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姜德华*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西方地理学界掀起“计量运动”热潮，八十年代影响到我国。编写《中国农业地理总论》时，吴传钧先生说过：“时代不同了，我们该搞些新的东西啦” ！1978年7月，我赴河北栾城搞“农业资源调查与农业区划”时，吴先生对我说：“你对数学方法有些研究，这次下去可要有所作为”。

在栾城期间，我根据“效率论”建立了“农作物效率比模式”（即一种作物与另一种作物单位面积产值（或净产值）之比）。在实践中得出了在黄土、沙黄地种棉花优于小麦；在黑夹土种小麦优于种棉花等结论，提出调整作物布局方案，写成培训教材讲课。不久，河北日报刊出河北农科院魏义章的文章：《数学里面出粮棉》，内容与我所写教材几乎一样。1980年，我撰写了《效率比与地区农业生产优势》在社科院《技术经济》发表。得出了“南疆棉花生产在全国最占优势”等结论。（当时新疆棉面积仅占全国的2.4％。经过28年的发展，2007年新疆棉花面积和产量分别占全国22.8％和38.2％；从而验证了“效率比”方法确实有用可行。）在此前后，我在研究农作物建构布局中应用“代数论”，根据已知条件推导出“粮棉比例关系模式”，棉花“适当集中度”，“商品率模式”等方法。通过栾城、禹城、德州、聊城等地区广泛用应，验证有效，我才正式发表。

20世纪八十年代初，听美国地理学家梁蕲善、李育讲授计量地理，激起我对“地理数量化”的兴趣，随即写了《我国计量地理学的良好开端》在《地理知识》发表（1981.第2期）。

在全国农业地理编写交流会上，宋家泰先生鼓励我说：“还可以采用‘回归分析’等方法进行研究和预测”，1980年10月，我参加南京大学举办的首届计量地理讨论班，与地理学界40多名同行一道学习“计量地理”（后改称“数量地理”）。林炳耀老师重点讲回归分析、聚类分析、主成份分析等方法,超越了西方的“数理统计”理论。张忠文老师讲计算机操作。我们自编数学模式和源程序，亲自上机作业，用磁带机打孔，变成机器可以识别的二进制语言。上机经常熬到深夜，不时“卡壳”，过不了关。我编的一个回归程序，搞几十遍都出错。请老师检查，原来错了一个标点符号，改正后，计算机“嚓嚓嚓……”地打出正确结果，真是赏心悦目！仰望窗外，曙光来临……。我忘记了疲劳：手里有了数学模型，又有计算程序这两个“翅膀”；加上地理基础理论“身躯”及专业思维“头脑”，数量地理研究就可以“起飞”了！紧接着，我们又学习了系统优化与规划模型。1985年4月，我与刘毅等同志又赴南京大学参加计算机学习班，主要学习建立数据库以及交流有地理系统分析等问题。

1981～82年，我结合专业，主攻“地理数量化”应用研究，请教黄秉维先生，他随手拿出一本厚厚的《数量地理学》精装本对我说“这是台湾省丁骕写的，你先拿去参考。”我翻开一看，首页还有丁先生的签名，这是他七十年代新著。令人深思的是台湾数量地理研究比大陆早起步十年。

我从农作物合理建构布局着手，运用数理统计和线性规划数学模型借助综考会的计算机，在冷允法等同志的帮助下，终于取得了最佳方案，一鼓作气撰写了《作物布局中的一些定量分析问题》，在《地理学报》1983年第二期发表。编辑部同志告诉我说“这是本刊第一篇有关数量地理的论文” 。

1983年5月，我赴南宁参加了中国地理学会召开的我国第一届数量地理学术研讨会。通过协商产生了中国地理学会数量地理专业委员会。由我召集，推选出杨吾杨、林炳耀、张超、姜德华为正副主任；朱德威、刘妙龙、张耀光、许学强等为理事。还决定由姜德华负责主编数量地理论文集。在地理学会的支持下，吴传钧理事长撰写前言的《数量地理学　在生产布局中的应用》一书，于在1988年问世。此书是我国第一本的数量地理学文集。

在此基础上，我又撰写了《Development of Quantitative Geography in China 》 并在“Asian Geographer” 1986年第二期上发表。这也是在境外刊物上专门论述中国计量地理学发展的第一篇文章。　　　　　　　　　　　　　 

1986年6月，我应河北邢台农业区划办邀请讲授“线性规划”和“投入产出规划”，帮助临城县搞农业发展规划，详细讲解有关数学模型原理、结构、参数，并设计各种表格几十张，由县农、林、牧、渔、水、气、统计、公交、文教、卫生等各部门分别填写，农业区划办负责汇总，由我运算模型并审稿，终于应用新方法完成了《临城县1986～2000农业发展规划》，提交县人大常委通过，正式执行。两年以后全县面目一新，摆脱了脱贫。县长到我家登门拜访。这是我与地方干部、群众三结合搞数量地理研究成果的一个成功尝试。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与世界粮食政策研究所的“中国通”Bruce Stone先生从事黄淮海平原农业发展国际合作研究期间，他认为该地区的粮食增产主要是增施化肥的结果，并画了两者呈正相关的曲线。我有些不同看法。2006年我在撰写《德州市农村经济与农业生态调控机制研究》中，通过1965～2004年粮食与化肥系列资料的定量分析，做出了几条“多项式曲线方程”（图片9）。获得的结论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德州农田施用化肥出现了报酬递减。在黄淮海平原其它地区大都如此。可是Bruce Stone先生已经回美国。今后我要同他开展“洲际交流和辩论”了。

1990年8月，在上海举行的首次国际数量地理研讨会上，我作了《中国数量地理的发展》的报告。指出今后发展的方向应该是：中国数量地理研究应在普及的基础上进一步向系统化、理论化发展，把人文地理的数量化作为数量地理研究的重点。

正如丁骕先生所言；“用数量必以其方。当用则用，不当用则不必用”。当然，“数量”化，不等于都是名词、术语加数学。尤其是人文地理领域内，目前有些东西难用数学表示清楚，还不如用文字表达更为贴切。

在数量地理研究中应用遥感和卫星定位，建立地理信息系统、进行自动化制图。这样便可大大简化研究工作中的手工劳动，用更多的精力去探索基础性理论、设计模型，从事实地调查、收集和整理资料，编写研究报告，从而提高工作效率和研究成果质量。这样，使可使“数量地理学”向“理论地理学”发展。

1988～1993年，我在中科院研究生院讲授数量地理与信息处理，课程虽已历经6年，我还要继续当学生，跟上时代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