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藏高原科考拾零
成升魁①
1991年深秋，在老一辈青藏科学家的带领下，我有幸第一次踏上去西藏的路，开始了我20年的青藏科考与研究生涯。从那以后，我每年都要去青藏高原，多则一年七、八次，少则一、二次；最长在那里生活了两个多月。屈指粗算，至今去了近四十次，计约五百余天。除了少数更偏远的地方如阿里、墨脱和无人区外，几乎踏遍了青藏高原的山山水水。
回顾20年来的青藏科学考察，许多情景仍历历在目，几多感悟使我沉思良久。
一
踏上这片圣洁的土地之前，西藏在我脑海里，一片空白。
1991年，当北京香山的枫叶红了的时候，我搭上去西藏的飞机。飞机掠过藏东，连绵不绝的高山尽收眼底，洁白的云浪像无尽的棉絮铺成的海洋，卷舒有序；云端偶尔露出的皑皑雪山，神秘而圣洁。俯瞰崇山峻岭，河流弯弯曲曲，湖泊星星点点，没有大片的耕地，只有无尽的大山；在山前冲积扇上或狭窄的河谷地带，偶尔可以窥见稀疏的农舍和零星的农田。
这就是青藏高原！
下了飞机，仍记得西藏的天，是那么的低，那么的蓝，那么的洁白；雅鲁藏布江，舒展地在大山怀抱里静静地流淌；太阳照在脸上，温暖得有点灼热。一个多小时，到了拉萨，我被安排在工人疗养院休息。临近傍晚，我感到心跳加快，脚如弹簧，目光眩晕，头开始剧烈地疼痛，脑袋像要爆裂似的。晚上似睡非睡，难以入眠。翌日，感觉好了一些，与余成群一起，坐上刘林师傅驾驶的日本丰田，向大队伍所在的工布江达县开进。过了达孜县以后，没了柏油路基，石子公路尘土飞扬，路面狭窄弯曲，汽车跳舞似的向前奔跑。当地的司机开车比较猛，尤其是会车时让人惊悸害怕。正当我心里犯唧咕时，迎面驶来的一辆东风大卡车疾速而过，只听到砰的一声，还没等我们反应过来，就见车前玻璃已经被砸得粉碎。原来是大卡车飞起一块石头正好砸在我们的车前玻璃上。有惊无险！无奈，只好原路返回，到拉萨换了一块玻璃，又继续上路。
车沿着拉萨河逆流而上。过了墨竹工卡，一路爬坡，黄秃秃的山体连绵起伏，沿路偶尔有当地藏胞在路旁，手里抖着一包包雪莲叫卖。两个来小时，到了海拔5100米的米拉山口，然后沿着尼洋河顺流而下。下山不久，由于颠簸，车胎爆瘪。我们下车一起轮番压千斤顶，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好不容易帮刘师傅换好了轮胎，天色已晚，巍峨的大山把夜色装点得格外肃穆，只有尼洋河奔流的歌声伴着我们的车灯在漆黑的河谷中穿行。事故耽误了很长时间，预定到达工布江达县城的时间晚了许多。队里不放心，专派雷长山和白宝国两位师傅来接我们。到了工布县城已是深夜11点钟了，队长章铭陶和韩裕丰及几位队员看到我这个新兵的到来，很是高兴，简短叮嘱，吃了点东西后，匆匆入睡。
清晨醒来，一夜的充足睡眠，顿觉神清气爽，高山反应烟消云散。与大队伍一起，开始了我们为期两个多月的科学考察和规划调研工作。
二
藏族老百姓对于毛主席的感情，纯朴真诚得让人感动和动容。
那次尼洋河考察，我们农业组4个人，我和徐六康，另外两个是西藏农牧学院的李建国和我的同学白宝良。给我们开车的是白宝国师傅。
下去之前，地方领导告诉我们，在尼洋河一带，仍有西藏本教（Bon Religion，也有译作笨教、苯波教）残留的一种待客劣习，对客人身体健康有害，甚至危及生命安全。所以，当地领导反复叮嘱我们，到偏僻地区或村庄考察调查，一定不要随便吃东西。因此，每个组的车厢里都配备了足够的方便面。
一天，我们几个组一起来到一个小山村。车到村头，藏族老百姓男女老少，有的提着盛满青稞酒和酥油茶的塑料桶，端着碗；有的端着装满核桃的小篓，争先恐后地要我们吃喝。可我们心有余悸，不敢随意接受乡亲们的热情招待。然而，老百姓一听说我们是毛主席身边来的人，激动得热泪盈眶，追着队员们，一定要我们喝青稞酒、酥油茶，吃核桃等。看着那一张张纯朴善良的面孔，一双双充满热泪的眼睛，深深地感受到了百万农奴对毛主席和共产党的感激之情，是那样的纯真，那样的炙热，那样的神圣！
在藏族老百姓家里，都可以看到悬挂着、摆放着的毛主席画像。有时我们走到田间地头与农牧民们聊天，问他们现在（1991年）谁是党中央主席时，他们真诚地回答：毛主席！也许，他们离北京太遥远了，居住在大山深处，当时没有电视，收音机也寥寥无几，消息闭塞；也许，他们心里只有毛主席！或许，在藏族老百姓心里，毛主席既是人，也是神。我有时望着西藏夜空星罗棋布的星星在想，神山圣水是西藏老百姓的衣食之源，所以他们转神山朝圣水，入情入理。毛主席领导的共产党把百万农奴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老百姓崇敬毛主席如神灵一般，不也至情至理吗？！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需要精神的支柱，需要对自然和伟人的感恩和崇敬。藏族老百姓虽然物质生活仍然不富裕，但却是一个精神丰富、知恩图报、富有信仰的民族。
三
1996年6月，受西藏昌都行署委托，章铭陶先生和我带队，一行近30人，展开了为期近3个月的农业开发规划项目的科学考察和调研工作。昌都地区共11个县，99个乡镇，我们规划组考察了其中6个农业县的66个乡镇。每个县考察大约10天左右，每天驱车百里。车无法到达的乡镇或农村，骑马代之。个别险要路段，不敢骑马，步行代之。昌都考察之艰辛和险要，至今仍无法忘怀。
昌都属于横断山区，山高谷深。开始考察时，坐在藏族司机白马师傅驾驶的吉普车上，每当车行在崎岖不平的险要路段，我总是双手死死抓住把手，闭上眼睛不敢向车窗外张望。随着时间推移，渐渐地适应了大山峡谷的这种行车感觉，以至于后来陶醉于这种似乎荡漾在云雾之间的兴奋和刺激。一条很重要的经验，就是眼睛不能向车下的深谷俯瞰，而要平视远方的山峦。
骑马的经历也是如此。我的老家在渭北旱原，黄河岸边。那里是关中平原向陕北沟壑的过渡地带，虽有沟壑，但大多还是平地，道路也非横断山区那样险峻。小时候有骑小毛驴的经验，但尚无骑马的经历。在昌都考察的数月里，除了县城或乡镇之间大多坐车以外，乡村之间常需骑马。开始骑马行走在大山深谷险要的小路上时，虽有当地藏族姑娘牵马，但我总是感到眩晕。坐车的经验在马背上不那么灵验了。骑马上坡时，身子僵硬地向后倒去，下坡时，身子又向前冲去；骑马走在悬崖边，屁股总是本能地向里面挪移；马奔跑时，由于害怕人仰马翻，身体重心机械地压在马背上，不会把身体重心转移到两个脚上，配合马蹄飞奔的节奏，人马未能达到和谐统一，人累马更累。慢慢地，我琢磨出骑马的要领：上坡身体须前俯，下坡身体要后仰，崖边重心不要动，奔跑双脚夹马肚，伴着节奏相互动。马术的进步使我的考察胜似闲庭信步，乐趣悠悠。
最艰苦和最险要的考察是在左贡县。为了对几个重要乡镇的农业、水电、林业等专题进行深入考察，我们兵分三路。一路由章铭陶先生带队去东坝乡考察水电资源，一路由韩裕丰带队去中林卡乡考察林业资源，一路由我带队去绕金乡考察农业资源，队员有沈镭、姚治君、林耀明和当地林业局的四郎甲措以及陪同我们的县委书记、公安局长等。
我带队从左贡县城出发，沿玉曲驱车前往曲登乡。在临到乡公所途中，发现一辆大卡车已翻滚在悬崖下边，车辆严重损坏。到了乡公所才知道是昨天发生的事故，伤员还在村公所卫生院的床上。望着伤员腿脚上皮肉外翻、血肉沫糊的情景，恐惧与同情油然而生。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骑马离开了乡公所。淌过玉曲，翻过大山，直下山坡，12点多钟到达怒江河谷的吾通乡。这段路程大约5公里左右，道路崎岖，对于我这个小时候在沟壑砍柴挖药的农村人来说，并不十分险要，艰辛之处在于骑马上山下坡，因为虽然懂得了骑马的要领，但应用起来，并不自如。可是，这段路程对于海边长大的广东人林耀明来说，却是如同蜀道之难了。在吾通乡吃过午饭，当他听说更险的路还在后面时，他如何也不敢前行了。经过商量，由四郎加措留下来陪他，等待我们的返回。我和沈镭、姚治君以及陪同我们的县委书记、公安局长等继续骑马上路，向绕金乡迈进。
吾通乡到绕金乡的路程不过5公里，但我们却走了7个来小时！
离开吾通乡大约不到1公里，便来到了怒江边。一尺来宽的羊肠小道缠绕在悬崖上，上望不到山顶，下看不到怒江。恐高的眩晕感使我两腿发软，只好用右手摸着悬崖一步一步缓慢挪动，沈镭和姚治君不时地一前一后搀扶。特别险要的地方，不得不用左手遮住左眼睛，不让余光看到无底的深渊。如果说，这样的路我还可以自己摸索前行的话，那么，接下来两公里左右的坡度近乎80度的绝险小道，我已经吓得两腿哆嗦，无法自行了。这时，公安局长前边用肩膀托着我，书记后边拽着我，艰难地、半步半步地蹒跚前行。8月份的怒江河谷，午间气温高达35℃以上，湿热得像进了蒸笼一样。窘迫地走过这段极险小路，到达河谷一个十来户人家的小村庄。此时，姚治君已经严重虚脱了。他坐在村旁，呕吐不止，耷拉着脑袋，闭上双眼，无力说话。无奈，我们找到一位藏族老乡家，留下公安局长照顾姚治君，我和沈镭及县委书记等又继续骑马前行。沿着河谷崎岖小路，跨过怒江吊桥，爬上陡峭的山路，晚上10点前后，我们拖着疲惫的身子，终于到达了绕金乡政府。
翌日清晨，我们走出乡政府，来到田野，豁然发现绕金乡政府所在地不过是怒江河谷半山腰中的一个小山村。三面环山，一片山前冲积的开阔地貌；山上草青，山腰灌木葱郁，山脚树木成林，田野里绿油油的玉米，吐出金黄色的雄蕊须，田埂崖旁到处是高大的核桃树。太阳从山上懒洋洋地斜穿过高大的核桃树林，斑斓地照射在田间小路上。田野里劳作的藏族妇女们，有的赤裸着上身，身后背着待乳的婴儿。真乃世外桃源，仙境一般。但囿于交通，与外界几乎隔绝，老百姓生活十分清苦。记得碰到一位藏族妇女，她正焦虑地看着怀抱中眼睛红肿的孩子，不时地用手驱赶叮扰孩子眼睛的苍蝇。当递给她我们备用的消炎眼药时，这位藏族妈妈感动得噙满泪水，艰难地拱起双手，不停地摇晃，一个劲儿表示感谢。面对这样一位优美环境中贫苦、善良、无奈的藏族农妇的感谢，面对她那无助、诚挚的眼神，面对她怀中孩子的疾苦和未来，我陷入了深深的沉思和忧伤！
或许，这是我永生难忘的最惊险的道路，记忆中最深刻的一幅画卷了。
四
在青藏高原学界，无论是老一辈科学家，还是中青年科技工作者，广泛认同“青藏精神”。她是几代科学家——从1950年代末随军进藏的第一代科学家到1960、1970、1980、1990年代和2000年以来的50多年间——延绵不断地在青藏高原这块土地上进行无数次的科学考察、观测记录、试验研究的精神成果和灵魂结晶。我清晰地记得2000年刘东生先生85岁高龄时到西藏神采奕奕的情景；记得多次随孙鸿烈先生到西藏考察调研，他在类乌齐野外给我讲述地质运动、冰川移动知识时的深邃，他在林芝县一个村庄与我们年轻人比赛搬石头的老当益壮，他在拉萨站和许多场合强调青藏高原研究必须为地方发展服务时的严肃，对科学和藏族人民的拳拳之情绽露尽然；记得在昌都郑度先生给我讲述青藏高原的地理地带性规律时的平易和通俗；记得郑绵平先生在格尔木给我讲述青藏盐矿和矿产资源分布规律时的透彻和渊博；记得李文华先生在拉萨给我讲述青藏高原生态系统分异时的清晰与深刻；记得跟随章铭陶、韩裕丰、何希吾、张青松、蒋士逵、张谊光、赖世登、关志华、田学文、林振耀先生等老一辈科学家在西藏考察和工作的日日夜夜，耳濡目染，感同身受；他们对科学考察事业的执着和对青藏高原的热爱，时时刻刻在激励着我，鼓舞着我。
新世纪以来，在老一辈科学家指导、支持下，地理资源所一批中青年青藏高原学者迅速成长起来。近10年来，主持完成了10多项国家级或地方政府委托的青藏高原科学考察和研究项目，仅西藏和青海的各类规划项目15个之多。尤其是西藏自治区科技发展战略研究以及“十一五”科技发展规划和“十二五”科技发展规划，提出了新时期西藏科技发展的战略方针和富有西藏特色的科技创新体系等一系列成果，正在对西藏科技发展发挥着有力的推动作用；拉萨站在西藏农牧业发展战略、农牧结合模式、草业发展技术等方面受到地方相关部门的积极支持和高度认可；青藏铁路旅游发展规划对青藏高原旅游事业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三江源”生态环境评估和“三江源”旅游规划正在对这一生态脆弱地区的可持续发展，产生积极的重大影响；西藏资源环境数据库建设和西藏旅游资源信息管理系统为西藏跨越式发展注入了现代科技的活力；西藏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核算和西藏土地利用变化及其环境效应等基础性研究，受到国内外学界的高度关注……
青藏高原不会忘记，我的心里也默默地崇敬，一些科技工作者为了国家的青藏高原科学事业，为了这片热土，付出了血的代价，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我的同班同学，也是我的同宿舍学兄许毓英，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十年如一日，长期驻守在拉萨站。我无法忘记，他每次离开京城去西藏，妻子幽怨、儿子抱腿使他忍噙泪水的情景。我每次去拉萨，闲暇时都去墓地看他；野草簇拥的坟冢，格桑花和不知名的黄花静静地开放。
青藏科考事业在延续深入，青藏精神在弘扬光大。
多少次的青藏高原科学会议的感悟，多少次野外考察的体会，无数老科学家和青年一代科学家的言行，使我对“青藏精神”的理解不断具体，不断深化。或许，她就是对青藏科考事业的情有独钟，对青藏这块土地的忠诚和热爱，对青藏科学的严谨和无私的奉献，以及立足青藏高原放眼周边地区乃至世界的开阔胸怀。
五
20年来，我亲眼目睹了西藏翻天覆地的发展和变化。
1991年初上西藏，拉萨的城市面貌和乡村农牧民生活的落后状态，给我的印象很清晰，也很深刻。直到1995年12月份，我和林振耀先生为完成中国青藏研究会委托的“西藏21世纪议程”编写任务来到拉萨的时候，感觉到拉萨城在悄然变化。象征拉萨城市的布达拉广场在大规模地拆迁修建。我查了有关背景资料，应该说，1994年7月份召开的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会议是西藏经济社会发生巨大变化的直接动力和强大引擎。
当我1997年再次来到西藏，拉萨城市的变化，尤其是新建的北京路和江苏路的变化让我吃惊；布达拉广场像一位换了美丽衣裳的藏族姑娘，秀丽又漂亮；洁白高耸、庄重神圣的布达拉宫与开阔静洁的布达拉广场浑然一体，相映成辉，特别是在夜幕下，景色更加迷人。1999年我去加德满都参加国际山地中心国际会议时，骄傲地发现，加德滿都城市至少落后拉萨20年！进入新世纪以来，西藏在中央和全国兄弟省市的大力支持下，发展步伐加快，变化日新月异，包括拉萨在内的七个地区城市的发展，以及广大农牧民的生活质量和生存环境都发生了和正在发生着历史性的变化。
青藏高原之所以特别重要，是因为她乃祖国的一片净土，蕴含着无尽的宝藏；是因为她乃祖国的生态屏障，保护着中东部的富饶；是因为有一千多万以藏族为主的少数民族同胞，那里是他们休养生息和未来发展的家园；是因为她维系着国家的安全。
我坚信，作为独特的、重要的自然与人文区域，西藏的发展在不久的将来必将对我们国家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不仅表现在她的生态环境屏障作用，战略资源后备基地作用，增强国家安全和保障藏族人民福祉的作用，更在于她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地缘政治作用。
作为长期从事青藏高原科学研究的青年学者，我们要为西藏的这种战略转变和功能发挥，“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六
2010年的雪顿节，我从拉萨回到了北京。
8月3日清晨，我和沈镭、王英杰、张镱锂、闵庆文研究员等离开炎热的北京，登上飞往拉萨的飞机。4个小时的空中飞行，中午到达圣城拉萨，与长期守候在那里的张宪州、余成群两位会合。这次上西藏，一是参加中国科学院和西藏自治区政府共同举办的“西藏科技发展战略讲坛”，聆听了李家洋副院长、詹文龙副院长的报告，见证了丁仲礼副院长和自治区孟德利副主席参加的依托拉萨站成立的西藏草业科技工程中心的揭牌仪式，参加了西藏科技发展战略圆桌论坛；二是与自治区科技厅讨论“西藏‘十二五’科技发展规划”等重要问题。
青藏的科学技术事业之所以特别重要，是因为她关系这片热土的可持续发展；是因为她凝聚着老一辈科学家半个世纪的心血和奉献。
当晚，西藏自治区科技厅晋美书记和陈新强副厅长为我们接风洗尘。老友相会，少不了美酒劝杯。杯盏下肚，增添了西藏科技发展讨论的热烈气氛，浓厚了长期合作结下的兄弟情谊。
为了准备好“十二五科技规划”的汇报和讨论，8月6日晚，我们小组在拉萨站的会议室工作到凌晨4点。针对西藏科技发展，大家对宏观发展思路、具体内容等进行逐条逐句地分析和调整。那种一丝不苟、严谨的态度，那种争辩与讨论的热烈场景，深深地感染着我、打动着我。8月8日汇报会上，西藏科技厅领导和自治区专家对地理资源所在西藏科技发展研究中做出的贡献给予了高度认可和评价，使我倍受鼓舞。
在地理资源所成立70周年暨综合科学考察事业50周年之际，我回到自己20年青藏考察研究的小河中捡回这些晶莹剔透的贝壳，作为小小的礼物，献给培养我成长的研究所，献给我尊敬的老一辈科学家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