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唐以剑*

我1963年到地理所，那时正处于三年自然灾害与中苏论争之后的科学大发展时期。地理所新分配来的大、中专生也特别多，我们中山大学自然地理专业同班来的就有7人（其中二位在沙漠室）。我被分配到自然地理研究室生物组，从事南方热带地区生物地理群落中植物与土壤之间灰分元素生物小循环的研究。很显然我虽在生物组，但工作都是属于化学地理方面的。1964年出差去云南西双版纳调查采样。1965年正准备出差去海南岛时，由于研究区域的调整，北京地理所不再从事南方热带地区的研究工作，我被重新分配到新组建的地理情报研究室，随即去甘肃酒泉、武威参加了两期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期间又去搞专案，后又到外国地理组搞情报和援（助）越（南）任务。1973年重回自然地理室，1974年转入新组建的环保室，1976年将环保室改为化学地理室后，一直在该室工作至1999年退休。现在回想起来，岁月如烟，仍历历在目。不过最最值得我怀念的还是文化大革命前那段青春岁月与美好时光。

“安、钻、迷”

那个时候科学院在京的总人数还比较少，全院大会常在北京展览馆（当时叫中苏友好大厦）电影大厅开。我第一次参加的全院大会就是在那里召开的。大会报告人是中央委员、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同志，报告的主题是动员向科学进军，核心是从事科学研究一定要有安，钻，迷的精神，也就是说每一个科学工作者都要热爱自己所从事的科学事业，一定要排除一切私心杂念，真真正正地“安下心来，钻进去，迷上他”，听完报告我们都十分兴奋，大家只有一个信念就是好好学习，认真工作。当时对青年学子的学习特别强调打基础。我记得黄秉维所长在跟我们谈工作时，就明确提出新来的同志一定要好好打基础，起码要用五年时间认真学习业务知识和提高外语水平。就这样我到地理所后很快就被安排到北京大学生物系旁听进修植物营养生理学课程，一面补充学习专业知识，一面加强外语学习。和我们一起来所的研究生郑达贤同学更是废寝忘食，认为自己毕业于师范学院，基础比较差，因而自订指标每天上课、学习12小时。有一个礼拜天外出与朋友约会，耽误了学习时间，回来后补习到凌晨两点才休息。为了每天能按时提前起床，自己买一个小闹钟放在枕头底下，天天如此，从不间断。1958年来所的郑度同志，那时他的英文和俄文都已经很好了，正在学习第三门外语—德文。我记得一个礼拜天，正在热恋的他与王大夫约会时间就要到了，我们几个单身汉，都催他快点走，他看看表然后笑笑说，不急，还差三分钟呢，于是他又高声朗读德文了。这样的“安，钻，迷”，在当时的科学院、在地理所，在我们每一个人身边是很多很多的。

室内“卧冰”

20世纪60年代地理所的集体宿舍主要在中关村17号楼和29号楼，由于1963年来所的人较多，我们新来的7个人（包括郑达贤、吴胜明、杨勤业、朱振源、我和气候室的龚家龙，高汉宾），再加上早一年到所得罗修岳同志一共8个人临时安排在81号楼一层东北角的空房居住，5张上下铺的床，两个上铺放行李，其余8个铺位睡人。日常用的口盅，脸盆放在各自的床底下。由于这间房子原来是一间过道改成的杂物间，比较大但没有安装暖气，因此所后勤冬天就为我们安一个煤炉生火取暖。我们白天都在45楼办公室工作、学习，晚上要到10—11点以后才回到宿舍，这样煤炉总是熄灭的，虽然我们室的老同志曾专门来为我们生过两次火，但由于我们这些年轻人大都是南方来的，一来我们没有生煤炉的经验，二来也怕麻烦，大家都不想再生煤炉了，就这样我们过了一个冬天，记得很清楚有一次我早上起来拿脸盆洗脸时，发现口盅与脸盆粘在一起拿不开，感到很奇怪，原来床底下的脸盆结冰了，大家又是一阵哈哈大笑，我们能在冰屋里生活却不感到有多冷。真有意思，青春多美好啊。

“刀耕火种”引出的研究课题

根据20世纪60年代初的有关报道，全世界在热带亚热带，经济发展相对比较落后的亚、非、拉美地区，大约有三亿人口的农业耕种，都停留在极为粗放的刀耕火种阶段。所谓刀耕火种就是当地农民在附近山地选择一块森林草地，放火烧光，在地上打个洞，播下种子，不用施肥也不用管理，就等待收获了，过两三年再换一块。这种耕作方式，不仅容易引起火灾，破坏林木草地，加大水土流失，而且产量也很低。但对于生活在大山深处，交通很不方便，又无力购买肥料的山民来说，也是一种权宜之策。而且若两三块地轮流耕种，充分利用草木灰作肥料，再加上适当的管理，在山多地少人烟稀，经济还很不发达的地区而言，还是有一定价值的。对于这种刀耕火种生产方式的利弊得失，当时争论不少。为此，黄所长要求我们用三、五年时间，从热带、亚热带微量元素的迁移规律，植物种群的变化以及植物-土壤之间营养和灰分元素的分布、迁移与累积的角度来研究这个地区的生态，地理，环境问题，探索在热带地区大力发展木本粮食的途径，并在此基础上发展我国的化学地理与生物地理群落学科的研究工作。

元江丢失眼镜版纳蚂蟥侵扰

根据黄所长的安排，1964年秋化学地理组章申、严润娥、张立生、生物组的杨淑宽和我五人出差云南进行野外考察。虽然这只是一次调查学习了解情况，并没有具体的任务，但由于除杨淑宽外我们都是第一次来考察，准备都比较充分，主要是到代表亚热带稀树干草原的元江和热带雨林的西双版纳两地，由于当时交通很不方便，调查、采样全靠两条腿走路。有一次我和严润娥在元江调查时，天气十分炎热，树木很少，虽然山下炎热干旱，草和灌木生长比较矮小，但随着高度的增加草木渐渐茂盛起来，到100米左右的半山处，山陡草高，上山就要靠一双手往前攀登了。走到半山稍平的地方，向山下遥望时，怎么看不清了。啊！原来我的近视眼镜不知在什么地方早已丢失了，从此我要看远方就只有靠望远镜帮忙。还好，到西双版纳雨林地区，到处是茂密的森林，视线很有限，一般都不用望远镜帮忙。但工作也更艰苦，每天不是走路，就是挖土壤剖面。等到一天工作结束时，肚子空空，背后爬山包里的土壤样品却越来越重。特别是在雨后的傍晚时分，山蚂蝗活动特别猖狂，我们在林地走，虽然全副“武装”，从头到脚围得严严的，脚上还穿上长筒布袜，一路快走不敢停留。但当走到一块空地时停下来一看，还是在脚上发现了26条山蚂蝗，其中一条已穿过长筒布袜，在脚下吸饱了血已经不能动了。真是毛骨悚然，害怕极了。

人间友爱永不忘怀

我们这次到西双版纳沿途交通很不方便，不仅北京到昆明没有直达火车，需要坐很长路的汽车，而且从昆明到西双版纳更是连条像样的公路都没有。从思茅以南没有公共车，我们还要乘卡车沿着崎岖不平的山路前行。我们工作结束时，采集的大量土壤、植物样品都是通过越南河内国际联运回来的。这次西南之行虽然路途艰险，但人情意暖，心情十分舒畅。特别是当我在昆明植物所完成学习植物灰分分析方法一个月之后，一个人返回北京的经历，更是我永生不会忘怀的一段美好记忆。那时我一个人从昆明经贵阳到柳州后，转火车返回北京还有两天两夜的时间，发现钱已不够买全程卧铺了。没有办法只好去跟列车长商量，能否买半程的卧铺时，列车长知道我是中国科学院的，一个人长途旅行已经很辛苦，便问我还有多少钱。我如数告诉她后，过一会她说你若买半程卧铺票会有一个晚上不能睡觉，我这样给你安排吧，当天白天你不会睡觉，卧铺从晚上10点开始到第三天早上6点结束，6点以后你可以继续坐在那里直到北京。还说你没有钱吃饭，我个人再借给你。这种人间友爱，物尽其用，全心全意为旅客服务的精神，是我无法用言语表达的，也是我一辈子学习不完忘不了的啊。可惜的是当我到达北京，在科学出版社借到钱去还给这位好心人时，她已经休息不能见面（因为她晚上还要跟车返回广西呢），不能当面道一声谢，这也是我遗憾终生，永远不能忘怀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