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成龙

似乎被上苍注定了我应毕生为世界地理事业奋斗不息。从大学毕业开始工作起(1948)，直到退休十余年后的今天(1999)，50年来我始终在为世界地理忙碌着。目前找上门来的课题不断，眼下已承诺的课题计划要延续到2002年(《大辞海》的东南亚条目)。由于跨越时间长，工作经历颇不简单，可说是风风雨雨半世纪，酸甜苦乐百味尝。但最终留给我的是世界地理服务于国家及社会需要的坚定信念，以及业务交流中建立的赤忱友谊弥久不衰。

1954年万隆会议(第一次亚非会议)后，1955年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正式开展世界地理工作，先从我国周边的东南亚地区着手。很明显，世界地理研究是应国际形势发展而开始的，所以地理所的世界地理研究应同国家有关业务部门建立联系，相互交流，才有生命力(这也是地理所1958年底由南京九华山迁到北京中关村的缘由之一)，以后几十年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我从1957年5月开始，以后陆续多次访问过中央各部门，计有国务院外办、外交部、侨委、外贸部、总参等等，多方面获得国家业务部门的支持与帮助，包括国家方针政策对业务方向的指导，彼此业务信息与成果的交流，以至图书资料的使用等等。

地理所及研究室的领导对世界地理的研究方向与人才培养的目标本来是明确的，即世界地理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向国家有关部门提供世界地理系统性的研究成果，培养地区专家。当初有句通俗的口号就是要求我们成为“外国通”。我访问过的一些中央部门的业务领导同志都很赞赏这个口号，认为言简意赅，目标明确，值得努力一辈子，我自己也的确是准备为此而奋斗终身。50年代中期，党和国家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更是激发了我对东南亚地区研究的热情。

可惜好景不长，“宁左勿右”的思潮开始袭来，一浪高过一浪。随着各年代政治运动的发展，有人对世界地理的方向任务进行挑剔和指责。1959年我的《马来亚地理》打印稿送交中央有关部委及高校与研究所请予审核。不久，得到他们的回复，都肯定了书稿的价值，同时也就一些具体内容和问题提出纠正和建议。地理所经地室、编辑部及一些同志们也提出许多中肯的意见。大家都是帮助我修改，提高质量，希望出版。但为时不久，即遭否定。与此同时，有人还提出外国地理“政治挂帅”的业务方向和路线问题，另组织全组7—8位同志相继突击编写《非洲》和《拉丁美洲》两本通俗读物。书中政治内容占主导地位，以致后来出版社通不过，《拉丁美洲》胎死腹中。地理所领导感到外国地理组的学科方向被误导了，让我出任组长。1963年春和原组长一道再次访问国家有关单位，就当时流行的“政治挂帅”口号与外国地理业务的关系听听中央部门的意见。我们访问了国务院外办、外交部、总参、中宣部及《红旗》杂志社等，接待的同志们都表示政治不能替代本行的业务。《红旗》的龚育之反问道：“科学院研究所的同志怎么把自己的业务方向弄糊涂了，你们研究外国地理的来问我们怎么搞，我看还是要搞你们自己的本行——地理。”与此同时，我们两人参加了中国青年出版社与中华书局在人民大会堂共同邀请《地理》及《历史》两套小丛书编委与撰稿人的聚餐会，邓拓同志到会讲话，说“写科普作品也不要乱贴政治标签，不要轻易枪毙稿子”。我们把访问结果连同邓拓的讲话向地理所党委汇报后，外国地理组的业务方向得到了纠偏。

世界地理工作的最大困难是难以到国外作实地考察，得不到第一手材料。20世纪七八十年代起国家对外开放，有了出国访问的机会，但限于各种主客观条件，总是走马看花，不能像在自己国家那样可以深入调查，因此运用图书资料及一切有关媒体信息就成了必要手段。

国家各业务部门都有图书资料室，为了节约外汇和充分发挥订购进口书刊的使用价值，国家提出社会主义藏书分工与借书协作的原则，规定各单位按自己的专业精选和订购书刊，各藏书单位之间实行馆际互借。这就给我们提供很大的方便，可以博览群书，搜集到各门类有价值的资料和信息，大大弥补了不能去实地调查的缺陷，因为业务单位订购的国外书刊在他们的专业方面多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内容丰富，信息新颖而灵通。我曾多次发现，东南亚的地理学者撰写当地的经济地理，还不及我们写的充实，也缺乏新意(1986年版《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新加坡”及“马来西亚”条)，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我们这样的优良条件。

我同一些单位有着密切的工作交往，得到他们在图书资料方面格外的优待，对于提高我的工作质量起了很大的作用。60年代上半叶，侨委同志说他们在马来亚生活多年，对当地情况只有感性认识，读了我的书稿后有了理性认识，知其所以然了，“获益匪浅”。为了弥补我对马来亚感性认识的不足，他们让我阅读华侨寄赠的当地中文报刊、画册及图书资料。截至“文革”时为止，侨委有关新、马、泰、缅、印尼各国的出版物我都浏览过，的确间接地获得不少“感性认识”。1984年访泰时，在湄南河下游看到的“克隆”(人工渠)风貌，验证了我原先对它的想像。

20世纪70年代末，马来西亚首任驻华大使向我外交部查询中马历史友好关系起源的最早年代，外交部亚洲司魏华琳在《马来亚地理》打印稿中找到了答案“起于公元初年前后”。魏打电话问我论断的根据何在，我告诉她书后的几条参考文献目录(中国历史文献及英皇家学会海峡分会会刊登载的当地考古发掘报告)。她请北京图书馆予以核实，肯定了我的论点，通报了马来西亚大使馆，并在1978年邓小平副总理访马的致辞中及《人民日报》当时的社论中明确提出“中马历史友好关系起于两千年前”，把一般文献所说的“起于郑和下西洋”提前一千多年。她说马稿写得头头是道，书中许多记述和她们在马来西亚工作期间所见所闻都很吻合，因此曾以为我是老华侨。当得知我的工作条件艰苦时，便主动向领导提出让我去剪她们的报刊资料。她给我腾出一间办公室，我每月去一次，起早带晚专心致志地浏览，剪下资料。起先在外交部食堂吃中饭，因排队时间长，以后就买三根油条带去，饭后不休息，一直剪到晚上7—8点钟，成了外交部大楼里最后一个下班的人，拎着沉甸甸的一大手提包资料，心满意足地返回中关村。所剪的《南洋商报》、《星洲日报》及《联合早报》一个月共计有900多页，平均每小时要翻90页，紧张程度可想而知。后来我和魏华琳及钟子祺合作写了一本《马来西亚》，作为上海辞书出版社的《各国手册丛书》之一出版(1982)。我以多年研究心得，她们以多年驻马工作体验写出的这本书，被出版社作为该丛书的范本并评为首选，迄今一直是外交部图书馆所藏关于该地区“最主要”的一本，我国领导人访马之前皆要阅读一下。

1959年地理所集刊第2号发表拙文“马来亚的橡胶”之后，华南热作研究所所长何康约我去海南岛和他们合作研究国外发展橡胶的问题。他说很欣赏我们地理学者的综合观点，思路开阔，考虑问题周到，但若没有接触生产实践，不作深入调查，写出的书理论再高，他们也不爱看，因为空洞浮泛和外行，没有用。我很同意他的话，认为这是实现我在南京九华山时提出的“东南亚地理工作要以海南岛为试验田”的大好时机，便于1961年9月去了宝岛新村，和热作所李良政同志合作。老李带我参观他们的植物园、种植园、农场和加工厂，生产第一线的同志们对我详细讲解和操作示范。我早晨到胶园看割胶收胶，傍晚徜徉于油棕椰子等园中观察热带作物的生态，有几次我们走了十几公里路进入尚未垦伐的山林，被鱼尾葵等有刺植物割破了衣衫和皮肤。在热作所住了三个月，阅读了大量世界热作期刊和图书，初次体验了热带环境下的生活。“文革”后我三次去热作院(“文革”后，华南热作所改名热作院，现在全称是“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第一次是参加海南大农业讨论会之后；第二次是准备编写东南亚及非洲农业地理两书，访问了尖峰岭自然保护区，在热林所同志带领下第一次深入到热带雨林中，并在三亚海滨走近珊瑚裾礁；第三次是带研究生考察华南沿海经济特区之后，热作院的莫善文、李良政等同志专程带我访问了海南岛山区和平原的几个不同类型的农场和林场，让我深入海岛腹地，体会热带原始林区垦与植的矛盾，观察黎寨山民刀耕火种与环境生态情况。结合参观访问，我们一路上考虑如何中外结合协作搞“世界热带农业”的课题，为此，他们逐期给我寄赠“世界热作信息”，直到1997年才止。

我给国家业务部门做了“嫁衣”，虽然许多是内部报告，没有公开发表，但我并不以此为憾。因为毕竟接触了实际，并非纸上谈兵，工作的应用价值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得到各业务部门的赞赏。通过种种渠道得到了第一性材料，获得丰富真切的感性认识，自得其乐。在陆续进行反刍，希望天假以年，把丝吐完。

(1999.6.3.完稿于府右街北医住院处皮科病房.遵照医护小姐们的嘱咐，写上这一行文字，以答谢她们给我墨水才能写出初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