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怀若谷，高瞻远瞩

——忆朱济凡同志在黑龙江流域

综合科学考察工作二三事

庄志祥*

1956年5月21日10时左右，一架由沈阳起飞的班机在北京西郊机场降落。不久从机舱内走出一位面带微笑、头戴鸭舌帽、身着灰色毛料服装的中年人，频频向等候在停机坪外的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委员会和对外联络局的同志招手。他就是中国科学院林业土壤研究所党委书记兼所长、中国科学院黑龙江综合考察队副队长朱济凡同志。朱济凡同志是在安排好所里工作后，从沈阳赶来北京迎接将于当日上午11时后由莫斯科乘机抵京的苏联代表团。这个代表团是来华同我国谈判关于共同进行黑龙江流域自然资源和生产力发展远景科学研究工作及额尔古纳河和黑龙江上游综合利用规划的勘测设计工作的两国政府协定（以下简称中苏黑龙江问题协定）的。利用苏联代表团所乘飞机尚未到达的间隙时间，朱济凡同志听取了关于我方对谈判进行准备工作的情况。当从机场获悉，苏联代表团所乘飞机因天气不佳不能按时抵达北京的消息后，我们立即驱车驶往北京饭店（谈判地点），开始投入紧张的准备工作。从这天起，我同朱济凡同志见面、认识，最初我做俄语翻译工作，以后曾做过外事、秘书和编辑出版等工作。到1962年，中方考察队主要考察成果铅印成册，4月与苏方在京举行了最后一次学术会议，宣告考察工作结束。在此之后又进行了一些收尾工作。我在他的领导下，整整工作了6个多年头。

朱济凡同志离开我们已3年多了。当他逝世的消息传到综考会时，许多熟识他的同志无不沉浸在悲痛之中。作为多年在他领导下工作的我，更是抚今追昔，思绪万千。他那音容笑貌、言谈举止，伴随着无数往事，至今历历在目。

为革命勇挑重担

1956年，朱济凡同志是中国科学院林业土壤研究所党委书记兼所长，这付担子已不轻。当组织上加任他为中国科学院黑龙江综合考察队负责人时，他二话没说，又挑起了更重的担子。接任这一职务后，朱济凡同志首先遇到的一项任务是中苏关于黑龙江问题协定的谈判工作。我方谈判工作在国务院领导下由中国科学院负责，组成谈判组，并邀请国内有关专家任顾问，抽调各专业骨干、翻译和行政管理人员参加工作。谈判任务非常繁重、紧急，工作十分紧张、忙碌。一方面要做好外宾的接待工作，另一方面，又要安排好内宾同谈判有关的许多工作。我们几个那时都是些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日以继夜的紧张工作感到很累，有点吃不消，但见到当时既是中方谈判代表，又是我方涉及谈判事务日常工作的总负责人朱济凡同志的工作更为繁忙、劳累，责任更重大，也就不叫累了。在朱济凡同志领导下，经过简焯坡、严长生等许多同志的努力，将涉及谈判事务按轻重缓急，作了具体、周密安排，件件落实。保证了中苏谈判工作的顺利完成。

谈判结束后，根据双方协议，中方很快组成黑龙江综合考察队和黑龙江勘测设计总队，在我国境内或双方组成混合队在黑龙江流域开展工作；同时，双方在北京或莫斯科，每年轮流举行一次学术会议。野外工作于1959年结束，整个考察工作从1960年开始总结。

朱济凡同志在任黑龙江综合考察队副队长（实际上是常务副队长，队长是水利部副部长冯仲云同志）期间，在1956-1960年，其主要精力几乎都放在黑龙江考察工作上，长期工作在野外第一线，有时还要过问沈阳本所的重大工作，每年冬季都要安排一段时间回沈阳处理所里的事务。1960年后，他继续抓考察成果、学科专著等审查、出版工作，处理与考察有关的问题，直至考察工作全部结束。朱济凡同志从挑起黑龙江考察工作这付重担起，一往直前，负责到底，遇到困难、挫折，从不后退。为考察队员起到了很好的带头作用。

不说大话空话，结合实际执行政策

黑龙江综合考察工作是中苏共同进行的，涉及对内、对外政策。当时的情况是：综合考察工作在苏联已有几十年的历史，在黑龙江流域（苏联境内）的考察工作也已进行了几年，工作基础比较好，而我国对黑龙江流域（中国境内）过去做的工作不多，同时又面临任务重、时间紧、科技人员少和经验缺乏等困难。据此，中央和科学院的领导要求我方人员在工作中向苏方人员学习，这是完全正确的。但如何理解和执行好这一指示，朱济凡和其他领导同志花了很大的精力去思考和研究。朱济凡同志一方面要求我方人员全面、客观地了解苏联综合考察工作的情况（包括历史、方法、成果及其应用等），并虚心学习一切适用于我国的经验；但另一方面又要求我方人员切不可将苏联的经验不加分析、原封不动地搬入我们的工作中应用。

例如，对科学综合考察，这一涉及天上、地上和地下范围广泛的多学科调查、研究工作，其方向和任务究竟是什么？在1956年是不十分清楚和明确的。参考苏联的经验，朱济凡等领导同志较快觉察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并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确立了考察工作应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的思想，即我方黑龙江考察工作应在对自然条件、自然资源综合考察的基础上，经过科学论证，提出考察地区生产力发展远景设想（开发方案），为国家开发利用这一地区的资源提供科学依据。这一指导思想在考察工作中形成、完善，并贯穿于工作的全过程，为我方黑龙江考察工作取得丰硕成果起到了重要作用。又如参加黑龙江考察的有两国科学家，数量多，知名度也高，朱济凡同志对待中苏科学家都很尊重，平等相待，并经常主动征求和听取他们的意见，发挥他们的作用。他还对参加考察工作的我国科学家寄予希望，请他们带领中青年科技人员完成任务，并通过工作提高业务水平。在考察工作中，由于两国自然条件、自然资源和国情的不同，两国科技人员对有些工作和问题往往产生不同看法（如对水、土、森林等资源评价和利用），有时甚至争论起来。对于这类问题，朱济凡同志认为，在对一些问题作科学探讨时有不同看法是正常的，可以互相尊重、平等的态度各抒已见进行研究；遇到分歧大、有争论的问题，我方人员可表明立场、观点，不必同对方纠缠；并可按两国政府协定和国内政策独立自主地进行处理。以上提到的几个涉及政策性的例子和问题，现在看来，可能不难解决，但在当时建国后不久的50年代，要求向苏联学习的背景下，能正确地处理这些问题，可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依靠群众，集思广益，做好工作

朱济凡同志为人谦虚谨慎，虚怀若谷。对工作极为负责。为了使工作减少失误，更有成效，在处理问题，特别是处理重大和紧急问题时，他总是充分发扬民主，听取各方意见，集思广益，然后集中正确意见，做出决定。涉及全局性的问题，如考察队计划等，就召开考察队各大组负责人和有关科技人员参加的会议决定；其它问题，召开有关人员会议或听取他们的意见后决定。对于考察队领导人考虑要进行的重大工作，他往往先同下面通气，听取意见，在征得基层同意并认为时机成熟、应该进行的时候，才下达通知执行。由于他在工作中尊重人，没“官”气，民主作风好，能富有成效地执行群众路线，再加上竺可桢副院长、冯仲云副部长等领导同志也都极为提倡这种作风，并身体力行，因此当时整个考察队内民主气氛浓厚，队员工作热情高，工作进展顺利。

从难从严要求，培养青年干部

从黑龙江综合考察工作一开始，朱济凡等领导同志就十分重视青年科技干部的培养，其方法主要通过工作实践。朱济凡同志一方面要求青年科技干部虚心向中苏科学家学习，鼓励他们在工作中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积极完成任务，加速提高自己；另一方面，他又在政治思想上严格要求和关心他们，要他们参加政治学习，认真学习党的方针、政策，跟上形势，使自己的思想和工作不迷失方向。同时，他还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例如，按工作需要，给有些青年科技人员安排任考察队小分队队长、专业组组长等职务，让他们挑重担；在听取青年干部工作汇报中，对需要解决的问题的处理，领导先不表态，让青年人先提出处理意见，然后共同研究决定，以提高青年干部的组织管理工作能力；在考察队研讨问题时，他注意安排青年干部或在他们中有代表性的同志参加，并鼓励他们发言或主动听取他们的看法，尊重他们的意见，以培养他们的参事、议事能力。此外，考虑到青年人的特点和他们所在单位的工作，考察队允许科技人员在完成自己所承担的考察任务的基础上，可以为本人和本单位收集学科研究等方面的资料和标本，编写、翻译论文和专著；同时，在有条件的情况下，按规定在生活上给予他们适当的照顾，为他们的工作尽量提供一个宽松的环境。

通过几年的工作实践和锻炼，经风雨，见世面，一大批青年干部在这个考察队的大集体中成长了起来。现在，当年从各单位抽调参加黑龙江考察的许多青年科技干部，大多已成为本单位主要业务骨干或业务领导干部，曾参加黑龙江考察，目前仍在综考会工作的几位科研人员，也都已成为研究员，有一位同志还被调往部级机关，任副部级领导职务。

廉洁奉公，勤俭办一切事业

对中苏共同进行的黑龙江考察工作，国务院、中国科学院和有关部门以及有关省区都十分重视，为保证工作的进行，所拨经费和物资都是比较充裕的。朱济凡等考察队领导同志没有因经费、物资充裕，又有外国人参加工作而在开支上大手大脚。相反地，他们将此工作抓得很紧，不仅在会议上讲，要求大家根据工作需要，认真制订经费开支预算，注意节约，防止浪费；同时朱济凡同志又要求主管计划和财务的同志严格审查计划和经费预算，重要的，他都亲自过目。朱济凡同志常说，厉行节约，防止浪费，勤俭办事。对考察队来说，重点要抓计划的制订和执行，如果计划考虑不周，没有订好，或订好了没有很好执行，那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就大了。1956年夏季，为给航行在黑龙江上进行考察工作的中苏科学家改善一些伙食，有关人员采购了几条火腿，但因天热，管理不善，造成火腿变质而浪费。事后，朱济凡同志找到有关人员一起分析事故发生的原因，研究防止这类事情再次发生的措施。在此基础上，他带头作了自我批评，承担自己应负的责任，并要求大家吸取教训，引以为戒。

朱济凡同志严以责已，宽以待人，特别在经济问题上，从不借公济私，更不以权谋私。他要求别人廉洁奉公，自己首先带头执行。例如，在几年的工作中，朱济凡同志陪外宾一起参观游览等活动比较多，他总是提醒下面的工作人员按有关财务规定办理，注意节约，不要超支，更不允许借接待外宾的名义多买食品等私分。朱济凡接待内宾更多。在他的住处接待内宾或开会，他总是自备烟、茶招待，从不借什么名义暗示下面同志设法报销。有时他找我们几个年轻人去开会，研究工作，到开饭的时候还未谈完，我们准备回单位吃了饭再来，他硬是把大家留下用餐。利用吃饭和饭后时间，一鼓作气，继续把问题说透，将工作谈完。而这顿饭费呢（当时虽然物价低，是普通餐，我算了一下，也要占我工资的1/6到1/7），他自己掏腰包。这样的事，我就遇到过二三次。在朱济凡等领导同志带头严格执行财务规定的影响下，在考察队内渐渐形成了一种艰苦朴素、廉洁奉公和勤俭办事的作风。

狠抓成果，总结经验

朱济凡同志平时注意抓年度和阶段等考察成果，尤其在临近考察工作的最后阶段全面总结时，他如同一位老农到了收获季节抢收庄稼那样，狠抓考察工作的最终成果。包括主要成果——黑龙江流域及其毗邻地区生产力发展远景设想（开发方案）及其附件（自然条件、水利资源、地质矿产、交通运输和经济等报告），以及其他成果：几部学科专著、图集和论文集等。朱济凡同志利用大总结的机会，再次强调了综合考察工作的经验：

1．政治挂帅（当时的提法）。考察工作必须在党的领导下，在党的方针、政策和路线指引下进行，才能使工作不迷失方向并有效完成。

2．经济为纲（这也是当时的提法）。考察工作必须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为国家今后对开发利用已考察的地区时提供科学依据。

3．科学论证。考察的成果应在进行实地考察、占有充分资料的基础上写出，具有科学性。提出的远景设想、开发方案等必须经过各个方面、各有关学科的专家、学者和科技人员等进行全面、系统的科学论证，力争提出最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