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雅风

《地理知识》杂志是解放后创办最早的地理学刊物。虽然刊物的版权页上注明的创刊号始于1950年1月1日，但它的缘起可以回溯到1949年夏季。

南京解放以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南京分会扩大招收会员，我是分会的组织干事。我积极奔走联络，组成了由地理所、南京大学地理系和一批中学地理老师为主体的南京科协地理组。地理组成立以后，每隔两个星期举行一次座谈会。我们经常讨论如何建立适合于新时代的新地理学。后来我们看到，中学地理教育中存在教材差错和基础知识不足等严重的问题，一致认为，地理工作者非常需要一份知识性和自我教育学习的刊物。座谈会的活动已经把南京的地理工作者紧密团结在一起了。我们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希望团结全国地理工作者，而最便捷、理想的方式就是出版一本刊物。

创办一个刊物很不容易。《地理知识》的主创人员中，周立三、吴传钧、高泳源和我都是中国地理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当年创刊时，我们还都是三十出头的热血青年。我们串联了几位热心的积极分子，共同商议，刊物定名为《地理知识》。推选南京大学地理系主任李旭旦[1]教授担任主编，由我负责写“发刊词”，并以科协地理组名义向南京市军管会申请登记批准。创刊号的费用是由我们大家捐款筹集起来的。当时刚刚解放，还没有工资，每个人只是发一些生活费。

《地理知识》创刊号印了六百份。这一期共汇集了六篇短文和若干消息，由吴传钧编辑。虽然这期只有薄薄的八面，也就两万多字，没有图片、没有地图，甚至连目录和单独的封面、封底都没有，形式十分简陋，但是这本杂志很快得到了地理学界的好评。上海亚光舆地学社看了创刊号以后，主动写信来找我们联系，愿意出资承印，扩大发行。这就解决了《地理知识》长期出版的大问题。

由于《地理知识》是月刊，为了商量组稿、审稿等问题，我们每个月都要到主编李旭旦先生家里，开一两次编委会。那时候也没有明确的编委会名单，但是参与办刊的新老积极分子都参加了。大家在一起讨论下期题目，分头突击写稿，为的是满足这个刊物定期、准时出刊的需要。从第三期开始，外来的投稿逐渐增加。从第二卷第一期起，刊物的篇幅就扩充到20多面5万多字了。第四卷第一期开始，更是扩充到30多面8万多字。

我们那时都是兼职编辑这个刊物，后来编辑任务越来越重，迫切需要专职的编辑人员。从投稿的作者中，我们发现了复旦大学地理专业毕业的程鸿。他当时在武汉市委宣传部工作，也是一位共产党员。于是我们通过南京市委发函商调，当时正赶上中央号召专业人员技术归队，所以很快得到武汉市委的同意。程鸿在 1952年7月到了南京，接替了我的地理所所务秘书和《地理知识》编辑两个任务。

出版了三四期以后，我们接到了中共中央办公厅的来信，赞扬这个刊物办得好，并索要已经出版的各期刊物，这对《地理知识》是个很大的鼓励。后来我才知道，是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徐特立同志的意见。后来徐老和我当面谈过，他说《地理知识》显示了中国地理学界热忱要求进步、改革的愿望。

当时全国的科普刊物很少，《地理知识》又是月刊，信息传递较快，所以吸引了大批的读者。另外，建国初期多数中学地理教师没有受过专业训练，这个刊物也深受广大教师的欢迎。所以《地理知识》的发行量越来越大，从最初的六百份，到50年代中期的四五万份。

1955年出版的《地理知识》的第五卷第五期，被定为宣传新中国工业地理发展的专辑。为此，负责编辑的程鸿同志从当时各大区组织了几篇文章，他编辑好了以后，就送到北京准备交付印刷出版。当时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的有关同志看到稿件后，就指出工业地理文章要注意有没有泄密的问题，请地理学会严格把关。

我当时临时代理地理学会书记，也就是现在的秘书长，这个责任自然就落到了我的身上。我并不了解保密规定和界限，看了稿件后，认为绝大部分资料是报刊上发表过的。因为这个刊物要经过邮局发行，不能延误，我没有进一步请示就决定印刷出版了。哪知道刊物印出来以后，很快就被国家计委发现，紧急通知要求将发出的刊物全部追回。这时得知已经有少量刊物流入外国驻华使馆，由此就形成了重大事件。

科学院党委组织专门力量查究此事。我和李文彦等很多人，一份一份报纸去翻阅，查找文章中可能涉及的秘密资料的来源，结果发现除一两处外，绝大多数资料都出自报刊中公布过的资料。但是国家计委有关领导认为：“虽然个别内容不算泄密，但经过综合整理，全面暴露，仍为泄密。”按照规定，科学院党组应该给我撤销党内职务的处分，但我当时虽然是党员，却没有党内职务，所以就改成了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程鸿同志受到了更严格的审查和留党察看处分。文章的作者，如果没有历史问题，处分就比较轻，有历史问题的作者处分就比较重。

《地理知识》泄密的问题，闹了三个多月。在1955年7月出版的五、六月号的编者话中，留下了这样一句话：“本刊五月号因故未能发行，不得不将五、六月号合刊出版。”

泄密事件后，《地理知识》编辑工作仍由程鸿担任，但是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没有人敢写，也没有地方发表反映新中国工业地理的文章。中央宣传部科学处发过一个内部通知：要求吸取《地理知识》泄密事件的教训，鼓励地理学者多从事农业地理的研究，少涉及工业地理的问题。《地理知识》选稿内容，当然按照这个方针办理。事隔多年，用现在的眼光看，我觉得对中国地理学的发展还是有相当的负面影响。我也曾经听程鸿讲，武衡[2]说过“当时的处理方式不合适”。　 

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李旭旦教授被错划为右派，不能继续担任《地理知识》主编了。1958年地理所的主体从南京迁到北京，成立了包括《地理学报》和《地理知识》的编辑部。大概由高泳源接替程鸿担任《地理知识》的编辑工作。那时候《 地理知识 》 仍然沿着过去决定的方向发展。这以后我到兰州工作了，1961年以后的变动情况就不大清楚了。

这个刊物的名称经历了多次的变更。在 1961年刊物整顿中，《地理知识》和《地理学报》合并，出版了中级性刊物《 地理》双月刊，后来又在1966年恢复了《地理知识》，结果才出两期，就在7月份停刊了，直到1972年才复刊，2000年又改为《中国国家地理》。

《地理知识》的刊名是由我提议的，我是模仿社会上已经有的一个刊物《世界知识》的名称。《地理知识》改名为《中国国家地理》时，我确实感觉有些遗憾，还曾打电话问吴传钧，看有没有希望保留住《地理知识》的刊名。他说：“看来大势已定，更名也自然有它的道理。”现在看来，创办《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的年青一代地理学家，确实有他们的考虑和努力。改版以后读者面扩大了，内容生动，印刷也很精美，所以发行量也猛增到数十万份。而且还有供台湾和海外华人阅读的繁体版和供日本人阅读的日文版，这些都创造了中国地理书刊的新纪录，我自然十分高兴。

我希望这本杂志能够在内容丰富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在“精”字上狠下工夫，做到文章的科学性、创新性与文字图表的优美性都很出色。这就回到了《地理知识》创刊中的一句话：“接着经济建设的高潮，不可避免的是文化建设的高潮。”我想，再用五到十年的时间，能把这个杂志的发行量扩大到一百万份，这样就和我们十三亿人口的大国地位相匹配了。

（选自《施雅风口述自传》，本次发表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