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施雅风

赴苏联参加地理学会议

1955年2月，我和孙敬之一起参加了苏联地理学会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苏联科学院邀请中国科学院派人参加，院里让孙敬之和我去。这次会议连同代表和列席的来宾，有1000多人。国外代表有20多人，主要来自中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波兰、捷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朝鲜、蒙古、阿尔巴尼亚等社会主义国家。

这次会议完全是苏联方面招待的，接待我们的苏联人还会讲汉语。苏联地理学会和中国的不太一样，参加会议的代表很多不是地理学家，是军人，我们国家是不会有军人参加地理学会的。这次会议因为有军人参加，场面很大，接待的规格也很高。

孙敬之在大会上作了《中国地理学发展概述》的报告，受到了与会者的热烈欢迎。大会上作的学术报告，绝大部分是苏联地理学家根据国家需要进行的重大考察工作，或是在总结大量资料基础上进行的综合性研究工作。苏联地理考察广泛发展的结果，是苏联地图上的“空白点”迅速消除了。这种“空白点”的消除，不仅仅是发现了许多新的山脉、冰川和岛屿，各种专门地图，像地貌图、地质图、土壤图、地植物图和其他地理图集都编出来了。在广泛考察的基础上，地理学的各个部门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地理学的学科体系问题

还有一点对我们启发较大的，就是关于地理学的学科体系问题。苏联地理学者把地理学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研究自然现象的自然地理学，另一个部分是研究社会经济现象的经济地理学，包括人口地理学。这两个部分又各有研究一般规律的“普通地理”和研究特定地区的“区域地理”。

会后我们参观了苏联科学院地理所和莫斯科大学地理系，还到列宁格勒参观冬宫和地理研究机构。

在学部工作期间，我接触过不少苏联专家。

院长顾问柯夫达

1954年，我和熊毅、侯学煜等三四位学者被安排陪同科学院院长顾问、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著名土壤学家柯夫达 ( V . A . Kovda）。他要考察河北和山东沿海地区，主要是为了考察盐碱土，了解盐碱土界限和地下水位的关系。我们主要去了唐山、济南，以及黄河下游地区。柯夫达是土壤学家，但是他知识面很宽，地貌、气候……各个方面的知识都很丰富。这次去了两个多星期。他收集了不少资料，对如何改良盐碱土提出了很多建议。记得在济南开座谈会，省里的领导提了一些问题。提的问题我已记不得了，但我记得柯夫达的回答，省里领导很满意。和他走了一圈，我也学到了很多知识。

柯夫达人也很好，对人很和善客气。他考察回来以后，曾建议科学院多派一些高级研究人员到地方去，这样可以为地方解决不少问题。柯夫达在科学院工作期间提出过很多很好的建议，比如周口店猿人纪念会就是他建议召开的。

这期间，我接触的另一位苏联苏联科学院地理所所长格拉西莫夫。1956年5 月，他来华访问。我和黄秉维所长曾陪同他到野外考察了一天。他也是研究土壤地理的，但是对选中的土壤剖面，不是像一般土壤学家全剖面采样，而只是选剖面中几个核心部分采样。他曾在北京作过《戈壁荒漠》的学术报告，在外地还走过不少地方。记得他对广州中山大学地理系的青年学者李进贤（现名黄进）的一篇技术性文章很欣赏，到北京以后告诉过我们。

自然地理学家莫扎也夫

1956年11月，苏联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副所长莫扎也夫和阿尔曼德教授到地理所参观访问。莫扎也夫是苏联著名自然地理学家，写过一本综合性的蒙古人民共和国自然地理。水平较高。担任过苏联科学院地理所副所长。1956年冬，作为中苏合作新疆综合考察苏方团长来华，我曾陪他去新疆半个月。

那时我也没去过新疆。我们从北京乘飞机到新疆要飞两天。第一天到兰州，第二天到乌鲁木齐。他去新疆时，只带了些野外考察时穿的衣服。没想到新疆方面邀请他参加宴会，他很尴尬，说是早知道这样，就应带一身正式些的服装。在北疆期间，我们去了吐鲁番、石河子和天山山地。他很热情，指点我认识荒漠的区别。我记得县上的人接待我们吃哈密瓜。那是我第一次体会到“早穿皮袄午穿纱，抱着火炉吃西瓜”的滋味。屋里都生着炉子，哈密瓜是从地窖里拿出来的，很凉也很甜。我们在新疆考察时，有个维吾尔族的副厅长陪着我们，他告诉我们，喝些马奶子，在野外工作就会有劲了。那还是我第一次喝马奶子，味道还不错。

莫扎也夫去新疆，主要是为了商定苏联方面要来哪些专家参加那里的考察工作。后来苏联方面来了五六个专家[1]，有地貌学家、水文地理学家。在中苏关系恶化时，莫扎也夫仍然对中国人很友好。

阿尔曼德是侧重于地貌研究的自然地理学家，是苏联科学院地理所高级研究员。我曾读过他的几篇文章，并引用过他的观点作为地貌区划的理论依据。他 1956年来华，主要是为中苏合作考察黄土高原的事。我曾经陪同他们访问过南京地理所。想必我陪同的这些苏联专家在各处参观时都作了报告，但报告的内容我已经忘记了。

（选自《施雅风口述自传》，本次发表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