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炳元*

我国五千年的悠久历史，由浩如烟海的古籍记载，而史前人类的遗存如石器、陶器、类故居等则因考古发现和发掘而面世。我们在藏北无人区考察时，于羌塘高原的旷野深处，偶尔发现了石器遗物。这是地理研究和考古工作的渊源带来的惊喜收获。以下阐述这一发现的大概。

1976年6月19日，我们从阿木岗日南侧海拔5130米的第15号营地向西北方向，穿过阿木岗日与西亚尔岗之间海拔5303米的绥绍拉（恰格勒纳）山口，来到山口西面约2公里处、阿木岗日南麓洪积扇上一条小沟边。小沟切割深约10米，两侧坡度较缓（约5º～7º），我们几个先到的队员在朝南的阳坡上等待着后面的队员。我在习惯性地俯身低头观察地表组成物质时，发现除了直径为3～5厘米、带棱角的砂砾石外，内中夹杂一些由燧石和硅质岩等坚硬岩石组成的小石核和细小石片。经仔细观察，这些小石核一头较尖锐，呈楔形或锥形，有明显的打击痕迹；其一侧为扁体形和圆体形石坯状，另一侧为细小的多棱状, 应该是多次打击向下剥片形成的，而其岩性不同于遍布的砾石和邻近的基岩，肯定是外地来的。见到此类石核，就联想起13年前在内蒙古乌兰布和沙漠考察时见到的石核石器，两者似乎完全一样。我顿时高兴地叫起来：“古人类石器！”正在休息的几位同伴立时围上来观看我拿着的较精细的石核。我们不是考古专家，难以确定这些石器的类型，但可以肯定它们不是自然形成的。这些石器材料的岩性与我们沿途观察到的本地岩石不同，可能是远古先人从外地带来这里的，且由此可以推断：我们祖先曾经居住和生活在这片现今无人居住的地区内。这一重大发现鼓舞了我们，大家顾不得疲劳，满地的寻找石器。大概用了一刻钟时间，共捡到34件，其中有3件是石核。收藏好了石器，用海拔高度表测定，石器发现点的海拔为5200米。此后，我们在考察中就多了一项特别关注的重要内容——石器。就在当天晚些时候，在距离这第一个石器发现点北西5公里左右的阿木岗日西麓海拔5000米的洪积扇上又找到了4件同样的石器。

8月2日，我们从错尼湖(双湖)东北的29号营地乘车出发，沿错尼湖北岸向西北方向到达巴毛穷宗。在巴毛穷宗宽广的盆地中出现许多奇形怪状的火山地貌，既耸立有悬崖、峻岭，又到处有乱石、岩坡，还有一个个怪石嶙峋的孤丘散布其间，可谓琳琅满目。巴毛穷宗一带地形复杂,自然景观很有特色。易于风化的火山岩物质常常形成较肥沃的土壤,所以这里的草原也较为茂盛。我们的营地设在紫黑色的玄武岩小丘下,那里碎石遍地,紧靠着玛尼东大泉。此泉是羌塘无人区内少有的泉水，一股清泉从玄武岩与下伏湖泊沉积地层的接触带中流出,水质清冽甘甜,泉眼附近散布着一些白色的动物骨骸。这里野生动物很多，复杂地形为各类飞禽走兽的栖息提供了较好的生存空间，队里的动物学家将这里称为高原野生动物的“大别墅”。大家也感到这里的环境较宜人，心情也都轻松了不少。我在支架好自己的帐篷、安顿了个人行装之后，便坐在帐篷门口整理考察记录。偶然间瞥见脚下有一件硅质的石核，顿时又极度兴奋和高兴，在这无人区深处，北纬34º47′、海拔4950米的地方，居然发现有古人类使用过的石器！接着，在巴毛穷宗停留的3天中，在玛尼泉眼和营地附近拣到了30件青灰色的石英质与硅质的坚硬石核和不规则形状的石片石器；而在营地南约3公里、相对高度200米的火山颈锥顶部也发现了2件石核和1件石片。后来，藏族群众也向我们提供了他们在我们考察线路西侧的色乌岗日附近采集到的3件石器。

回到北京以后，我们将搜集来的总共74件石器，送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志敏先生鉴定，确认它们是史前人类使用过的工具，属于细石器，基本可以分为石核、石片和刮削器三大类。细石核为细石器工艺的典型标本之一,采集的数量丰富,有14件，从制作工艺和形制上，又可分为楔形石核、锥形石核和柱形石核三种，一般一侧为剥片,另一侧则保持刃缘。石片有45件，也可分为细石核石片、石叶、石片三种。刮削器共有15件，包括长刮器、短刮器、圆刮器、双边刮器和复式刮器等五种。这些细石器的质料,主要是火石、燧石、凝灰岩、碧玉和玉髓等，但它们都不是产于当地。尽管受到当时工作条件的限制，各地点采集的石器标本的数量多寡不等,不可能通过它们来反映当地古文化的全貌, 但可以肯定它们属于典型的细石器,具有明显的共同特点,当属同一文化系统,时代上也约略相同。我们在羌塘无人区内发现细石器的几个地点中，以玛尼地点的石器种类最丰富，在上述的3大类11种细石器中，除了长刮削器外，此地全有，楔形、锥形和柱形这三种细石核齐全，总计有9件；而在无人区发现的全部14件刮削器中，仅2件在其他地点发现的，其余都发现于玛尼一带。玛尼虽是羌塘无人区细石器分布地点位置最北，但石器数量多、种类齐全，显然，与较好的局地环境有关。如前所述，玛尼所在的巴毛穷宗火山分布区较封闭的地形使得那里形成了相对优越的小气候环境,不仅是现代高原野生动物的“大别墅”，而且也可能成为较适宜于远古人类生活的良好区域。

此外，李渤生等还在以下地点偶然拣到过一些石器：雅曲雅堆山东南(江仓错西北)4件、蒂让碧错东南3件、才多茶卡西南8件及错尼东北面1件。经考古专家鉴定，亦都属于细石器。

细石器在东北亚洲和西北美洲一带均有广泛的分布,时代延续亦较长久,并且属于不同时代或不同的文化系统,所以不能仅仅根据细石器断定它们的年代。不过从最近的发现和研究表明,细石器的工艺传统可能起源于华北旧石器时代晚期，且盛行于中石器时代及其以后的一段较长时间里。我们在西藏黑阿 (那曲—阿里) 公路以北的羌塘无人区内，共发现了8处古人类石器点，累计采集了各类石器88件；它们分布于北纬32º58′～34º47′、东经85º50′～89º17′之间，海拔4830～5200米的广大地区。但是尚未见到这些细石器的原生层位,因而还缺乏断代的直接证据。不过，我们仍然可以寻索得到比较可靠的线索。例如,藏北细石器地点的环境以及它们缺乏更原始的器形等等，与我国古时候的华北有着一定的关联性，而且所有细石器发现点都没有陶器与之共存。此外，西藏东南部林芝、墨脱和昌都一带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已出土有陶器和磨制石器,仅只昌都卡若遗址（碳14年代测定为距今在4955±100年至3930±100年左右）就有较丰富的细石器与之共存,这可能说明西藏的细石器传统,到了新石器时代仍在继续和发展。不过由于文化系统和经济基础的不同,细石器传统的延续情况也不完全一致，估计藏北的细石器应早于西藏东南部的新石器时代，但也不可能很晚，大致属于中石器时代或新石器时代早期。

我们在羌塘高原发现的细石器相当典型,它同黑河、聂拉木以及阿里等西藏其他地区发现的细石器具有共同的性质,证实中石器时代以来拥有细石器传统的人类,曾广泛地活动在西藏高原一带。据目前资料,西藏高原的细石器出现较晚,当是承袭了源自华北的细石器传统而发展成具有西藏地区特点的文化遗存。这个事实充分说明西藏高原和我国其他地区一样,亘古以来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劳动、生息、繁衍在这块广袤的土地上,有过一段漫长的不平凡的文明历史。值得注意的是，西藏高原的细石器传统虽然与遍布南亚次大陆的几何形细石器不同，但它们与喜马拉雅山南翼印度东北部的非几何形细石器较为一致，可见后者大部分是受西藏细石器传统的影响所致。因此，根据西藏地区细石器的特征与分布，可以推论当时那里不仅和黄河流域的文化有极其频繁的交流，而且这种交流也曾经向南抵达到了喜马拉雅山南侧印度东北部。这为今后进一步研究石器时代的文化交流有重要的意义。

羌塘无人区内细石器的发现,不仅填补了这一地区人类考古学上的空白,对于研究羌塘高原以及整个青藏高原古地理环境的变迁历史，甚至全球气候变化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根据青藏高原上各地气候环境记录资料研究表明，从距今1万年以来的冰后期（又称全新世）气候变化情况来看,约在8500～7000至4000～3000年前这段时间乃是全新世气候最为温暖温润的时期，也有人称之为全新世气候环境最宜期。此时的山地冰川退缩,雪线上升，据羌塘西北面的古里雅冰川沉积中氧同位素分析，表明当时气温高出近一千年平均值4.5℃左右。另据雪线、多年冻土下界及植被带等变动幅度推测,全新世最宜期较现代年平均温度至少要高出2℃～3℃ 左右。这时期大部分湖泊水位已回升，达到了全新世高水位时期。从湖泊沉积物中孢子花粉分析也揭示：那时山地植被带下移,森林线上升，植被较好,藏南高原面上还有乔木生长;藏北泥炭沼泽的发育亦处于最盛时期;藏东南末次冰期冰碛上普遍发育的古土壤层即于此期中形成。羌塘高原和西藏其他地区发现的细石器都出现在中石器至新石器时代早期,相当于全新世气候最宜期，那时羌塘高原的气候不像今天这样干冷, 要比现在好,也是一个较温暖湿润的气候时期，淡水较多，草地亦较茂盛。这样有利的环境才有可能促使古人类活动向高处及高原北部发展，目前没有人类居住的藏北高原北部地区亦开始有人类活动,并可居住在海拔高度4800～5200米的地方，否则难以想象中新石器时代人类能在那里劳动生息。

最近3000年间全新世晚期新冰期的来临,结束了高原温暖湿润气候最宜环境,气候逐渐变冷变干,植被也为稀疏低矮、冷干的种属所代替，许多湖泊退缩,湖面下降,湖水盐化。此时羌塘的气候和环境已不太适宜人类生存，远古人类不得不向气候稍温暖的较低地区迁移。在羌塘高原虽然尚未见到新石器时代的遗迹，但最近曾有报导称：“在藏北无人区腹地尼玛县绒玛乡加林山的一个丘陵山包处，发现在油光发亮的青褐岩石上面画有各种图案。其上除了画有人、牛、羊、马、野生动物等符号外，还有猎人开弓、放牧和耕耘土地等图形。”若这些岩画确实存在，其时代应是细石器时代之后的史前期文化遗存，它揭示了当时这里不仅有人居住，而且还有狩猎、放牧以及耕耘等生产活动，可以想象当时那里的农牧业已有一定的发展水平。而现在藏北高原无人区平均海拔5000米，几乎全年有霜冻，几乎没有可能进行耕耘、发展农业生产的地方。因此，对加林山岩画的实际意义、年代及其环境背景作进一步研究，对于阐明羌塘高原气候环境变化以及藏民族的起源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

羌塘高原上这些古人类石器遗存都是我们这些非考古专业的队员们在考察途中偶然发现和采集的，加上环境条件和时间的限制，所能搜寻到的石器数量并不多，很可能只是冰山一角，但它们是史前人类生活的实物记录,足以证明远古先民们（包括藏族祖先）曾经在羌塘高原这块广袤的土地上劳动、生息和繁衍过。同时，它们也向人们揭示了羌塘高原无人区自然环境曾经发生过巨大变化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