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淑宽*

一、我的地理情结，源于高中时代

我就读于天津市南开女子中学，两位地理老师为我们介绍祖国的浩渺江河秀丽山川和丰富的自然资源。时当解放初期，许多未被开发的处女地有待探察揭密及开发。老师的演讲感染了许多同学，激发我们热爱祖国大自然的激情，高中毕业时我放弃了学医的愿望，报考了清华大学地学系地理组，决心为祖国的地理事业贡献自己的绵薄力量。

二、我爱上了野外考察生活

1952年清华大学地学系调整到北京大学并成立了地质地理系植物地理专门化。我选择了植物地理专业，选修生物系的植物地理群落和植物分类学，受教于李继侗先生。李先生不但教学严谨，而且重视理论联系实际，常带我们到京郊山区野外实习，为我们识别植物种类和植物群落类型的知识打下了基础。

1955年毕业前夕，时逢中科院组织“黄河中游水土保持考察团”对黄河流域进行考察，学校派我参加考察队学习并撰写毕业论文。除了参加面上的考察之外，我们的实习定点在山西省离石县王家沟的黄土地区，住在王家沟水土保持工作站。工作站的同志们一日三餐喝的都是杂豆面的糊糊，餐桌上只有一碗盐和一碗辣椒面。我们入乡随俗每天早上出去考察只带半袋子（土壤标本袋）杂豆炒面，一个军用水壶的水。生活虽然艰苦，但我感到很充实。通过实习使我认识到了黄土高原的自然面貌及各种地貌类型，更使我体会到作为一个地理工作者，野外考察是不可或缺的，面对各种自然现象直接获得第一手资料，更可以锻练人的坚强意志。

在考察中我发现当地农民是沿着塬面顺坡而下进行耕种，这样不仅不利于水土保持而且加重了水土流失，如果改变方式沿等高线耕种，既保持了水土，还可以增加产量。我把这一理念，写成了一篇小小的论文提交给了考察队。

考察队在野外就像一个大家庭，互助互爱，教学相长，有苦有累也有乐。我们敬仰前辈专家的广学博识，有时也会因为他们的幽默引得大家开怀大笑。那时在黄土高原考察没有现代化的交通工具，不走路即骑驴，而驴有一个习性只走崖边的驴路，人骑在驴上俯首下望只见深深的黄土沟壑，不见谷底，使人不寒而憟。一次李继侗先生从驴背上下来脚还未站稳，身体斜侧一边正好与驴脸来了个亲密接触，旁边的一位科学家不失时机说“你要亲吻找错了对象”，惹的大家哄堂大笑，缓解了骑驴的疲劳。

这首次野外考察，不但使我学到了科学知识，提高了认知水平，还使我增强了从事地理工作的信念。我热爱野外的考察工作和生活，1955年大学毕业分配时，我如愿以偿分配到中科院地理研究所。

三、跟着导师学读书、学科研、学做人

1955年进入地理所后，很幸运的黄秉维所长成为我的导师，当时他正肩负着“中国自然区划”重任，时间紧任务重，但他还是抽出时间精心指导我们学习，如当时恰逢苏联C.B.卡列斯尼克的《自然地理》中译本问世，导师指定我们每周阅读若干章节，于下周向他汇报学习心得体会，同时阐述他的学术思想。通过这样的悉心辅导丰富了我的知识领域，也承接了自然地理综合分析的理念，为我以后的科研工作打下了基础。

导师告诫我们从事科研工作一定要重视基础资料的收集和积累。1956年黄所长派我到植物研究所协助钱崇澍所长收集植物地理分布的有关资料，其间我几乎查阅了植物所图书馆、资料室的有关书籍，做出资料卡片，供钱老进行植物区划参考，也为以后自己开展植物地理研究奠定了基础。

黄先生不但在学术上严肃、严谨、认真负责，而且淡泊名利，经他修改的文章，他也不愿意牵头、挂名。如为纪念地理所成立三十年，由我出面组织有关研究人员编写的“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三十年科研工作回顾”一文，完稿后请黄先生审阅，他逐字逐句认真修改，文章定稿以后，黄先生多次叮嘱左大康所长转告我不要写他的名，深深教育着我。

四、大漠走单骑，学以致用

1958年我参加了中国科学院组织的“中苏治沙综合考察队”，考察地区是甘肃河西走廊的沙漠和戈壁，包括甘肃的民勤、武威、金昌、 张掖、山丹、高台、酒泉、安西、嘉峪关、玉门、金塔、敦煌，西至当金山口，任务是探索沙漠戈壁的分布，区域自然特征、沙地的起源、流动沙丘的特点、沙地类型以及防沙固沙措施和沙地利用现状。为今后广泛开展改造利用沙漠提供资料和建议。苏联专家M. B. 彼得洛夫指导植物地理组的工作。考察过程中我们还要负责采集植物标本，白天背着沉重的标本夹徒步考察，晚上整理植物标本，给标本换纸、凉晒等，有时工作到深夜，标本是植物地理工作者最宝贵最基础的资料，虽然辛苦，乐在其中。收获的这些标本也为后来自然地理研究室建立标本室打下了基础。

考察中有一个小插曲。由于在野外方便起身时突然发现丘间低地背风坡长着一丛禾本科植物迎风摇拽，以前没有采集过，我顺手采来拿给M、B彼得洛夫鉴定，彼得洛夫一看兴奋不已，让翻译（丘德明）对我说：“这是他寻觅已久的一种三芒草，他想一定会在该区域内有分布，但考察了那么久也没发现，今天终于找到了，我真高兴，真想拥抱你，无奈限于国情只好握手致谢了”。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根据对治沙工作的要求，在1958年路线考察的基础上，提出对由东向西分布的主要沙漠进行穿越性详查，成立了若干沙漠考察的小分队，我被分配在东队的小腾格里沙漠考察队，本队由22名队员组成（20男，2女），并任命我为队长。此次考察的范围主要集中在小腾格里本部，并对其东延部分多伦南部的沙地以及祁尔格庙北边的沙地和西北二连的沙地以及沙地周围所经过地作了概括的调查，考察报告刊于“治沙研究”第三号（1962年出版）。所谓“小腾格里沙漠”实际上是覆盖在半干旱草原和荒漠草原上以固定和半固定沙丘为主，流动沙丘为辅的一种沙漠类型。我们认为该类型更名为“小腾格里沙地”更为确切，经讨论认同，小腾格里沙地之名在学术界应用至今，按蒙语则称为浑善达克沙地。考察中还完成植物调查的任务，撰写出“内蒙古小腾格里沙地的植被”一文，刊于“地理集刊”第8号（1964年）为治沙和植物地理的研究积累了基础资料。

我们的考察工作结束于正白旗，返程前旗领导为我们举行具有蒙族风情的欢送会，会上蒙族兄弟的朴实豪迈民族性格及“大口喝酒，大口吃肉”的壮观场面，深深激励着我队的男队员，他们既不懂蒙族的风俗，又不胜酒力，未过三巡烂醉如泥、口吐狂言、哭的哭、笑的笑、丑态百出场面极为尴尬，欢送会只得草草收场，当日是走不了啦！待到次日清晨，队员们酒醒之后，我们才告别了蒙族朋友，迎着朝霞踏上归途。从此我也就告别了哺育我成长的大漠之旅。

五、雁南飞寻觅试验基地

1958年自然地理研究室成立，黄所长提出了自然地理研究的三个新方向，即物理地理、化学地理、生物地理群落。并据此建立了三个相应的学科组。黄所长当时提出：“生物地理群落物质与能量转换”研究的方式，应以定位的联合观测分析为主，综合地研究整个生物地理群落的各个组成要素，其中包括光、气温、降水、土壤水分、土壤温度、蒸发、二氧化碳、土壤中活动化合物、酸碱度…等等和各个植物、动物、微生物彼此间及其与土壤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动态。当时国际上仅有少数科学家开展以上部分内容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森林中，可供我们参考的资料甚少，困难却很多。

为在我国开展生物地理群落的定位研究，所领导曾派我三赴热带地区进行探索，寻觅试验基地。

1961年我和屈翠辉（土壤专业）首赴海南岛进行踏勘。我们乘海轮从湛江港出发，轮船驶出琼州海峡进入大海的一刹那，遥望海天一片，空荡荡的海面上只有我们一叶孤舟，心中好生孤独，好在一路风顺，平安抵达海口，再转乘长途汽车到达目的地－儋县华南热带作物研究所。何康所长（后曾任为国家农业部长）接见了我们，并为我们介绍了热作所的情况。当时我国的橡胶全靠进口，热作所的主要任务是从东南亚引种橡胶也引种一些其它热带经济作物，这是对我国国民经济具有重要意义的一项重大研究课题，在学科上属于人工植物群落。但是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所早已捷足先登在这里开展了若干有关热带作物生态环境的科研课题。根据领导指示我们又对海南岛西部干旱环境生态类型进行了考察。

第二次下江南还是我和屈翠辉。去云南西双版纳，我们先到昆明，访问了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吴征镒先生，他介绍我们到西双版纳热带雨林生物地理群落定位试验站调研。那时到西双版纳必须从昆明乘坐破旧的长途汽车到思茅，再从思茅转乘四天三夜运货的小木板马车到版纳，路上惊险自不必说。单说夜晚住宿就成了大问题，因沿途人烟稀少既无招待所也无旅店之类的栖身地。男同志可住路边的缅寺（傣族的庙宇），而当地的风俗女同志是不准进入缅寺的，我们只好求助于同路人，如解放军战士，傣族女教师等帮我们介绍住处，有时住在六面通风的由竹片搭建的竹片房中，有时住在卫生院的药房中。经过四天三夜的跋涉，终于到达位于昆明植物所设在热带雨林中的生物地理群落定位试验站，得知该站已设立了“生物地理群落物质与能量转换”样方若干，虽然已观测了若干时日，但距黄所长提示的研究目标相差甚远，加之远离研究所的支持系统，仪器、设备、人员、生活上遇到的困难不能及时解决，因此工作进展并不理想。

三下江南是在1964年，章申同志从苏联学习归来，为开展“化学地理或地球化学景观研究”，领导又组织章申、张立成、严润娥（化学地理专业）及杨淑宽、唐以剑（植物地理专业）五人小组，再赴西双版纳调研，行前黄秉维所长指示我们（大意是）此次调研不挂任何牌子，只是对开展热带生物地理群落及化学地理研究的定位试验进行探索，千万别形成与其它单位争地盘的印象。

本着黄所长的指示精神，我们在昆明访问了植物所，云南大学生物系，并由曲仲湘老先生亲自带我们考察热带雨林，林中植物种类繁多，生长高大茂盛，而林下遍布飞机草，草上爬着许多旱蚂蝗，听到人声迅速爬来，吸取人血。不幸的是我们进入雨林不久，毒飞蛾叮在曲老先生的额头上，顿时形成大毒包，我们只好退出雨林进行抢救。这时我们发现每人身上都爬有多条旱蚂蝗，唐以剑从我身上就摘下22条旱蚂蝗。雨林考察无果而终。而后我们在元江干旱河谷的元谋考察了热带干旱河谷的生态类型。其后我们参观了昆明植物所设在西双版纳的热带植物园。

至此我们对黄所长提出的为开展生物地理群落和地球化学景观研究进行的选站考察工作，在我国热带地区进行了热带雨林（季雨林）的植被调查，热带地区河谷干旱植被类型的调查，热带地区人工植物群落的调查以及热带雨林生物地理群落定位试验站的调查与探索，此外对少数民族实行的刀耕火种对环境的影响也进行了初步考察。但十年动乱三个新方向遭到批判，各项工作被迫下马。人员流散，我也于1964年调往所业务处（现科研处）从事科研管理工作。

六、不了情

我的工作岗位虽然由科研转型到了科研管理，回眸往事我依然向往过去那种艰苦而充实的野外工作，它使我接触大自然并从那里获取第一手资料，增长知识，这是地理工作者不可缺少的基本功，野外的艰苦环境又锻炼了我们克服困难的意志，增强同志间互助互爱的纯真、诚信精神，野外生活实在是大自然赋予我们地理工作者独享的最幸福时光，我深深的眷恋着祖国的大自然。遗憾的是我虽然三下江南考察热带区域，但受方方面面的影响，未能完成黄秉维所长在热带地区开展定位站工作的宿愿。祝愿年青一辈在今后的大好条件下，能更有作为，完成老一辈的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