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施雅风

裴丽生同志办事明确果断

1956年，我们在制定十二年远景规划期间，科学院为了加强领导，从中央调来了几位高级干部，其中由张劲夫同志接替张稼夫同志担任副院长。党政领导中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裴丽生同志。他由山西省长调来当秘书长，后来担任了副院长。他起初还担任了党组副书记，并分工联系生物学地学部。我作为生物学地学部负责地学方面的副秘书，就和丽生同志有了比较多的接触。几乎每个星期，他都召集生物学地学部各所的党员负责干部开一次碰头会，传达中央和党组的重要信息和决定，讨论工作中的重要问题。大概为了了解下属的情况，他还亲自到我在中关村的住处看望我。

丽生同志办事明确果断。那时候地理所的本部在南京，从1953年开始，因为工作发展的需要，地理所在北京设立了工作站。所中的主要领导黄秉维、李秉枢等同志也经常住在北京，他们多次要求把地理所全部迁到北京，但是因为北京房屋困难一直拖延着没有解决。丽生同志到科学院工作以后，了解到地理所的实际困难，支持竺老把地理所迁到北京的建议。1956年科学院生物楼建成了，也就是现在动物所的地址，于是把地理所和动物所一起迁了进去，工作条件得到了改善。这对地理所后来的发展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我有一次列席参加院领导的会议，会上地质所副所长边雪风说：“地质所派出的考察队遇到很大的困难，主要是缺乏越野车辆，请院领导帮助解决。”当时参加会议的一位领导听了以后很不高兴，认为这类事太具体、太琐碎，如果都要院部解决不合适。丽生同志听了以后就说：“我们来科学院工作，就是为科学服务，为科学家服务，现在地质所野外工作有困难，需要考察用车，我们就要帮助解决，不能嫌麻烦。”丽生同志的态度带动了院机关工作作风的转变，地质所野外用车也很快得到了解决。

我在学部工作时是双肩挑，一方面是学部副秘书，要做行政组织工作，另外一方面我还是地理所的副研究员，要从事研究工作。所以武衡照顾我的专长，中间允许我出去考察。那时候工作很忙，不过我还是抽出时间，到野外工作。

参与制定十二年远景规划

学部成立以后，我的主要任务转向参与编制十二年远景规划[1]。这是第一次全国性的科学技术远景规划编制工作。国家从1955年开始制定长远规划，第一个初步拟定的是《1956—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为了适应计划经济的需要，科学发展也需要一个长远规划。

1956年1月中旬，周恩来总理提出：组织好全国科研机构七年内填补重要空白，十二年接近国际水平。要各学部主任向中央领导讲中国科学发展情况。1月下旬，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还有各部各省负责人都在怀仁堂听各学部主任报告。我们后来听竺老说：“想不到人民政府那样看重科学。”会后中央成立了科学规划委员会，由陈毅任主任，下面设十人小组，要求各学部全力以赴，进行科学技术长远规划工作。

四项原则

规划时间长达十二年，又是全国性的，目标是赶上国际水平的科学技术规划。规划内容涉及科学研究的方方面面，是个庞大的工程。为了制定这个规划，院里曾经向我们传达了四项原则：第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长远规划要密切配合国家建设的需要。第二，要考虑各门学科本身发展的需要。第三，要照顾到现有的设备，以及工作人员的主观能力和兴趣。第四，多参考苏联的先进经验。

我们原来计划用三个月的时间制定完成，实际上用了八个月的时间。我们确实没有经验，苏联也没有搞过这样的规划，因此需要一个摸索的过程，一个反复讨论、逐步深人的过程，所以花了很长时间。我记得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作报告时，曾提出科学远景规划要解决四个方面的问题，即填补重要空白，进行重大综合研究，经济上需要解决的问题和各企业部门需要解决的问题。他还以柴达木盆地为例，提出要开展综合性的研究，但是当时大家还是弄不清楚如何进行规划。

1956年1月下旬，生物学地学部在西苑大旅社召集在北京的学部委员和高级研究人员，分成20多个小组提出研究项目或中心问题。到2月中旬，把各方面的意见汇总起来，提出了将近200个项目，显然太分散了。尽管竺老一个组一个组去商量、归纳，但效果不大。这时候，院外的10多个产业部门也提出了1000多个项目。如何把各部门提出的大量项目或中心问题适当集中，编制出头绪清楚、可以实施的规划，成为一个大难题，也就成了第二个阶段的主要任务。

集中到西郊宾馆

从2月下旬起，范长江等领导同志和各学部都集中到西郊宾馆工作，每个学部占了一栋楼。生物学地学部参与规划的科学家有100多人，我记得从外地邀请的院外科学家有李承三、朱炳海、任美锷、夏坚白、赫崇本等很多人。现在 70岁以上的学部委员和当时从苏联、欧美学成回国的专家，基本上都参加了规划工作。在科学院担任总顾问的苏联专家拉扎连柯，始终参加规划。各所和各部门的苏联专家，也被邀请参加讨论。另外，还从苏联科学院请来了十几位院士帮助搞规划。

以任务为经，学科为纬

我们在讨论规划内容的时候，都是按照学部分工的。如何才能把分散的课题集中起来呢？为了解决国家经济建设任务对跨学科工作的要求，提出了“任务带学科”或“以任务为经，学科为纬”的方针。这就像织布一样，任务是“经”，学科是“纬”，把它们“织”在一起。这些想法被大家接受，并以此梳理各项任务，逐步在许多问题中理出了带头的项目。

3月上旬，总顾问拉扎连柯汇总各学部提出的中心问题，提出了近 50 项任务，都是从经济和国防建设需要考虑，没有包括基础学科发展问题，这就引起了部分科学家的不满。这件事汇报到周总理那，总理说：任务带学科，那些任务带不动的学科怎么办？是不是还应该补充一项发展学科的规划。所以规划又增加了一项“若干基本理论的研究”任务。

补充一项学科发展规划

后来经过讨论和征求产业部门的意见，规划的任务又有增加，最后确定为57项任务。每项任务包含若干课题，指定有主要负责单位，并且都撰写了较详细的说明书。说明书详细阐明了任务和课题的要求与措施，包括建立科研机构、培养干部和国际合作等内容。为了解决任务艰巨和人力物力不足的矛盾，又从 57 项任务中选出了12个重点任务，以后又提出了建立处于空白、薄弱状态又紧迫需要的新兴技术的4项紧急措施，并在学科规划中明确重点学科与人员培养。到了1956年6月中旬，规划基本上制定了。由杜润生牵头起草规划纲要草案和科学家分工起草的任务说明书接近完成。

对地理学地位有争议

远景规划的前10项，主要为地学方面的内容。在讨论远景规划的地学内容时，不同的意见自然是有。但据我所知，激烈争论的意见并不多。地学方面比较集中的意见，就是在起草基础学科规划上，对地理学是否属于基础学科看法不一。我参加了起草地理学规划说明书工作，说明书印出时有个附言，讲到了对地理学科性质，科学家有不同意见。主要是周培源提出了否定意见，竺老明显肯定。这个不同意见实际上一直存在。后来经过钱学森的努力，把地理学的学科地位抬高了，但我觉得我们国内对地理学科的重视还是不够。其他一些国家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比如美国，在国际问题的政策上屡遭失败，碰到了许多钉子，有人就指出这是美国人的地理学训练太差。

新研究机构的建立与发展

这些年我国地理学还是有发展，建立了不少的研究机构，规模也不小。但是不能光看规模、看人数，还要看水平。我们的地理学研究还相当落后。做哪一门学术研究都要解决实际问题，什么都不解决不行。地理学研究是一项综合性的工作，这很难从学校培养，要在实际工作中培养。另外，还要加强对地理学的学科训练。《竺可祯全集》出版时让我写序，我就写了这个问题[2]。对我国地理学的发展，我是有些遗憾的，但是我现在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个权力了。我不是迷恋权力，但是没有权力确实很难推动这项工作。所以我只是随便讲讲，不起作用。

这就扯远了，还是谈十二年远景规划吧。这个规划不仅影响了全国的地学研究工作，也影响了全国院校地学专业的设置。在我比较熟悉的科学院内，远景规划推动了一些地学领域新研究机构的建立。我印象深刻的有这样几件事：

把青岛海洋生物研究室扩建为海洋研究所，建制归地学部，增加了海洋物理、海洋化学、海洋地质等研究部门，购置海洋考察船，承担近海海洋考察任务。后来鉴于南海海域的特殊性，另外筹建了南海海洋所，负责南海考察。

为配合原子能事业发展的需要，地质研究所积极开展铀矿的勘察寻找工作，并建立了同位素实验室，以后这个实验室发展成为地球化学研究所。另外，在兰州建立了兰州地质研究室，主要承担石油地质研究任务，后来这个室扩大为所。

地球物理所的地震研究工作在执行远景规划期间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建立起监测全国地震的地震台站网，逐步开展高空物理研究，为以后卫星研究和上天创造条件。

地理所主持的中国自然区划研究，联合地球物理所、土壤所、植物所、动物所、地质部水文工程地质局等完成了全国综合自然规划、地貌、气候、水文、水文地质、土壤、植物和动物等多种区划，组织了国内很多同行参加工作。

地理方面还设置了广州与长春两个区域地理研究机构。1957年还确定了在南京发展湖泊研究的任务。土壤方面，根据水利和农业发展的需要，一次要来100名大学生，开展华北平原和长江中下游的土壤调查，由熊毅先生负责，席承藩先生协助，在北京组建了科学院土壤队，这个队后来并人了土壤所。

综合考察委员会

建立起综合考察委员会，组织有关研究所、高等院校和生产部门的科学技术力量，先后组建了黄河中游水土保持，新疆综合考察，华南热带生物资源，云南热带生物资源，黑龙江流域综合考察，甘肃青海综合考察，治沙，盐湖，西藏，南水北调等10多个队[3]，为查明我国自然资源和自然条件，加强地方建设和地方科技力量发挥了重大作用。为增强古人类研究，古脊椎动物研究室扩大并改称为古脊椎与古人类研究所。为增强和地质矿产部门的合作，南京古生物所改名为地质古生物所，并增添了沉积研究部门。地理所测量组迁到武汉，扩大建立为测量制图研究所，后来改名为测量与地球物理研究所。我参与这次规划工作前后历时大半年，听高级领导报告，接触了很多科学家，伙食条件也很好，晚上安排看戏也多，真是既忙又愉快。这段时间实在太忙了，原来我计划每个星期有两天的时间在地理所从事研究工作，那时完全顾不上了，承担的《 地理学报 》 常务副主编的任务也受影响。我向竺老请求辞去自然区划委员会兼职秘书和 《地理学报》副主编的工作，竺老同意我辞去后者，但不同意辞去前者。我就提出调在南京工作的地理所副研究员沈玉昌来接替我的自然区划中的地貌区划主要负责人的工作，竺老同意了。

规划工作结束前，中宣部科学处约集各省委宣传部管科学的同志来到北京，了解科学规划要点。于光远同志要我为大家讲自然资源考察研究规划的内容。讲了以后我写了《中国自然资源考察研究》的小册子，由科学普及出版社发行。

在十二年远景规划之后，1962、1978年还制定过科学发展远景规划。1962年的规划工作我没有参加，1978 年的基础研究规划我参加了。两次规划都起了相当的作用，但后面的规划显然没有十二年远景规划取得的成就辉煌。主要原因可能是制定十二年规划是从无到有，领导强，花的力气大，工作深入，执行措施也有力。

编制 《 中国自然区划 》

制定远景规划时，我参与了第一项“中国自然区划和经济区划”任务说明书的起草工作。自然区划的工作当时就确定下来，由科学院成立的自然区划工作委员会负责，以地理所为主，地球物理所、土壤所、植物所、动物所都有研究员参加。但是经济区划部分的任务，一直到规划结束也没能落实好承担单位。

自然区划研究的目的，就是为国家规划生产力合理布局提供科学依据，应对国家部署农业生产具有重要的作用。早在科学院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11项重要的自然科学研究工作中，就有这项内容。在我谈过的编撰《中华地理志》的工作中，就由罗开富牵头，组织所内外科研人员撰写完成了《中国自然区划草案》， 1956 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并由苏联学者翻译成俄文出版。

为国家规划生产力合理布局提供科学依据

十二年远景规划开始实施后，自然区划的工作首先启动了。院里决定将 《 中华地理志》自然地理方面的工作改为自然区划。我们在《中华地理志》自然地理部分已开展的气候、地貌、水文、土壤、植物、动物 6 种专业区域工作基础上，重新制定了计划，扩大了内容，并且增加了人力。比如，调沈玉昌先生来北京主持地貌区划。当时还决定整个区划工作要以综合自然区划为核心，推定黄秉维先生负责，专业区划中增加昆虫区划为动物区划组成部分。

1955年12月，院务常务会议讨论了生物学地学部提出的《中国自然区划工作进行方案》，同意组织“中国科学院自然区划工作委员会”，竺可桢为主任委员，涂长望、黄秉维为副主任委员，委员有地理、地质、气象、土壤、动物、植物等学科领域的专家，以及国家计委、农业部、林业部、水利部、地质部的代表。侯学煜[4]和我被任命为学术秘书。另外，科学院还通过苏联科学院推荐，从莫斯科大学请来萨莫依洛夫教授担任顾问。参与这个委员会的机构主要有科学院的地理所、地球物理所、土壤所、植物所、动物所、昆虫所，还有地质部的水文地质与工程地质研究所，另外也有其他单位参加。编制全国自然区划是一项大工程，我们在编写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些困难。首先是参加工作的人员都很忙，不能保证足够的工作时间[5]，另外就是缺乏工作经验。综合自然区划要体现为农业服务宗旨，内容复杂，国内没有做过。要设计出一套前所未有的区划方案十分困难。在各种专业区划工作安排好分头负责进行后，竺老、黄先生等人就集中考虑综合区划方案，他们和萨莫依洛夫顾问、秘书兼翻译李恒等以及临时来京参加的马溶之、文振旺先生等都在生物楼一层办公。

竺老亲自抓确定原则和步骤

我们原来希望借助于苏联的经验，萨莫依洛夫教授也很热情，给苏联的多位学者写信，要材料、作介绍。结果我们发现，苏联并没有现成的先例，萨教授的专长是河口学，自然也拿不出方案。我们只好自力更生，自定方案。竺老虽然很忙，但是每周一定会有一天来生物楼工作，这些会议他每次都参加。他来主持会议，问题讨论之后，主要还是由他决定。几个月中，我们开了很多次会讨论，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最后确定的原则和步骤，是将全国先分东部季风区、蒙新高原区与青藏高原区三大部分。主要遵循地带性原则，先按温度，其次按水分条件，再次按地形三级划分区域，根据气候、土壤、植被资料进行区划工作。

亚热带的界线

原则确定下来了，但是具体的界线如何确定？相应的分界指标如何选择？这方面又因为资料不足，意见分歧，困难很大。其中讨论的焦点是亚热带范围问题，当时苏联几种权威性著作都把我国部分的亚热带北界划到了东北的中部，包括内蒙古和新疆大部，南界在福建北部与江西、湖南的南部。这种观点对我国有很大的影响，在讨论中，许多学者持不同看法，为此竺老专门撰写了《中国的亚热带》一文，发表在1958年的《科学通报》上。规定亚热带积温指标为4500~8 000 ℃ ，最冷月 2~6 ℃ ，有多种标志性的亚热带植物，如樟、茶、马尾松、柏、杉、油菜、油桐、柑橘、毛竹等。根据这个标准，亚热带的北界应该划在淮河、秦岭一线，南界穿越合湾中部与雷州半岛南部。对亚热带与热带的界线，国内学者的意见也有很大分歧。黄秉维先生踌躇再三，认为广州应列人亚热带，但也有一定热带性。于是在区戈」方案中，把亚热带进一步划分出北亚热带（落叶阔叶林与常绿阔叶林一黄棕壤与黄褐土地带）、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一红壤与黄壤地带）与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一砖红壤化红壤与黄壤地带）。事隔多年，现在回想起来，由于高校教学的需要，曾经产生过几种自然区划方案，但是比较起来，从理论的周密和实践的广泛应用来看，以黄先生为主提出的方案仍然为首选。

根据这些研究成果，1959年底出版了《中国综合自然区划》、《中国地貌区划》等 8 种 9 册区划说明书，将近 300 万字。遗憾的是，这些成果是以初稿形式内部发行，读者面受到限制，而且这些区划的篇幅很大，要想全部阅读也比较困难，所以这些成果的效益就相对小了。如果起初能够及时再写一个篇幅较小的简明普及本，大量发行，就能让更多的人利用，那就更好了。

我在自然区划工作中，主要从事中国地貌区划的编写工作。在沈玉昌先生的领导下，我分工研究撰写了中国地貌形成的构造条件，外营力的多种特征和综合分区，并参与编制了1 : 400万的地貌图、区划图和华北、西北及四川地貌说明书。这些成果都纳人了沈玉昌主编、1959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地貌区划》一书中。

除了研究工作外，我还担任了自然区划工作委员会的秘书。但实际上我只干到 1958 年下半年，以后就全力转人祁连山冰川考察，离开了区划工作。

（转引自《施雅风口述自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