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 坚*

我是1954年夏到地理所（南京）的，1969年离开地理所。在所里担任过所秘书和业务处处长。我在地理所的这些年，看到它的发展变化，1954年我刚到所时，全所人员尚不到100人，后来搬到北京已发展到200-300人，到1960年代初，规模又扩大了。地理所发展到今天，研究人员、管理人员和后勤人员做了好多工作。下面我就所知，谈谈地理所发展中几个关键问题。

（一）地理所从南京迁往北京问题

地理所在南京时，所址在九华山下，院里两栋科研楼，树木成荫，绿草茵茵，还有小湖泊，波光粼粼，环境优美，很适合搞研究工作，为什么后来要搬迁到北京呢？这是有历史原因的，应该说这一搬迁，对地理所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搬迁的大背景是当时全国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进入高潮，形势轰轰烈烈，人们热情很高，劲头也十足，纷纷表示要为社会主义建设作贡献。地理所也提出我们能为国家干些什么？当时黄所长常住北京，进行“全国自然区划”工作，“中华地理志”编辑部也设在北京，因为在北京各方面联系比较方便。而在南京搞经济地理的吴传钧、赵松乔先生进行西北内蒙铁路选线和罗来兴先生搞“黄土高原”研究，野外调查回南京后，很多事情又都必须跑到北京与相关部委联系。我们地理所工作特点是与政府部门联系密切，对外依赖性很大。在信息不灵的年代，经常跑北京，就给科研带来很多困难。李秉枢到任后也感到地理所面临一些问题，工作难做。估计他来南京前，与在北京的黄所长和院部肯定有接触，谈及到地理所的发展与搬迁问题。李来所后对地理所何去何从问题征求了一些专家的意见。

当时对地理所搬迁，据我了解有两种态度；一种认为南京环境很好，日子过得很安逸，这样蛮不错。另一种认为必须冲出一条血路，要有所作为，为国家作贡献。从学科发展出发，方俊首先提出大地测量部分要迁到武汉去，那里有武汉测绘学院，培养人才和输送人才较为方便，对测量学科发展也有利。武汉地方也欢迎中科院的科研机构过去，就这样两方一拍即合，大地测量部分很快迁往武汉，建立中国科学院武汉大地测量研究所。事后黄所长与李秉枢书记也下决心将地理所迁往北京。竺可桢作为老科学家、副院长，在院里说话有影响，说了话，才有今天。所以，地理所迁来北京，竺老功劳最大。另一方面也靠我们自己努力争取，一步步解决的。好在当时在北京有个中华地理志编辑部。我也于1955年到北京，与中华地理志的同志一起，跑院部争房子，院里在中关村29楼挤了几间房子，后来又要了几间，才勉强站住脚。到1958年春夏间院部才将动物所所在生物大楼5层整层划给我们，地理所才正式迁入北京。在地理所要搬迁时，南京方面也提出要保留一部分，所以才有当时地理所一分为二方案，大部分迁北京，另一部分留南京组建南京地理所。地理所迁北京正值国家“二五”计划开始，是地理所为国家作贡献的大好时机，这步棋非常重要，地理所有今天，没有这一步是不成的。

（二）地理所发展问题

地理所要发展应抓什么？抓能引起国家重视的大课题，才能得到国家的支持，地理学才能生存发展。为此，黄秉维、李秉枢和施雅风等上上下下跑，抓大课题。第一个大课题是黄秉维先生主抓的“全国自然区划”，由地理所主持，组织院内外许多单位协作，仅院里就涉及大气所、动物所、植物所和土壤所等多个单位，影响很大，得到张劲夫副院长和生物地学部的重视与支持。第二个大课题是“黄淮海旱涝碱综合治理”，也是一个综合性课题，与院内多个单位合作，这一课题也打响了。记得1958年成果展览，地理所通过这一成果展示了直接为国家农业发展服务和所作的贡献，院领导看后给了非常高的评价，大家深受鼓舞。第三个是郭敬辉先生主抓的“南水北调”。第四是以沈玉昌先生为主进行的“长江上游泥沙问题”研究。第五是罗来兴先生等承担的“黄土高原治理”研究。第六是施雅凤、朱震达先生的“冰川问题”与“沙漠治理”。记得为展示“沙漠治理”成果，我还陪院领导裴丽生到宁夏沙坡头站考察指导，得到他的肯定与赞扬。还有陈述彭先生的“国家大地图集”、邓静中先生的“农业区划”、江爱良先生的“华南橡胶北移”等。橡胶是重要战略物资，原先橡胶只有云南西双版纳和广东海南岛有分布,满足不了国家需要，要扩大规模北移，到底能够北移到什么地方，国家十分关注。总之，抓的都是国家急需解决的大课题。地理所当时就抓这类大课题，任务紧，就加班加点，基本上没有星期天和休息日。通过抓大课题，既满足了国家的需求，也得到了国家的肯定，学科也得到发展。当时院里提出“以任务带学科”，我们认为“大河水涨，小河才有水”，号召大家全力以赴投入大课题，以大课题带动自己的小课题，带动学科发展。地理所只有承担国家大任务，并努力去完成才有发展前途！

（三）地理学发展方法与手段

地理所起初研究方法与手段比较落后，实验设备基本空白。我们认为地理学的研究必须走“点与面”结合 “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路子，地理研究不能只停留在野外考察和对实地描述的水平上，科研与实验必经相结合，必须有自己的实验手段，建立野外站和实验室，以获取第一手实验数据。后来我们在德州、禹城、民勤和沙坡头建立定位站，随之地貌室建立了流水实验室，气候室建立了风动实验室，这些对地理学的研究是十分重要的。后来地图室的胡贤洪先生发展了地图自动化，陈述彭和郑威先生对航空照片进行判读，进一步发展成遥感遥测，这是国内首创的，其功不可没。我们就通过上述这些手段来实现地理所从单纯野外考察调整到“点与面”、“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道路上，并用自己的实验数据，来阐明地理现象中的规律性问题。没有自己的实验数据，地理学发展是站不住脚的。黄所长为了搞好实验计算，建立自己的实验模型，从头学起微积分。一个老科学家为发展学科，勤奋刻苦学习，精神令人感动。

（四）地理所发展中的人才培养

地理所科研人才来源，原先都是从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和中山大学地理系输送来的，后来为了学科互相渗透与交叉，除吸收地理系毕业生外，还从外专业吸收一些人才，化学地理室从南京农学院引入了搞土壤化学的章申，就是突出的一例，其他研究室也都吸纳了一些跨学科人才进入，这样地理学的研究从对事物宏观认识与其他学科对事物的微观认识结合起来，相互取长补短，地理学的发展就插上了翅膀。学科人才的交融与渗透可给学科发展带来新的生机。

（五）地理学发展布局与调整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院所响应中央号召，也决定支援三线建设。在三线的科学分院也愿意接受东南部的人才过去。地理所决定在成都建立西南地理所，在兰州建立沙漠冰川所。当时忍痛割爱从经济地理、自然地理与地貌室调骨干去成都、兰州建立新所。从此地理学发展进行了一次重大布局调整。北京地理所面对全国，考虑大的综合性问题。西南地理所主攻山地问题，兰州所以研究沙漠和冰川为方向，南京地理所则侧重研究湖泊。地理学就这样紧紧与国家大形势发展与需求密切结合，进行研究机构的重新布局与调整。我认为地理科学研究，只有与国家需要结合，与国家发展相结合，才能有自己发展前途。

（六）一个来不及调整与实现的思路

我在地理所与黄秉维和李秉枢等领导接触中，感到他们对地理所发展都有一个共同的想法，即地理科学研究最终要归宿到哪里去？地理学怎样才能直接为国民经济服务的问题。他们认为目前地理学分为自然地理学与人文地理学，要服务国家最终结果应归入经济地理。地理学是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学科，改造自然最后要落实到社会经济上来，这必由经济地理来牵头，非得经济地理综合不可。这就是为什么国家计委重视经济地理，要由经济地理来搞区划规划的原因。当然所里对此认识是有不同，但他们认为必须逐步统一认识。现在地理所发展也很不错，对国家贡献也不少，但可能还是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二张皮在运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