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汤奇成*

20世纪五、六十年代野外考察的交通工具就是普通的解放牌汽车、骑马、橡皮船、自行车甚至就是步行。

1958年夏初，中科院新疆考察队决定要对南疆开都河峡谷段水电梯级开发地址进行实地考察，我们到达巴音布鲁克后，进山已无公路，只能骑马。第二天，当地的干部就去山上牧场套马，晚上就分配马匹。壮实的马理所当然地分给了苏联专家和中国专家，我分到一匹白马，据蒙古族向导巴坡尔估计，这匹马已经有20岁，只比我小了三岁。当时每个人的行李用油布卷成条状绑在马的臀部，仪器、笔记本等放进背包挂在马鞍子上。

大家上马后，先涉水过开都河。在一个蒙古包边的一只牧羊犬突然挣脱了铁链，直冲到白马的后面，当时我急打马企图让他快跑，但白马反而站住不动，等狗的头已快碰到我脚跟时，他猛然一扬后蹄，正好踢中了狗的前额，只听狗一声惨叫，跑回了蒙古包边，其他的狗也嘎然停止了吠叫。事后周廷儒先生说他很担心，一旦狗咬到马尾巴，人就会从马上摔下来，狗就会上去扑咬，他过去在青海曾见过。

峡谷考察即将结束，队里决定当晚在开都河边宿营。但傍晚我们到达渡口处，都没有帐篷和后勤人员。天已经黑下来了，怎么办？没有饭吃，无处睡觉，大家只好决定强行渡河。这时河水已涨，人们骑在马上，膝盖以下全都没入水中。正当大伙由巴特尔领着依次上了岸，只有我骑的白马，走到河中心突然不肯再走了，已经上岸的同志害怕极了，大声喊叫，让我不要低头看河水。这样僵持了5分钟，好个巴特尔，他上岸后又重新下河，涉水到我的马前，叫我把缰绳给他，让我紧紧抱着马脖子，他一步步艰难地把我的马拉上了岸。

1958年夏，新疆考察队决定组织塔里木河小分队，我们从轮台南面的草湖乡出发，到达塔里木河畔，为了弄清塔里木河道的情况，赵济先生和我在一天清晨坐上橡皮船，头戴草帽，身带水壶和馕，在塔里木河中游顺流而下，沿途进行记录，一直到天黑才上岸。1988年，俄国有人要组织首漂塔里木河，我告诉他们，30年前，我们已经漂流过了。

为了在塔里木河中测流速和断面，必须要有船。当时橡皮船已被拉走，当地群众推举了一位技术最好的老船工为我驾船。所谓的船实际是个独木舟，它由胡杨树干挖空而成，称为“克崩”。由于船身很狭，在放流速仪时很危险，差一点就翻到河中，幸好老船工技术很高，我们顺利完成了任务。

1959年在考察新疆王龙喀什河的水电站址时，必须到铜古孜洛克。由于没有公路，只能向和田市郊的边防军借马骑进山。边防军的马不仅膘肥体壮，臀部都烫有编号。好马都分给了老先生和苏联专家。最后连长分给我一匹马，那时，别人已上马了。我刚上马就觉得踏磴带子太长，两脚不能同时踏在蹬上，我只得下马调整，正在此时别的马已经跑了起来，我只得上马。在一只脚没有伸进踏蹬的情况下，马突然狂奔起来，结果我从最后一名象赛马似的超过了所有的马匹，一直冲到了最前面，这把后面的同志吓了一大跳。他们知道万一我从马上摔下来，后面二十几匹马必将人踩成肉泥。正当我的马匹在狂奔时，路上突然出现了一条渠沟，这时我不敢再勒紧缰绳，伏在马身上，听天由命了。恰恰在这关键时刻，马突然停了下来，以后马就非常听从指挥，但我手心上的皮也被撕掉了一小块。事后连长告诉我，我骑的原来是排长的马，他身材高大，训练时，一贯冲锋在前，难怪我一上马后，它要拼命冲到最前面。

1964年夏，我和张家桢参加邯郸农业区划工作。为实地考察1963年大洪水淹没的情况，我们租了两辆自行车。由当地水利局同志带领下，一同骑车穿梭在田间的小路上。一天下午，我们一行骑行在二边是坡度较大的排水渠的小路上，张家桢在前，我在后。突然听见一声叫喊，我赶紧从车上跳了下来，只见张家桢已经连人带车翻到了右边渠里，那时渠里还有齐腰深的水，首先看到的是他的头发漂在水上，把我吓了一大跳，幸好他只是擦破了一些表皮。我们把衣服拧干，等晾干后才回到了招待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