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日邦*

1965年8月，我从中山大学地质地理系毕业后考取了赵松乔先生的研究生，来到地理所综合自然地理研究室，1968年毕业后留所工作。同年8月，中国科学院的历届研究生和当年分配来院的大学生全部都到天津市南郊灌浆湖畔解放军部队农场劳动锻炼。1970年1月，锻炼结束，我回到地理所。当时，地理所实行连队建制，由自然室、气候室和水文室组成第三连。我被分配到三连的地方病课题小组。1972年，综考会与地理所合并。1974年，组建环境保护研究室，从原自然室分离出来。后来，环境保护研究室更名为化学地理研究室，我一直在化地室工作到2001年退休。

我在地理所工作了35年，历经“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万物凋敝年代，也沐浴了改革开放带来的甘霖雨露。亲身体验见证了地理所野外工作在交通条件、后勤保障等方面的巨大变化，就此写成这篇回忆，以讴歌我国改革开放的英明决策，珍惜今天的美好时光，开创更加灿烂辉煌的明天。

本文从地理所野外工作的衣、食、住、行四方面来叙述。

一、衣

上世纪50—70年代，国家对棉布一直是定量凭票供应，每人每年大约18尺，仅够做一套衣服，而买一切棉制品乃至一捆针线都要凭布票。为了弥补职工因野外工作而造成的衣服破损，所里购买了工作服。工作服分男式、女式各大、中、小三种型号，而颜色尽是灰色和蓝色，穿上工作服后，大家都互相戏称“灰老鼠”。

1968年，受中共中央北方地方病防治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委托，地理所承担了“编制全国地方病分布图”的科研任务，地方病课题组的同志曾到全国各省、市、自治区进行地方病调查和环境病因研究。1970年秋冬，谭见安、朱文郁、吴家燕和我四人到吉林省长白山地区进行地方病考察，身穿破旧的皮大衣，头戴狗皮帽，脚穿大头鞋，当地群众戏称我们“是从威虎山下来的”。那个年代，不论是搞地理调查的，还是搞地质探勘的，或者是钻探石油的，野外工作都很艰辛，装备很差，穿着破旧，背个野外工作包，手拿地质槌，戴着近视眼镜，老百姓常调侃这类人员：“远看像是要饭的，近看才知道是搞探勘的”。

到了80年代，情况就大为改观。1984年，我们到北疆参与“新疆地方病生态环境综合科学考察”，因要到达天山北坡永久雪线地区，所里给我们配备了登山羽绒服、大皮帽、登山鞋等。登山羽绒服穿起来虽然臃肿，但很暖和，很管用，引得地方上的同行们羡慕不已。

二、食

上世纪50年代—70年代，是计划经济时期，也是典型的“票证年代”，几乎一切生活用品和食品都是凭票供应，如火柴、肥皂、棉布、成衣、针线、糖、油、香烟、粮食、面包、点心、瓜子、花生等。居民的口粮也是定量供应的，基本上是男30斤，女28斤。到外地出差都要带上全国通用粮票，因为其中含有定量油，即30斤粮票含5两油。职工的粮食定量不高，油水又少，粮食经常不够吃，尤其是单身职工，往往会寅吃卯粮，从事野外工作的困难就更大了。1966年夏，我参加地理所组织的“陕西省延安地区农业区划”的野外工作，调查队住在延安县青化砭乡政府，一天两顿饭，顿顿都是玉米饼、或小米、土豆、豆角一锅煮，根本没有肉，在野外常常饿得直不起腰。有一次在小寺沟村搞驻点调查，我和吴凯同志就住在老百姓家里。因群众的生活也很困难，我们就吃“百家饭”——派饭。老乡们对我们都很好，轮上派饭的农户都给我们做面条吃，但我们也体谅老乡的困难，不敢放开吃，只吃个半饱。

1970年，我们在吉林省调查地方病时，中午一般回不了住地，多半在老百姓家里吃农家饭，主食中以土豆为多，但能填饱肚子。

1972年，我们在云南省一个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地方病调查，他们的肉多是生吃。在老乡家吃饭时，我们也只能入乡随俗，硬着头皮把白生生的猪肉片往嘴里塞。不过，这种生肉片是经过特殊处理的，吃后并未出现什么问题。

1975年秋，我和侯少范同志在陕西省黄陵县店头村做地方病环境调查，天天吃的都是玉米饼子就白菜。有一天，我在野外采集土壤和水样样品，身背沉重的样品袋，又步行好几里路，当时饿得直冒虚汗，头昏眼花，几乎晕倒。

那个年代，全国的物质条件都不好，而北京算是最好的了，外省市的同志都说，“全国都在保北京”。每当我们要到外地出差时，当地熟悉的人知道后都会来信，让我们帮忙带一些东西过去。当时，北京有两样东西最受外地人青睐，一是1.3元1斤的杂拌糖，二是方便实用的方口懒鞋。那几年，这两样东西我们还真未少给外地的熟人带过。

三、住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地理所的野外人员到外地出差，都得自己带着行李卷，“走到哪里那安家”。出差前，从所里借来一块大油布，还有军用水壶、手电筒、蚊帐、野外工作笔记本等。将棉被、床单、褥子、衣服、鞋帽，以及所有不怕压的用品，用油布包在一起，用一根长绳子以一种专业的捆扎方法，将行李包捆得结结实实，任其在火车、汽车的长途运输中甩打，都不至于散开。这块油布既是行李的包裹皮，在住地也可垫在床下防潮湿。

有些考察点路途远，当天回不了住地，住宿问题就只能随遇而安了。因此，我们曾住过大车店、挖煤工的宿舍、破窑洞、乡下小旅馆等。1973年，谭见安、朱文郁、罗修岳和我四人在云南省北部鹤庆县考察时，就曾住在一个小煤窑挖煤工的集体宿舍里，被子又黒又脏又潮，根本无法入睡。有一次，在内蒙古自治区阿荣旗，我和王明远还住过老乡家里的土炕大通铺，因与老乡的家人住在一起，我们很不习惯，只能和衣而眠，整个晚上，似睡非睡。

在陕北黄土高原，我们住过依山而挖的土窑洞、还有在塬面上往下挖的井式窑洞。所谓“房顶上种粮”，说的就是在这种窑洞顶上种庄稼。也住过在平地上用砖块砌成的窑洞式房子。

1970年，我们在吉林省长白山地区考察，晚上就住在朝鲜族老乡家里。因地处边境地区，当地村干部还安排民兵在住户周围站岗放哨，以保证我们的安全。第二天听说后，我们都非常感激。

吉林市的隆冬季节，滴水成冰，我们住在没有暖气的地方编写考察总结。谭见安、朱文郁、吴家燕同志只能坐在被窝里执笔写报告。写一阵，就得停下来用嘴哈哈气，暖和暖和双手，然后接着再写。一份几万字的考察报告，就是在这样的艰苦条件下完成的。

1970年四月，谭见安、朱文郁、罗修岳、李日邦四人到四川省进行地方病环境病因调查，住在省卫生干部进修学校一处废弃的宿舍里。因考察任务重，时间长，连1971年春节我们都是在成都度过的。成都的冬季，阴冷潮湿，室内室外一样冷，令人难受。好在地方的接待单位给了我们一个火盆，白天在办公室里还能照常工作。除夕晚上，正当万家灯火，合家团圆之时，我们四人则围坐在火炉旁吃烤馒头片。身在他乡为异客，此番情景，别有滋味在心头。

不管是在四川，还是在吉林、新疆、云南、贵州、陕西、内蒙古、黑龙江等地的调查工作主要都是在偏远的农村地区进行，每次调查都要经历一个多月后才能返回县城或者省城休整一下。每当我们从乡下返回县城或省城时，沿途看到华灯初上，高楼林立，道路笔直，汽车穿梭，城市喧闹时，心胸会豁然开朗，有一种久违的感觉。

我们在四川整整工作了一年，当我们走出北京火车站，乘车行驶在宽阔的长安大街时，心情格外舒畅。北京，我们又回来了！顿时感到：工作生活在北京真好！

到了80年代，野外工作的住宿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再也不用自带行李了，都可以住上招待所或条件更好的饭店、宾馆了。

四、行

20世纪60—70 年代，野外工作的交通工具非常匮乏。那时候没有野外工作用车，野外考察主要靠步行。60年代初参加大西北沙漠地区考察的同志，基本上也是靠两条腿走路，有时能骑上骆驼。野外工作，经常走村串寨。村子里养家护院的狗很多，而且都很凶猛，在通过村寨时，还得拿上打狗棍，以防恶狗出来伤人。此时，男同志会自告奋勇，走在前面开路，并留一个壮汉断后，让女同志走在中间，加以保护。在有狼出没的地方开展考察，还要提防野狼的侵袭。

1968年，中国科学院给地理所下达科研任务，要求地理所组织科研队伍赴陕西省延安地区开展地方病调查和防治工作。地理所派不出野外用车，只提供了几辆自行车，从北京运到西安，再运到工作地区。几年间，参加调查的同志都是骑着自行车奔波于陕北黄土高原的沟沟壑壑，村村寨寨，历尽艰辛。有些同志甚至骑着自行车从延安到榆林进行沿途的路线调查，行程几百里。

1974年，我和王明远同志参加内蒙古自治区海拉尔市上库力农场与根河农场的地方病野外考察时，因地方偏僻，道路泥泞，交通不便，根本通不了汽车，就只能坐大木轮子的牛车，吱扭吱扭的，既慢又摇晃，半天下来，累得腰酸背疼。有时也坐胶皮轮子的马车，土路的路况极差，尽是一楞一楞的车辙，还有垫坑的大石块，马一跑起来，虽然快一点，但颠簸得更厉害。虽说“蜀道难”，而东北黒土地的“土道”也很难。有一次到额尔古纳河中、苏边境地区考察时，因没有其它车辆，也坐过解放军支援的拉炮车，几里地下来真把人颠簸得像散了架似的。

1973年，我和侯少范同志参加西安医科大学地方病研究所组织的陕西省黄陵县店头乡煤矿区的地方病调查，只能坐拉煤车返回西安。大冬天的，身裹皮大衣，躺在煤堆上，任其北风呼啸，煤灰扑面。等得下车一看，已是面目全非，互不认识了。

1976年夏天，我与陈能坚同志参加陕西省动物缺硒症环境调查工作，一同工作的有西安医科大学地方病研究所的徐光录教授、陕西省畜牧兽医研究所的程静毅教授等。调查区地处秦岭山地北缘余脉，高山峻岭，羊肠小道，行走十分困难。在军马场的调查只能骑马进行。军马场养的马都是良种军马，身高体壮，非常彪悍。好在马场的同志为我们选的是经过驯服的马，比较温驯。但我们骑在马背上，还是胆战心惊，但愿“马儿慢些走”。

有一回，我和王明远同志到内蒙古自治区海拉尔市开展地方病考察，从海拉尔到上库力农场尽是土路，坐的又是敞蓬大卡车，汽车一跑起来时，车轮滚滚，尘土飞扬，等到了目的地，大家已是灰头土面，除了牙齿是白的外，全是黒面孔，真不知道谁是张三李四了。

进入80年代初，已到了改革开放初期，情况开始好转。随着野外工作的增加，对野外工作用车也提出了强烈的要求。那时，地理所已经组建了司机班，已有10多位司机，也进口了一些日产小车。1984年，中国科学院“七五”重点科研课题“新疆地方病生态环境综合科学考察”开始实施，有 10多个院内院外的协作单位，地理所是项目主持单位。因此，所里配给了我们一辆日产越野车“巡洋舰”。这种车在当时已算是挺好的野外工作用车了，其最大优点就是机件密封好，马力大，底盘高，钢板弹性强，车体宽，坐着舒服，跑得既快又稳当，很受考察队员的喜爱，并出色地完成了考察任务。1985年，由西北水保所负责牵头实施“云南西双版纳地方病生态环境综合科学考察”，他们也派出了两辆“巡洋舰”，还有北京吉普、面包车等，组成一个车队，以保证野外考察任务的顺利完成。

到了90年代，地理所的一些后勤保障工作已走向社会化，所里只保留少量的生活用车，野外工作用车基本上由课题组自己解决。课题组可以在工作地区租车，以解决用车问题。有些课题组则自己购买野外用车，用起来得心应手。有些课题组甚至到云南、新疆、内蒙古等地开展野外工作都是自己开车去，带上仪器装备，不用担心丢失，也不担心损坏，既方便又安全。90年代初期，我们去禹城站出差时，往返都得坐火车，去时花大半天，回京则要一整夜。90年代后期，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他们已有了几部性能良好的野外工作车，而且科研人员大多可以自己开车，野外工作非常方便，往返北京也真是“千里江陵一日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