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序威*

从1959年开始从事区域规划研究以来，我就认定区域规划对生产力布局的综合研究是经济地理学最能发挥作用的领域。在全国区域规划工作长期陷于停顿时期，我们仍坚持开展地区生产力布局的综合调查研究，为区域规划研究打好专业基础。改革开放后，随着各种区域性规划的开展，我曾以较多精力关注和投入京津唐地区的规划研究。

一、冀东工业基地调查险遇唐山大地震

文革后期，地理所刚恢复经济地理研究室不久，在山东省计委支持下，我们曾于1973-1975年先后开展鲁西南煤炭基地、胜利油田和淄博石油化工基地的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和工业、城镇合理布局的调查研究，取得较好效果。调查研究成果均报送国家计委。1976年春，我应邀参加国家计委原重工业局局长董辰领导的调查组，对华北地区钢铁工业发展和布局进行面上调查。接着地理所受国家计委华北组（华北协作区）的委托，对矿产资源丰富的冀东地区进行以钢铁、煤炭、电力为重点的工业基地综合调查研究。

冀东工业基地调查组由胡序威、李文彦、黄让堂、陆大道、赵令勋、陈汉欣、张文尝、陈航、马清裕、周世宽共10人组成，6月初先在北京向中央有关部门和首钢（其矿山基地在冀东）作调查，6月14日抵唐山，住唐山地区招待所。由唐山地区专员公署指派计委干部马得禄负责安排活动日程，并随同调查。当时唐山地区的管辖范围包括唐山、秦皇岛二市，涵盖整个冀东地区。按原定计划，7月中旬李文彦调查完开滦煤矿、陆大道调查完唐山市的工业和城市用水情况先回北京，其余人员继续在唐山市周围进行矿山调查。设在唐山市区的冀东冶金矿山建设指挥部很重视我们的调查，特派矿山处胡处长、技术员小王带我们到各矿山调查。7月27日下午，调查完近郊张家岭铁矿后，决定前往秦皇岛进行港口和城市调查，胡处长等三人本打算开车直接送我们去秦皇岛，因我们婉谢，就近送我们到古冶车站上火车后，就回唐山市区了。那天到秦皇岛住进招待所已很晚了。28日凌晨3时42分,剧烈的房屋晃动把我们从睡梦中惊醒，急奔室外。广场聚集了很多人，都知道发生了地震，但不知震中在哪里？午前才传来消息：震中就在唐山市区，房屋全倒塌，居民伤亡惨重。我们全组赶巧脱险幸免于难。事后获悉，那天与我们分手后回到唐山市区的三位同志都已遇难。我因当时过于谦让而未能救出这三人生命，一直深感遗憾。由于震后整个唐山地区与北京的电信、交通中断，在京亲友仍为我们的生命安危十分担忧。原计划一星期后回到唐山进行全面调查总结,因地震中止调查，我们于月底前从秦皇岛北绕锦州、承德回到北京。

二、参加唐山市震后重建规划

唐山大地震后，国务院成立了谷牧副总理领导、张百发负责指挥的唐山抗震救灾指挥部。8月下旬地理所接到国家建委电话通知，要求派遣从事区域规划研究的专业队伍，自备车辆，自带帐篷，赴唐山灾区参加唐山市震后重建规划工作。当时主持此项工作的是建委城市规划局负责人曹洪涛。由于过去多年来我们始终与城市建设部门保持密切的业务联系，经常汇报我们在区域生产力布局方面的调查研究成果，而且他们也知道地震前我们就在唐山地区进行工业基地建设布局的调查研究，所以希望我们侧重于从区域规划对工业和城镇合理布局的角度来参与震后的唐山市重建规划。

由胡序威、李文彦、黄让堂、陆大道、陈汉欣、马清裕、张文尝、陈航、周世宽、王久志（绘图）、王志清（司机）组成的唐山震后重建规划工作组，于9月初进驻唐山机场，支起两个小帐篷，紧邻规划领导小组的大帐篷。当时调集唐山机场的，还有上海市规划院、沈阳市规划院和清华大学建筑系的规划队伍。我们组首先对震后被毁的唐山市主要工矿企业进行实地考察，了解其在原地恢复重建或易地迁建的可能性。张文尝拍下了大量城市建筑被毁的照片，包括震前住过的唐山地区招待所4层小楼全部坍塌照片。这些已成为珍贵的历史资料。还到市区外围的丰南、丰润、迁安、滦县、乐亭等县和滨海地带调查了解灾情和恢复生产情况，同时也为震前未完成的冀东工业基地调查补充搜集资料。在规划领导小组多次组织相关规划组共同研究讨论唐山市重建规划总体布局方案过程中，我们提出了在丰润建新工业区与老市区和古冶矿区分三片建设，对其工业和城镇布局作适当调整的方案。后来又正式提交了“在建设新唐山规划中有关工业和城镇布局初步设想”的书面报告。最终形成的《唐山市震后重建规划》基本上采纳了我们建议的空间布局方案。11月中旬，在我组完成所承担的规划研究任务，准备撤离时，领导小组希望我们能将汇报时所用的震前唐山地区工业、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布局和地下资源分布状况的草图，尽快清绘成向中央领导正式汇报用的挂图。因此，临时决定我和马清裕、王久志三人留下继续工作了约一个星期，对草图充实内容，精心绘制 “唐山地区区域规划现状分析图”。我们对此事所持的热诚尽心的服务态度，获得领导小组的赞誉。

在近三个月的唐山市震后重建规划工作中，我们与曹洪涛、王凡、周干峙、吴良镛等城市规划界的领导和专家朝夕相处相互了解，建立友谊，他们对地理所从事区域规划研究的优势也有所认识。改革开放后不久，国家建委城市建设总局（后改为城乡建设部）为推动全国区域规划研究工作，于1979年拨专项科研经费给中科院地理所，由我出面组织全国经济地理界的力量开展“城镇与工业布局的区域研究”。1986年7月28日，在震后新建的唐山市中心广场举行了盛大隆重的“纪念唐山市抗震救灾十周年”大会，我和吴良镛均应邀作为观礼嘉宾参加了这次大会。

三、为天津市总体规划修编提供区域分析研究

唐山大地震时，天津房屋建筑受损亦较严重。改革开放后天津市开始大规模危房改造，需对原有的城市总体规划进行必要的修编。1979年，周干峙去天津市任城市规划局局长，主持天津市的总体规划修编，并从各地抽调原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的城市规划专家参加修编工作，同时也邀请地理所参与协作，侧重于对天津市未来发展进行区域分析研究。因我当时正忙于组织经济地理界的力量开展城建总局委托的“城镇与工业布局的区域研究”，无暇抽身天津市的规划。恰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地理教研室主任杨树珍希望参加地理所的区域规划研究实践，同时1957年毕业于南京大学经济地理专业又在城市规划部门长期工作的张孝存刚调来地理所工作，于是就由杨树珍、张孝存、赵令勋、陈汉欣、陈航、张文尝等10人组成地理所赴天津市区域规划工作组。通过几个月向天津市各有关部门和区县的调查研究，搜集了大量调查研究资料，初步形成了一些观点。但由于代我领队的杨树珍缺乏对城市发展进行区域综合分析研究的实际经验，张孝存也未能给他以有力协助，致使该组不能及时提交区域分析的研究成果，引起有关方面的不少非议，责怪地理所未重视此项工作。1980年春，我调整原先的工作部署，从辽宁中部地区的任务中抽身赶赴天津与地理所工作组的全体同志反复研究讨论，在充分利用各相关专业调查成果基础上，进行补充调查，用了两个多月时间完成“天津市经济发展条件的区域分析”综合报告，提交了使天津市总体规划负责人较为满意的成果。

四、主持京津唐地区国土规划前期综合研究

1981年中共中央书记处作出要搞好我国国土整治工作的决定，国家建委开办国土整治研究班，邀请各方专家讲课，吴传钧讲“因地制宜，整治国土”，我讲“国土规划与区域规划”，有意识地将国土整治工作的重点先引向国土规划与区域规划。1982年国家建委与国家计委合并，由国家计委副主任吕克白分管国土工作，徐青任国土局局长。国土局在组织某些省区开展不同类型地区国土规划试点的同时，还直接抓京津唐地区国土规划前期研究，委托北京经济学院人口研究所、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统计系、国家经委综合运输所、中国农业工程研究设计院、国家经委能源研究所、中国水利科学院水资源所、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分别承担京津唐地区的人口、城镇、工业、交通、农业、水利、能源、环境各项专题研究，委托中科院地理所承担“京津唐地区国土开发整治的综合研究”。为此，成立了由我主持，陆大道、孙盘寿、陈汉欣、张文尝、叶舜赞、马清裕、赵令勋、徐志康等参加的课题组。经过两年多的工作于1984年6月提交了该项综合研究成果，向国家计委、有关省市和部门领导汇报后，获得认可和好评，也消除了承担专题研究的某些专家对综合组的疑虑，认识到加强国土规划综合研究的必要性。

研究报告系统分析了京津唐地区的地理环境、历史演变、在全国地位、资源优势与发展潜力，以及在区域开发整治中需要综合研究解决的十大主要问题。提出了对京津唐地区进行综合开发整治的若干战略设想，以及地区内因地制宜开发整治的综合区划。报告对京津唐地区的定位是：全国神经中枢，北方重要经济核心区。北京市作为全国政治文化中心和国际交流中心，应着重发展各种服务业和知识密集型产业，对既有的大耗能、大耗水、大运量、占地广、污染较严重的冶金、化工等重化工业应进行重点改造并严格控制其发展，资源密集型的能源、原材料工业应重点向冀东地区转移。工业和城镇建设的总体布局，除向城市郊区卫星镇适当扩散外，还应向天津和唐山的滨海推进。港口建设除大力扩建塘沽进出口贸易港和秦皇岛煤炭输出港外，还建议在唐山市乐亭王滩另建新港。为便捷京津之间的联系，建议先建京津塘高速公路，然后再建京津高速铁路客运专线。以上这些建议的建设蓝图，已经成为现实。

五、冀东钢铁厂的厂址争论牵动中央高层

1977年春，我们在“冀东工业基地调查报告”中就提出在冀东地区可新建一个年产钢500万吨以上的大型钢铁企业的建议，并对其可供选择的迁安新庄、滦县邢各庄和乐亭王滩三个厂址作了论证比较。迁安新庄厂址就在首钢所辖矿山基地已开采多年的迁安矿区内，滦县邢各庄厂址靠近矿石储量很大尚未开发的司家营矿区，乐亭王滩厂址在具备建设深水良港条件的滨海区。通过综合比选认为，迁安和滦县两个靠近矿区的厂址均需大量占用高产农田，迁安厂址因受地形限制，其交通位置和场地开阔条件均不及滦县厂区。乐亭王滩厂址可利用大片滨海盐碱荒地，可利用海水以节约部分淡水，可结合港口建设利用海运以减轻铁路运输压力，但场地工程地质条件相对较差，开发初期所需基建投资较大。其厂址抉择关键在于：未来冀东大厂所需矿石是全部取自当地还是部分来自国外进口。其后不久，冶金部指令北京钢铁设计总院在我们报告基础上，对冀东大厂的选址作进一步调查和论证。当年秋，我应邀参加了冶金部召开的冀东大钢铁厂选址论证会。设计总院提出的选址比较方案，迁安、乐亭二址与我们提出的相同，只是将滦县邢各庄厂址改为昌黎九龙山厂址，即由滦河西岸改为滦河以东，与矿区联系需增建跨河大桥工程，但可降低地震设防烈度1度。他们当时考虑新建大厂所用矿石全部取自冀东地区，因而竭力推荐昌黎九龙山厂址。1982年国家计委组织开展京津唐地区国土规划前期研究后，钢铁设计总院负责厂址选择的汪雨松副总工程师也参加了工业组的专题调查研究，通过共同调查、相互交流和反复研究讨论，他也赞同综合组最后提出的京津唐地区钢铁工业合理布局的方案，即控制首钢、天钢、唐钢在原厂址不断扩大生产规模，集中力量在王滩滨海建冀东大厂。当时共同选定王滩厂址作推荐方案，除考虑节地、节水、环境容量较大等有利因素外，还主要考虑我国对外开放的形势。在临港建大厂，可利用部分进口矿以扩大生产规模，其产品可通过海运直接供应沿海各地，更何况王滩厂址的工程地质和建港条件均远优于当时已选定的上海宝钢厂址。

京津唐地区国土规划前期研究成果及其所提出的有关钢铁工业布局和冀东大厂选址方案，均得到国家计委宋平、吕克白、徐青等领导的赞同和支持。此时由周冠五任董事长的首钢向中央提出不要国家投资可在冀东迁安矿区再新建一个年产300-500万吨钢铁大厂的建议，引起中央重视。我闻讯后，即于1984年8月16日给中央领导写信。说明我所经济地理部近两年来承担国家计委组织开展的京津唐地区国土规划前期研究中，已取得的成果表明，冀东地区具备再建一个年产规模600万吨以上钢铁联合企业的条件。首钢提出愿为建设冀东大钢铁厂作贡献是好事。但我们不同意把冀东大厂放在迁安矿区，建议在王滩滨海建厂。并就上述两个厂址作了利弊分析比较。指出像冀东大钢铁厂这样的重大建设项目，涉及大量厂外工程，不可能由首钢一家全包下来。首钢建新厂需要与唐山、天津钢铁工业的发展统筹安排。首钢要在迁安建大厂之事牵动了中央多位领导人。1984年8月20日，陈云、李先念都有表态。8月27日、9月18日胡耀邦、赵紫阳先后对我的信作了批示。胡耀邦的批示是：“我这次去看了一下，我初步的印象是这个意见不一定妥当，首钢同志的选点理由更充足些。”我获知胡耀邦那次去唐山只看了迁安矿区厂址，王滩厂址因尚未通公路而没有去成，遂于10月24日又给胡耀邦去信，对王滩与迁安厂址的优劣利弊作进一步阐述，还呈送“京津唐地区国土开发整治综合研究”报告供参阅。此后就再未见中央领导人对此事的批示和表态。

在冀东大厂的厂址争论中，首钢也开始寻求学术界的支持。北大地理系某某等写的调研报告，论述在迁安矿区建大钢铁厂的合理性，对王滩厂址存在的某些问题过度夸张，引起河北省领导的不满。1986年11月，中国城市规划学术委员会在石家庄召开区域规划与城市经济学术会议。河北省领导就利用这一机会邀请与会人员会后多留一天，参加由省长解峰、省委副书记岳歧峰主持召开的“冀东钢铁基地建设及城市形成条件”论证会，着重就厂址比较问题进行讨论。城市规划界的刘德涵、张启成、谢文蕙、董鉴泓等，地理界的宋家泰、许学强、马裕祥等都发了言。大家都倾向于王滩厂址。省府将论证会发言材料汇编成册上报中央。河北省领导直接参与针对首钢的厂址争论，更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此后首钢绕开河北省，转到山东兖州去征地建新厂。兖州厂址的论证会我也去参加了，多数与会专家都反对在兖州建大钢铁厂。

六、参与京津唐城市发展空间和滨海新区开发的规划论证

我自1984-1986年参加《全国国土总体规划纲要》编制研究以后，就依次转向主持《全国海岸带社会经济调查》、《中国设市预测与规划》、《中国沿海城镇密集地区空间集聚与扩散》等全国性研究项目。由于我曾在国家计委和建设部任城市规划顾问委员、城乡规划专家委员等职。并在与区域开发有关的多家学术团体任职，加之我曾多年从事京津唐地区规划研究工作，熟悉当地情况，所以在上世纪90年代至新世纪初，曾应邀多次参与有关京津唐城市发展空间和滨海新区开发的规划咨询和论证评议活动。同时我也一直十分关注京津唐地区开发建设的进展以及我们以往规划建议的实施情况。略述如下：

对京津唐地区国土规划研究提出的生产力布局向滨海推进的建议，河北省唐山市以积极态度认真实施，并已取得显著效果。1989年唐山市开始自筹资金在王滩建港，1990年底河北省人民政府委托地理所承担王滩地区国土开发总体规划，由陆大道领队主持此项工作，于1991年完成，我以规划领导小组组长名义参与某些活动。1992年修通滦县至王滩的铁路和唐山至王滩的高等级公路，1993年经省政府批准在王滩设立唐山海港开发区，同时开始引进北京投资，将王滩的唐山港改称为京唐港。在京唐港以南约30余浬的曹妃甸小岛，在1985年的全国沿海港址调查中才发现其南端离渤海-20米深水槽很近，只因建港难度较大，长期未被列入现划。1994年我应邀参加河北省在京唐港召开的曹妃甸建港可行性论证会，乘气垫船至岛上现场考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与会的交通、海洋、地理、经济各方面的专家一致认为，面对我国铁矿石与原油进口量的剧增和海运船舶愈来愈大型化的形势，开发建设可停靠20万吨以上深水泊位的曹妃甸港区已具迫切性。1998年唐山市计委与我洽谈有关唐山市发展规划的研究项目。我请毛汉英带队主持此项规划研究，自己当顾问。规划内容也涉及如何加速发展唐山滨海地区的产业发展问题，曾建议曹妃甸综合发展以冶金、石化等重化工业为主的现代化临港型产业群。2004年曹妃甸开始建港。2005年我应邀参加曹妃甸综合开发区的规划论证，强调要在开发区内发展包括海水淡化在内的循环经济。如今的唐山市，仅王滩的京唐港区吞吐能力已近亿吨，在海港开发区内已有500万吨精品钢厂、120万千瓦电厂等众多现代企业相继建成投产，已率先成为唐山以港兴市的起跑者。至于正在大规模建设的曹妃甸港区和开发区，其发展势头更猛，将与其紧邻的南堡海洋化工基地和天津滨海新区共同构成京津冀、环渤海经济圈的强大增长极。

天津市的国土开发方向与我们早先的规划建议基本吻合，一直坚持重点开发建设滨海新区以改善天津市发展的空间格局。自京津唐国土规划研究以后，我们较少参与天津市滨海新区开发的规划研究。我只参加过天津港区和大港工业区的规划论证。2002年天津市开展新一轮国土规划，我被聘为规划顾问，重点探讨在天津市滨海新区开发建设进程中如何改善生态环境的问题。天津市滨海新区与唐山市滨海开发区一样，其发展规模和速度都远远超出我们原先的规划预期。

相对而言，北京市的规划实施情况不够理想。早在上世纪80年代，我作为北京市战略规划顾问参与了战略规划讨论，90年代初又参与了《北京城市总体规划（1994-2010）》的论证。规划界比较一致的意见是严格控制北京市重要污染源首钢生产规模的扩大，促其外迁。然而首钢的发展根本不受规划的约束，其生产规模却在一再扩大，已由1985年的不到300万吨扩大到800万吨。直至2001年确定北京市将承办2008奥运会后，首钢才被迫考虑石景山钢铁生产厂址的外迁问题。2004年开始在唐山曹妃甸港区建新厂。再如，北京市的空间发展长期存在着不断向四周摊大饼问题。早在1993年国务院批准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中就提出“沿京津塘公路是城市主要发展轴”，未见明显效果，城市建成区继续由四环向五环、六环扩张，使北郊、西郊的重要生态保护带受到蚕食威胁。2004年北京市规划委员会组织中国城市规划院、清华大学等单位分头承担的“北京城市空间发展战略”研究，我应邀参与对研究成果的评议和论证。在其后形成的新一轮《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中，明确指出北京市的空间发展战略是：疏散中心大团，重点发展东部发展带，东南指向廊坊、天津，与区域发展大方向一致。吴良镛主持的《京津冀地区城乡空间发展规划研究》一期（2002）和二期（2006）均聘我为顾问。二期研究报告更重视京津走廊的发展轴，建议将首都第二机场到京津走廊地带去选址。但据了解，由于政府利益的驱动，北京市还是不愿将第二机场移到京津二市之间区位和土地资源条件相对较好的廊坊地区去选址建设。指出上述问题，主要考虑应从中吸取规划实施的教训，丝毫无意以此否定北京市规划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我为自己能有机会在京津唐地区开发建设大潮中，参加某些规划研究实践和论证评议活动，成为亲历其境的历史见证人，感到由衷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