垦组）、水利部、航保部、北海舰队（来人）、中山大学（来人）。其他同志也去到许多大学和生产单位等做调查。

报告初步完成后，征求了黄秉维先生的意见，1972年2月4日，我们（左大康、胡序威、魏成阶和我）还到竺可桢副院长家征求竺老的意见，当时竺老已80多岁高龄，身体不好，说话已很吃力，听完左大康等的汇报后，主要是用笔写来表达想法、意见的。后来革委会召开会议听取汇报并连续多次开会讨论。

记得当时明确了地理所的科研主要为大农业服务，本国地理研究为主，在地区上侧重于黄淮海地区（包括山地、丘陵和平原的小流域），及边远待开发地区，要关注研究技术手段的改善并加强实验研究。

对外国地理搞下去没有反对意见，但是对如何搞法和投入多大力量有不同看法，大多数同志认为应当改善方法，不应一味的“敢抄”，也不必投入原先那么多的力量。对土面增温剂的工作起初分歧颇大，后来较为统一的意见是搞抑制蒸发研究只把土面增温剂做为手段之一。地貌方面把流水地貌做为重点比较一致，对搞不搞喀斯特多数持否定态度。气候方面多数同志认为消雹的工作应当交出去，放在地理所不太合适。自然地理方面应当加强，要开展污染调查和防治，并可先从永定河官厅水库着手，地方病因的调查应加强。地图方面重点在自然地图集，世界地图集也应开始探索，更重要的是开展技术革新，已经提出开展电子分色缩放仪的研制及地图投影电子数字转换方法的试验研究；要加强航空相片判读的工作，但对当时的卫星相片的接收和分析判读，尤其是接收部分，大多数持否定态度，调查组坚持认为这摊工作不能撤消，接收部分不能不搞，不接收就没有图片，分析判读就无从谈起。

关于方向任务报告的最后定稿，我想地理所的科技档案里应当存有，我记得不那么全，也不可能准确。

随着方向任务的确定，研究室的建立提到日程，经多方面的协商，最后决定建立：1.综合自然地理研究室2.水文研究室3.气候研究室4.地貌研究室5.经济地理研究室6.外国地理研究室7.地图研究室8.航空相片判读研究室（包括卫星相片接收判读组）。每个室都配备书记、副书记，成立领导小组（当时还不叫室主任），任命组长、副组长，组长一般都是党政干部，副组长都是业务干部，比如唐孝渭、刘昌明、左大康、胡序威、廖克、魏成阶、张成宣等都是副组长，在老先生里面陈述彭、沈玉昌也是副组长。此后，还明确了1973年的重要研究任务即：①青藏高原综合考察，②荒地资源的综合评价与合理开发利用，③中国自然地理概论编写，④抑制蒸发的研究（包括土面增温剂的推广试验），⑤官厅水库和永定河流域的污染源调查与污染防治⑥电子分色缩放仪的研究及地图投影电子数字转换方法试验研究。

二、地图制图自动化科研项目的计划管理

1972年年初，在周恩来总理的关心支持下，中国科学院的科研形势稍有好转。院里主持召开了科研工作座谈会，考虑恢复科研工作，寻找恰当的课题成了当务之急。

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陈述彭先生提议成立调研组，联合院内有关研究所的同志参加，陈先生为组长，自动化所陈友迪为副组长，成员大约7-8人。经过近半年的调研，最后提出了“开展地图制图自动化系列装置研究”的报告，以地理所的名义报送院领导，很快得到批准，并确定为院的重大项目。1973年初，在中关村29楼招待所，由院主持召开落实会议，当时院里主持科研业务的郁文同志讲话表示院里全力支持此项任务，希望落实单位、确定课题、制定计划、组织队伍，院里在经费上予以保证。

整个项目共设四个课题，即四组装置的研制。第一组装置：手扶跟踪数字化仪和数控绘图机，由沈阳自动化所负责，沈阳科仪厂、北京电二所、长春光机所和地理所参加。第二组装置：地图电子分色扫描数字化与扫描绘图机，由地理所负责，计量院二厂、北京自动化所、北京电工所、西安光机所和总参706部队参加。第三组装置：地图图面注记机，由北京自动化所负责、大邑光电所和地理所参加。第四组装置：自动化立体测图仪，由总参706部队负责，计算所、计算中心和地理所参加。

后来逐步明确了技术负责人和参加人员。第一组技术负责人是沈阳自动化的何欣年同志，第三组是北京自动化所的吴彰植同志。第二组装置是由地理所负责的，本文仅就第二组装置研制工作做个回忆写出来。

负责第二组装置的研制，对于地理所来说是个巨大的挑战，可以说是力不从心，选谁来做技术负责人成了难题。所内除胡贤洪同志过去曾研制过地图面积量测仪，对机械电子尚有些基础之外，其他同志都要从零开始。

当时是院里推荐还是所内同志举荐的现已无从查考，听说航天部502所（即中国科学院自动化所划归航天部的部分）的杨世仁，已经为总参测绘局研究所研制出一套扫描仪，应用效果还不错，可以作为本课题科研基础。在当时政治环境下，从国防单位调人实属不易，必须持有院的商调函才有可能，于是我和李秉枢同志夜晚骑自行车冒着凛冽的寒风，摸到当时郁文同志在西郊花园村的家，我们说明来意后，他表示同意。经过一番努力，将杨世仁、李丽夫妇先借后调过来主持这一课题。从所内先后抽调胡贤洪、孙九林、何建邦、崔伟宏、朱重光、汪劲松、梁启章、王树杰、刘书楼、陈宝雯、陈洪经、冯慧琳、樊仲秋、宋燕菊、李良群、姜秀兰、刘静航、周静茹、张全岱等。从外单位调来张晋、林华强、胡贻志，分配来李秀云，借来工人师傅范重耳等。由杨世仁负责总体设计，地理所承担电子和圆光栅部分，分别由李丽和胡贤洪负责。计量院工厂负责机械设计的是刘加农、严祖兴，负责机械控制的是自动化所吴仲喜，负责电机的是电工所吴邦基等。负责光学扫描头的是西安光机所的苗兴华等。到1975年春各单位负责的部分陆续加工出来，8月份开始总装调试，装起来联动还算顺利，但联调达到预期的精度要求则成了难题，计量院加工出的滚筒本身可以达到4个微米的精度，但总装起来联调的精度总是不行，为解决这一问题伤透了脑筋，想出了各种办法，几乎用了约一年的时间才算基本解决。917大楼的地板稍有振动都影响机器的精度，没办法，只好把二楼的机房封隔起来，给来二楼上班的同志带来很大不便，实在是不得已的办法。后来第一组、第三组都先后完成任务，第一组装置运抵北京，也放在917大楼二层。第四组装置只进行过技术论证，在方案上存在很多难点，后来搁置没有试制。

各组参加工作的科技人员都做了很大努力，各单位领导和科技处的同志都大力支持，应当说为整个任务的完成大家都做出了很大贡献。各个课题分别获得奖励，后来整个项目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

开展制图自动化研究的最初目的是为了培训人员，改善地理科研手段，推而广之，进一步改善地理学、地图学和测绘学科的装备，为科研现代化打基础。回过头来审视一下，在培养人才方面的确起到良好的作用，锻炼出一大批业务骨干，但在硬件设备改善方面其作用就有限了。这有多方面的原因，在此不能论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