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丽珍*

光阴似箭，岁月如梭。1963年8月分配到地理研究所工作，在中关村45楼上班，转眼已经过去45年了。当时自然地理研究室下设综合自然地理、生物地理和化学地理三个学科组。45楼是一个住宅楼，化学地理组占据4层靠东边的一个单元。当时实验室只有王同山、饶莉莉和郑建勋三人。我和赵乃芹同时分到这个实验室，跟他们一起为盐碱土改良任务采集的水、土样品做八大离子的分析。分析全部采用容量法，实验设备也很简陋，只有一张长实验台，几把转椅，一台天平，一个烘箱，一个马弗炉和一些玻璃器皿。单元内的厕所水池就是仪器器皿清洗的地方。1964年4月，汪安球先生派我到南京土壤研究所去学习发射光谱分析，老师是刘睁和唐丽华先生，从5月到8月前后4个月。南京炎热的天气实在是不适应，记得当时还长了不少痱子。4个月的时间不算长，基本上掌握了光谱分析的方法，还结识了不少分析方面的同行。从此我似乎就和发射光谱分析结下了不解之缘，从直流电弧发射光谱直到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ICP光谱分析一干就是近40年，……。化学分析主要是从事室内工作，野外工作时间很少，但几次野外实验室的建设和野外考察，确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记忆。

在黄龙县卫生防疫站

1968年的冬天似乎来的很早，气候也显得特别寒冷。我和杜立华都穿着从所里借来的厚厚的棉大衣和皮靴，带着装满实验用的瓶瓶罐罐的木箱，到陕西省克山病的重病区黄龙县，参加由本所章申、王明远、张祝超，以及青海盐湖研究所、南京土壤研究所几位同志共同组成的地方病考察队，在黄龙地区蹲点考察。我和杜立华要在县卫生防疫站建立临时简易野外实验室。

黄龙县卫生防疫站是一个仅有2-3名大夫编制的小单位，一个小院子，几间平房，实验室内只有一张实验台，一个试剂架和药品柜。条件简陋，做起实验来自然缺东少西，十分艰难。实验用的蒸馏水要自己烧，我们把带来的铝制蒸馏器架在防疫站的院子里，到附近的山坡上检来干树枝，动手烧蒸馏水。每天点火都要被熏得泪流满面，但看到蒸馏水一滴一滴流入水瓶，心里自然也充满了欣慰。有了蒸馏水就可以将玻璃器皿洗干净，就可以配制试剂，就可以进行样品分析了。在短短的几个月内，我们总共分析了上千个水样中的Ca＋＋、Mg＋＋、Na＋、K＋、Cl-、HCO3-、CO3=、SO4=等八大离子含量，获得的数据及时配合了野外考察任务。采来的土壤、植物等样品因条件所限只好带回北京分析。

除了分析采回来的样品，我们也有自己的采样任务：每天要定时定点到县城南面的一条小河去采集水样。黄龙县的海拔在1000米左右，从那条小河到县城要爬一个山坡还要穿过长满荆棘的灌丛地，步行往返数千米，采回水样分析。一次我单独去采样，正走在山坡上，突然看见不远处一个妇女重重摔倒后趴在路上，周围一个人影也不见，待我跑到她身边，她已经没有知觉，不省人事。我急忙跑到坡上最近的村子里找来人和板车，把她送到医院，经检查原来是克山病犯了，幸亏抢救及时才脱离了生命危险。

这段时间，我们一直住在黄龙县委招待所一间朝东的窑洞里。屋里靠墙是一个大大的土炕，中央是一个土坯砌的炉子，烧的是大大的煤块，粗粗的烟筒一直通到窗外。那时县城里的人很少估计不足万人，下午5点以后，街上就几乎看不见人影了，唯一的一条街上，几家小店铺也早就上了门板，关门打烊了。每天做完实验，我们都要穿过县城的这条唯一的“大道”，回到县委招待所。晚饭照例是在县委食堂，照例是杂面馒头和5分钱的炒土豆丝或莲花白。尽管生活清苦，工作繁忙，但我们年轻，我们快乐，回到窑洞里仍然是歌声不断。难过的是感冒咳嗽的那些日子，整夜不得安眠。当时没有药，也舍不得上医院。实在不行了，我们就自己用偏方“恶治”，用橘子皮煮水，煮得浓浓的，喝在嘴里又苦又涩，第二天上厕所自己都吓一跳，但咳嗽却明显减轻了。

黄龙蹲点的一件件趣事已经过去整整四十年了，但去延安参观时在延河边与杜立华的合影，县委招待所窑洞宿舍火炉台上烤焦馒头片的香味儿和黄龙县那条安静的小土路还不时留连在脑海中，挥之不去。

在西藏考察

1977年的春天，我们地方病考察队又出发了。这次是由地理研究所牵头，陕西医学院、哈尔滨医科大学等单位参加。王五一是这个队的领队，人员有地理所的王明远、朱振源、李德珠和我，哈尔滨医科大学的于维汉教授，还有陕西医学院的两位大夫。考察路线是西藏（拉萨地区、林芝、波密、通麦）—甘肃（河西走廊）—新疆（哈密、乌鲁木齐、北疆）一线，前后历时6个多月。

李德珠和我的任务是除参加考察外，还要在西藏拉萨防疫站建立临时野外实验室完成部分样品中一些元素的分析。1977年4月中旬，我们乘飞机从成都前往拉萨。飞机到达贡嘎机场上空，不知为什么飞机的轮子下不来了，只得在天上绕圈子，也着实让我们都吓出了一身冷汗，但最后飞机终於平安着陆了。我俩乘大巴到了拉萨市区，我们背着简单的行李，从民航站到拉萨大厦与队伍会合。拉萨的海拔有3600多米，高山反应很快就袭来了，一路上我们气喘嘘嘘，上气不接下气，两条腿好象罐了铅一样沉重，只得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多次在路边的小店门前坐下来休息，短短10分钟的路程，我们竟然走了40分钟。到拉萨的第一个晚上，我们抱着氧气枕头，在不断吸氧中度过了那个不眠之夜。几天以后我们才慢慢适应了高原缺氧的环境，可以在拉萨市防疫站开始实验的准备工作了。

在西藏，我们前后呆了一个多月。我和李德珠除了在实验室分析样品，也参加了到藏东的林芝、波密、通麦一带考察采样工作。我们乘着拉萨市防疫站提供的两辆212吉普车，从拉萨出发，穿过拉萨河，翻过敏拉山口，在车上一天之中经历了从翻越白雪皑皑的雪山到森林茂密谷地的四季变化，也体验了西藏那美丽的江南风光。在原始森林边，我们架起炉灶，用高压锅煮面条吃午饭；在大车店停车休息时和当地老乡交谈；在雅鲁藏布江与尼羊河的交汇处波光辚辚的江边观赏美景时我们也曾情不自禁地放声歌唱。陪同前往藏东考察的藏族翻译玉珍，工作认真敬业，不辞辛苦翻山越岭地陪同我们，30多岁的她有着藏族同胞的那种特有的质朴、美丽、纯洁和善良，给我留下很深的印像。玉珍的老家就在林芝，车一到林芝，她马上跑回家拿来满满一包的牛肉干、奶渣和藏式点心让我们分享。在车上她也常常歌声不断。短短的10多天，我们之间结下了深厚的友情，回到北京后我们还有过一段联系。

我们乘车去通麦的路上，遭遇过塌方。几天的暴雨引发道路两边的山体滑坡，前行的路被巨石阻挡，由于救援的道班工程队还没有赶到。那一夜我们只得把车停在一个相对较高的地方，在车里过夜。雨声伴着从山坡上滚落石块的隆隆声，彻夜不停。天亮后才发现，我们的汽车已经被石块包围。路还在修，我们在焦急中又等到天黑，道路才勉强修通了。天还下着雨，雷声隆隆，周围一片漆黑，塌方还不断，山坡上仍不停的有石块坠落，刚开通的“路”也是坑坑洼洼，危险是明摆着的，等待会贻误后期的工作安排，于是我们只有选择前行。这时大家打着手电，用一束束手电筒的微弱光亮给汽车照明。伴着隆隆的雷雨声和山坡上不断滚下石块的轰鸣声，汽车一步一步颠簸着，好象是冒着枪林弹雨的战士，一步一步终于冲过去了。好险！事后，于维汉教授感慨地说，这真是一次死亡的旅行啊！

一个多月的西藏之行，我们的身体都经受了考验。李德珠几次因为高山反应缺氧而晕厥过去，……，用于教授带来的仪器检测，我们每个人的心电图都或多或少的发生了改变。结束了西藏的工作，我们一行乘车经青海格尔木，到达甘肃敦煌，开始了下一阶段的考察。那一年的10月底我们才回到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