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叶舜赞*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成立即将70周年。回顾以往，诸多前辈和同仁成绩斐然，硕果累累，令人欣慰。虽然自己成绩平平，乏善可陈，但我对选择经济地理研究作为毕生事业，无怨无悔。本来，自上小学地理课开始，我就对地大物博的祖国和奇妙的世界各地心向神往。那些有为之士“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壮志豪情，更激励我要为建设祖国，投身于经天纬地的地理研究事业。自从走出校门以后，我一直在本所工作。联系自己这辈子的业务历程，试从学习、考察、专业、理论四个方面概述个人体验。

一、学习

地理所的学习风气很好。我庆幸能有机会来所，边学习，边投入研究工作。1962年春，我刚转来所工作的时候，适逢国家调整发展计划时期，任务不多，院所领导要求大家抓紧学习。当时经济地理研究室的主任吴传钧先生指导大家进行“三基训练”，学习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年青同志积极响应，都很抓紧学习。只要是工作之余，无论白天、晚上，都孜孜不倦地学习。那时我们在办公室，天天要学习到门房工友准备关门，来催促熄灯的时候，才不得不离开。一天，我早走一步离开办公大楼的时候，回首望大楼，见每个办公室窗口都灯火辉煌。于是就遐想起来：大楼的窗户好比敦煌的千佛洞，每个洞里将来都会有修炼成功的“佛”（学术权威），受人顶礼膜拜呢。

同志们在野外期间，也保持抓紧时间刻苦学习的优良传统。我所这个“企业”文化优势非常突出。这是几十年来，我将我所同仁与参加协作的外单位同志比较后得到的印象。我们的同志白天爬山涉水调研回来，晚上还都如饥似渴地阅读消化地方资料，或者读理论方法参考书，还有人抓外文学习。知识丰富了，谈吐自然不凡。记得我初到所不久，就听到刚出差回来的同事们说，外界对吴先生的第一位研究生反映不错。后来，组内一位外地研究生，也曾表示对我所研究生的钦佩，认为水平比自己高一层次。我所之所以能够保持地理研究“火车头”称号，大家勤奋好学，博学多识是其中原因之一吧。

据我几十年来的观察体会，用功的多少是与成绩大小成正比的，精力充沛的同志可以更多地用功。也就是说，精力最充沛，用功最多的人，成就最大。所以，有志于地理科学事业的人，要用功，也要注意健康，排除杂念，保持充沛的精力，全身心地投入工作。

二、考察

野外考察是地学工作者获取第一手资料，得到真知灼见的基本手段。只有亲历其境，我们才能在定性评价中说某种现象很强、很弱，或者较强、较弱；只有掌握了第一手资料，我们才能进行确切的定量分析。

野外工作不仅必要，同时还给了我们无穷乐趣。记得我1965年第一次参加西南地区综合考察时，坐在开有车窗的帆布车篷里向外看，只见一幅幅山水美景变幻不断，非常新鲜！我们沿建设中的成昆铁路考察，三、两天到一个县，县县都有独特的山水景色、民居建筑、土特名产和风土人情，真使人陶醉于祖国大地的丰富多彩！

当我这个生长于江南水乡的人，第一次来到陕北黄土高原，见到如此破碎的地貌，干旱的土地，虽然非常诧异，但对这里的人民培感亲切。记得在一个烈日的下午，我爬过高坡，刚登上塬面时，一位素不相识的老人提着暖壶，托着大碗给我送水来了！我知道这里的人们取水有多艰难！他多么体恤行路人的渴望啊！又一次，当我在窑洞内油灯下，熬夜摘抄农技站油印的复种实验报告时，老站长始终陪伴着，随时回答我的问题。这样真诚的人使我至今难以忘怀。

野外考察的实地感受使我增强了这样的意识：我们的工作必须对纯朴的人民负责任。科研体制改革以来，我们承担很多地方的发展规划。有了对那里的土地和人民生活的实际体验，我们对他们委托制订发展规划的研究，就会有较强的责任感，作为“建设祖国”的事情认真对待，而不是为了专业兴趣，或仅仅为争取一点科研经费。

三、专业

这里所谈的“专业”是指选择研究工作方向。随着地理科学的发展，学科分工越来越细。如“文革”前的经济地理室，下设工业与交通运输地理研究组、农业地理研究组等等；工交组内各人又分钢铁、有色冶金、化工、建材、轻纺工业等专业地理……，农业组内再分粮食地理、棉花地理专业等等。我们几乎可以以一个行业、一种作物作专业分工，钻研下去，似乎分工越细，钻研越深，有利于提高业务水平。后来通过多年工作实践体会，其实我们的“专”，不是专在哪个行业或作物对象上，而是要专在有关行业或作物发展所处的地域条件上。掌握地区条件特点（地域特性），从自然和社会经济多方面综合，并考虑到技术条件的可能性，预见某种产业、城市或地区的可能发展，提出一些可行的策略措施。我们经济地理研究工作实际上就是走这样的路子。因此，当我从“干校”回来，离开外国地理研究室回归经济地理室时，室领导问我从事什么研究方向，我回答要做区域研究或城市地理研究。由于本室的区域研究力量已经充足，我就被安排在城市地理研究组了。　 

有了方向，工作是在原有的基础上开展的。以前主要做过中小城镇发展研究和农村居民点规划。在新时期，我们就在区域发展研究和建设现代农业区域研究中开展工作，后来专注于区域城镇体系建设和城市化、半城市化问题论证。遗憾的是我们没能摆脱具体工作任务，及时参与国家城市化发展策略上的讨论，明确提出自己的有价值的见解，扩大影响。国家城市化发展的不同观点已在学术界热烈讨论：是“严格控制大城市发展”，还是“优先发展小城镇”，也有人折中，提出“重点发展中等城市”。可是，现实情况是我国各级城镇无论大小，都要有进一步较大的发展，才能适应改革开放以后，各地经济社会大发展的新形势。大城市当然要控制不能盲目发展，但即使是我国数一数二的特大城市如上海、北京，若不搞一大批新建筑，怎么能有新的城市功能来承担国家发展的任务呢？而广大农村地区的小城镇，相对贫弱、凌乱，更需要发展和整治。我们应鼓励各级地方政府积极利用当地的资源和条件，发展各自的中心城镇；在哪个地区（沿海、内地、或资源产地）发展哪级城市，这是投资者（政府、国内外的大小投资者）根据国家的区域发展政策，各自追求的效益来确定。

四、理论

科学研究要有理论指导，同时要把研究探索到的事实，更深入一步进行抽象思维，使之上升到理论高度。这就要求我们搞清楚自己研究对象的性质，把握基本概念，在符合基础理论的前提下探索研究，否则就会迷失方向。回忆20世纪60年代初，我们开始全国农业区划研究工作。当然，通过正确的区划，把全国分成有等级层次大小不同的农业区，可以为因地制宜地进行农业生产布局提供科学依据。但有人认为，可以从这些农业区之间探讨出像生物圈中的“界、门、纲、目、科、属、种”那样的关系。那是不可能的。因为生物是自然实体，而我们的研究对象农业是社会经济现象，属人文范畴。两者发展遵循的规律是不同的，前者顺着自然界的进化规律演进，而后者则遵循社会经济规律发展。例如20世纪70年代末（处于计划经济体制后期），我院选择的农业现代化建设试点县之一栾城县，这片位于省城近郊太行山山前冲积平原的沃土，确定为粮棉高产稳产区，到了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却大面积地改植草皮供应城市绿化了。

由于我们的许多工作直接为国家建设服务，所以注重提出合适可行的政策和措施建议多，考虑理论提升不够。就是有了一些应用基础理论的成果，也要继续提升，运用哲学思维来获取更高层次的思想成果，创造具有更深远、更广泛社会影响的精神财富。

还有，一些有识之士已经提出：“中国现代化需要一批有前瞻、踏踏实实做基础工作的人”。在我们承担院所内外繁多的科研项目的时候，希望有人不忘登高远瞻，不弃踏实、寂寞的基础工作。愿更多满怀“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壮志豪情，踏实工作的后继之秀，善于思考，借助高新科技“助推器”，把自己的学说送上太空，放射出更加耀眼的星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