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谢又予*

寻找三门峡粗颗粒泥沙来源

1965年，为完成黄河水利规划委员会下达的生产任务——“三门峡粗颗粒泥沙来源”，我和陈永宗、丁怀元、赵韦航等一行五人上了黄土高原。黄河流经陕西山西后将大量的泥沙带入三门峡水库。研究发现，大于0.2毫米的粗泥沙颗粒沉积在库区，小于这个粒级的颗粒则随洪水被冲到下游淤积在山东省黄河大堤内。因而，搞清这些粗颗粒在黄河支流上的分布？哪条河流产出多少粗泥沙?对于今后采取什么防治措施，十分重要。

我们住在延安大砭沟水土保持站。其中一位老先生，呆在水保站上工作，4个人要分别调查4个县，还要采集样品，带回北京进行粒度、矿物成分等分析，任务相当艰巨。于是陈永宗、丁怀元、赵韦航3名男同志各自承担了延长县、绥德县、米脂县的任务。为了照顾我这个女同志，给我分了延安县。我每天一大早6点多钟骑车到10里外的延安市长途汽车站，乘公共汽车到我要去的乡，从那儿再步行到计划好的黄土沟中去填图及采取黄土样品，每天都背回一大背包土样。在黄土沟中工作时，我一手拿着地质锤，一手攥着块石头，随时准备对付突然窜出来的恶狗，甚至狼。

一次，一只大狼站在我对面山坡上盯着我。此时正值中午，火辣辣的太阳使得农民都回家歇晌了。在我的视线中看不到一个人，只有那只死盯着我的大狼。我知道打狗要打头，打狼要打腰，只要它向我冲来，我会用我的地质锤拦腰打去，以后怎样就听天由命了。我和狼对峙了足足有好几分钟，它终于慢悠悠地走了。我赶快爬上山坡，找到一个村子。老乡听我叙述刚才的情况后告诉我，以后中午千万别一人在沟里转，找个农家先歇个晌，等农民下地时再搞你那些事。

一次，在野外工作时，遇见了水科院泥沙研究所的钱宁教授一行。钱教授对黄土高原的泥沙运行规律有很深入的研究，我向他请教了许多问题。他也诚恳的指出：“你们应该走你们地理学的路，注意泥沙运动的边界条件……”。钱教授的话是带有方向性的指导，可以说，高师一指点，胜读十年书。我将钱教授的意见转达给了地貌室。

三门峡水库淤积量的计算是出了差错的，原因是苏联专家不了解中国的黄土高原。后来不得已在大坝两侧凿了两个大排沙洞，来解决三门峡水库的淤积问题。记得一次在武汉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与我国水利权威张光斗教授交谈，当时我们大骂苏联专家，但他却说：“该挨骂的是我们这些中国专家，也包括我在内。当时明知苏联专家是错误的，但怕给扣上反苏的帽子，都不吭声，有的还随声附和。当时只有一个年青人——北京水利学校的教师，提出反对苏联专家，这种人是值得钦佩的（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总理特别对他提出了保护）。”张光斗教授这种自我批评的精神使我深受教育。后来对三门峡水库泥沙的计算又过于偏大了。问题出在忽略了禹门口外汾渭地堑的新构造沉陷活动。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承担山西运城县和永济县的地震烈度研究时，通过大量钻孔分析，发现了禹门口与横向隆起的峨嵋台地之间是一个天然的大沉沙地，从山陕黄河峡谷由黄河带来的大量泥沙出禹门口后有一部分就沉入到这新凹陷中。我这时期的研究成果曾多次被引用于北大教材与地质所出版的专著中。

邯郸地裂缝调查

1968年，邯郸地区出现了大量地裂缝，邯郸市广播电台因房屋裂缝而无法播音，红军楼也裂开了，邯郸告急。于是国家地震办（国家地震局的前身）调以中科院地质所为主的邢台地震调查队前去考察。短短的几天，他们提出邯郸地裂缝不是深部地质问题，而是浅层地基问题后就开拔了。于是地震办又调来了北京地质地形勘测处专门研究地基问题的专家。他们与打浅钻（洛阳铲）的一批工人工作了相当一段时间，把裂缝处几乎打成筛孔后，提出了与前一结论完全相反的诊断­——不是浅层地基问题，而是深部地质问题，因为在20米地基受压层内没有河、湖、沟、坑、洼存在。于是乎国家地震办另组成一支多兵种的综合队伍前往。我所派了叶青超与我前往。地质所派遣了丁国渝（现为院士，为前国家地震局副局长）、胡毓良和马瑾女士。

一开始大家对每条裂缝要逐一进行考察。经调查，市内共有16条大裂缝。我们在每条上多处作了测量标记，每三天量测一次裂缝的宽度。对选定的水井也作同步测水位记录。地震办的李国栋同志特地从云南物探大队调来一位用物探方法探测地质构造的老伙计，此人以最快的速度从昆明来到邯郸，又以最快的速度探明邯磁大断裂(邯郸到磁县)是从邯郸市外通过，得出地裂缝与深部断裂无关的结论后，就回昆明了。老李又从天津测量队调来队伍，对邯郸市区地面进行了精密水准测量，并画出哪儿升、哪儿降的图件，对解释裂缝的产生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老李本想把我们安顿好后即返京，以至于他连换洗的衣服都没带。他那身衣服从来到走，足足穿了半个月。

通过地面精密水准测量，找到了不断扩大的地裂缝发生于地下水位呈下降的漏斗状地区，如邯郸纺织厂区、邯钢等用水量大的地区。地裂缝的发生与古河道、古冲积扇等埋藏地貌无关，与深部断裂也无关。我们在裂缝处挖到地下10米多深时，裂缝就尖灭了。地裂缝的成因基本弄清楚了。地质所的几位同志急于回京，我却坚持和地形勘测处的同志们留下。李连弟工程师是位老先生，有着丰富的工程实践经验，他很支持我的工作。通过考察，我们提出了用滏阳河的水在洪水期倒灌入一定含水层位中的钻孔中，使地下水下降漏斗得以恢复，又提出重新恢复从山区穿过邯郸市流入滏阳河的沁河原有的流路以补充市区的地下水，在上游修水闸以防山洪影响市区。此外，我们还挨家挨户到受裂缝影响的住户去讲解裂缝产生的原因，消除他们害怕的恐惧心理。一个多月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我们的工作受到了地震办的表扬。我执笔写了一份总结，题目是：“用毛泽东思想指导我们战斗”，这个题目是在我看了一篇《用毛泽东思想指挥我们摘除了一特大肿瘤》后，得到了启示。

质疑庐山冰川沉积

1972年，我随沈玉昌先生考察武汉-镇江长江中游河谷地貌。沈先生率领我们一行4人（谢又予、丁怀远、孙仲明、张青松）沿江调查，得便上了江西庐山。因我专攻沉积环境就一头钻入对庐山沉积环境的研究，大量采集李四光先生早年定为冰川泥砾的各种土状物，足足好几箱。回到所内，利用自建的沉积物分析实验室对所有样品逐一采用多种分析手段进行化验分析。结果发现原先李四光先生定为“冰碛”的沉积物，却都是在湿热环境下生成的。我写出《江西九江—庐山第四纪沉积环境初步分析》一文。嗣后，就此文我参加了地质部组织的“庐山第四纪冰川讨论会”。在当时，地质部系统内是决不允许反对李四光的学术观点的。无论是李老的第四纪冰川理论，还是地质力学理论，谁反对，谁就将遭恶运。在我做这篇论文报告时，组委会特地安排了一间小会议室，谁知到会者挤得水泄不通。我刚讲完，北京农大的李连捷教授(后来为中科院院士)走上前来，紧紧握着我的手说：“你的工作做得太好了；工作就得像这样做。”

就在这段时期里，《人民日报》发表了黄钢的文章，批判反对李四光冰川理论的人，说谁反对李四光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西方文化东渐论。一次我正在地理所食堂吃午饭，冰川学家施雅风(兰州冰川冻土研究所所长，中科院院士)让我写一篇反驳黄钢的文章，并让我发起签名。地理学界对地质学界少数人的作法是有看法的。我于是起草了一篇驳黄钢论点的文章，我所郭敬辉副所长、施雅风等共8人签名，由我寄往《人民日报》。但是，报社以版面过紧为由，撤销了原定发表此文的计划。但不管怎么说，我成了反对李四光庐山冰川的人物之一。中国地质学会名誉理事长黄汲清先生在总结中国地质发展历史的文章中，也曾提及此事。我的这项研究工作，为后来施雅风、崔之久、李吉均负责的 “中国东部第四纪古冰川与环境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开了个头。我也参与了这项研究，成为自然科学二等奖的五位获奖者之一。

南极科学研究

我接触到中国南极科学研究是十分偶然的。1981年 ，我接到远在南极澳大利亚科学站戴维斯站越冬考察的张青松同志寄来的一封信，委托我参与主持分析他采自戴维斯站地区的沉积物样品。这些来之不易的样品必须充分利用加以研究。我承担了沉积环境的研究工作。一年后地理所主编的中国第一本南极科学研究论文专辑出版了，该论文集和张青松撰写的由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出版社出版的英文专著一起，获得中科院科技进步二等奖，我在5名获奖者中名列第二。

1985年我参加中国南极考察队二次队赴中国长城站考察。我不仅对长城站所在的菲尔德斯半岛的冰川和冰缘地貌进行了系统调查，而且在西湖钻取了10多米长的湖泊沉积岩芯。回国后，经过分析研究，获得了较完整的长城站地区全新世环境变化的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