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文郁*

1960年我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系，接着上化学地理研究生班，导师刘培桐先生，1963年毕业。1964年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水文室工作。不久开始“四清”运动，我去了甘肃省武威县。接着“文化大革命”，军宣队进驻后，我所改为连队建制，自然地理室、气候室和水文室组成一个连队。20世纪60年代末，因接受地方病科研任务，成立了地方病研究小组，我被分配进该课题组。

一、在动荡的岁月里挑起重担

1967年，“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而此时正值东北“克山病”发病死亡的又一高峰期。克山病是一种原因不明、以心肌坏死为主要病变的地方性心肌病，于1935年首先在黑龙江省克山县发现，因病因不明，遂因地命名为“克山病”。新中国建国前，其发病率与病死率极高，病死率85%以上。陕西省黄龙县病区曾流行“今日抬别人，明天被人抬”的恐怖说法，病区群众人人惊恐。有的村庄因恐病逃离竟成了无人村。周恩来总理指示要尽快查明病因，及时防治。于是，成立中共中央北方地方病防治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中央北办），当时组长乌兰夫，后来由李德生继任。中央北办希望中国科学院帮助查找病因，寻找有效防治措施。1968年，院里将此任务交给了地理所。我所谭安见先生负责牵头此项研究。

克山病病因不明，防治无方。我们从事地学的科研工作者跻身于这一跨行业的医学研究领域，其难度可想而知。大家分析认为既然是地方病，就一定和特定地区的地理环境和社会因素有关，这正是化学地理研究的内容，又正好以任务带学科。任务艰巨但具探索性，对个人来说要冒可能长期搞不出名堂、出不了成果的风险，但使命感和理想驱使我们知难而上，在动荡的岁月里挑起了重担。在寒冬酷暑和艰难征途中度过了十八个春秋。

我们从研究克山病病因开始，就同时对大骨节病开展了研究。克山病与大骨节病被称为地方病中的姐妹病，两者的地理分布和流行特点有一定的相似性。大骨节病的发现更早，是1844年在俄罗斯远东地区的乌洛夫河（黑龙江支流）流域流行，也是病因不清，故称乌洛夫病。1854年俄罗斯医生卡辛（ kaschin ）首先报告了本病，其后贝克医生（ Beck）于1905年确定其为独立疾病，故又称为卡辛-贝克病。随着对两病研究的逐步深入，我们的研究领域也在不断扩大，又相继研究了其它地方病，如碘缺乏病、地方性氟中毒和地方性砷中毒（又称乌脚病）等，这些都是严重威胁我国劳动人民身体健康的主要地方病。

二、艰苦的环境与恶劣的条件

资料来源与搜集　 我们对克山病一无所知，首先要了解和认识克山病。于是从搜集资料开始，谭安见先生带着我和王兰先到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当时“中央北办”所在地）收集原始病情资料。北办的领导们如孙玺、石宝岘、孙建纯、刘永笑、欧喜文、赵铁力等同志都非常热情，毫无保留地公开病情的原始档案，将这些第一手资料让我们摘抄。当时没有复印机，只能手工作业，住在办公室里，白天晚上都在工作。环境方面的资料要到地质矿产部、水文地质等部门去摘抄。手工作业，慢且费劲。现在有复印机、扫描仪，还可以随时上网查阅有关信息，不用为查阅资料到处跑，速度快又省力。真不可同日而语。

考察季节的选择 到病区考察的时间，要考虑克山病的高发期，即冬天寒冷季节到北方去，夏天酷暑季节到南方去，只能顶着恶劣天气去考察。1970年冬，谭见安、李日邦、吴家燕和我带着行李去吉林省病区。当时配备的考察服很破旧，身穿笨重的皮大衣，有的还打补丁，被城里人另眼相看，很没面子；有时双肩背着样品挤公共汽车，让乘客讨厌还给你白眼。这种滋味只有乡下人进城才能体会得到，想想我们也是从首都北京来的呀，心里直委屈。记得我们在吉林省第二地方病防治所（吉林市）写总结时，正巧那儿的暖气管坏了，冻得我们在室内还得穿着皮大衣。谭见安坐在床上，披着皮大衣，膝盖当桌子写总结。临时厕所也在露天，是用木条架着的，冷且不说，一不小心还会掉到坑里去，上厕所已成了沉重的心理负担。

1971年炎热的夏天，我们去四川考察。四川省的克山病与大骨节病分布与北方不同，两病基本上不重叠，川西北部是大骨节病病区，东南部和西南部为克山病病区。我们到了阿坝州小金县时第一次出现高山反应，不过几天后就适应了。病区都在乡村贫穷地区，交通很不方便，只能徒步行进。夏天，背着样品翻山越岭，真是艰难极了。有时天黑下来，真是走不动了，途中又无住处，还得拖着步子坚持着。李日邦和罗修岳当时算是年轻的，又是男同志，背得也最重，我是唯一的女同志常受到照顾。回忆过去，地学工作者在野外考察是多么艰苦。20世纪80年代以后，条件就越来越好了，只要课题有经费，自己所里就能派车，也不用那么辛苦背着样品走那么多的路了。

为了提高工作效率，通常先在外地写总结报告初稿，这样大约有半年时间在外地不回家。我的小孩生下来就放在上海婆婆家，户口也要迁走，因为涉及到粮票、布票等各种票证供应问题。一直到了读小学三年级才回到我们身边，那也是我丈夫一人照管，既当爹又当妈。

统计手段的进步　 我们的样品种类很多，外环境样品除了传统的岩石-土壤-植物-天然水外，为了研究疾病的需要，增加了与人体摄入有关的各种粮食、蔬菜，以及与人体内环境有关的头发样，每个样分析十几种元素，所以数理统计的工作量非常大。20世纪70年代初，面对大量的数据，只能用手工笔算，在做病区与非病区资料差异的显著性T检验时，要费很大功夫才能算出一个结果。后来有了手摇计算机，略微快些。再后来，所里给每人配备了简易计算器（SharpEL-5100），每组还有一台PC1500微机，总算可以做简单的编程，作主成分分析、聚类分析等。到了80年代，我们在编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病与环境图集》时，用上了电子计算机制图，但所内也还没建立起这套系统，只能花钱在外单位做。到了90年代，编纂《中华人民共和国鼠疫与环境图集》时，就用上了本所的电子计算机和地理信息系统。这些都标志着，随着国家的经济发展，我们所在科研技术、仪器设备方面也在更新换代，有助于提高我们的科研速度和质量。

三、自主创新结硕果

通过室内和室外工作所取得的这些资料，根据谭见安的思路要把这些资料绘成图，试图从宏观上弄清克山病与大骨节病的分布规律，再探索它们与地理环境的关系。于是谭见安、李日邦和我首先编出了第一张1/600万的“全国克山病分布图”（内部出版，当时属于保密）,也做了全国大骨节病分布图，但没有印刷。同时，还点绘了全国发病村（屯）图，这些图件后来被《七五国家攻关课题》以及同事们发表的文章多次引用。

从分布图上，可以一目了然地发现克山病和大骨节病主要分布在我国从东北到西南、以温（暖）带森林和森林草原土系和棕壤性紫色土系环境的不连续带状内，中间经过内蒙古、河北、山西、陕西、河南、四川、云南、西藏等15个省（区），311个县（市、旗），而其西北和东南两翼则都是非病带。这么明显的地理分布规律，为下一步探索病因打下了扎实的基础。我们顿时欣喜若狂，心里真有说不出的高兴！后来，这第一张《全国克山病分布图》被卫生部部长陈敏章作为重要礼物送给国际友人。

弄清了全国克山病地理分布的宏观规律，已为深入研究病因创造了有利条件。谭见安认为下一步要先选择有代表性的典型省份做重点，加大采样分析密度，寻找微观规律。虽然同是一种病，但北方和南方病区，其发病人群和季节各有特点。北方发病人群多为妇女，发病高峰主要在冬季，而南方发病多为儿童且高峰主要在夏季。为此，北方选择吉林省做试点，南方选择四川省和云南省为试点。

1970年谭见安、李日邦、吴家燕和我四人开始了吉林省地方病的典型调查和采样。吉林省第二地方病防治所的大夫一直配合我们工作。到病区现场访问病人、开座谈会，了解病情和病史。我们也慢慢学会了听心脏、量血压，有的同志也学会了看心电图。1971年和1972年，我们分别到四川和云南两省进行克山病和大骨节病的典型调查与采样。

北方和南方病区所有的样品都运到了室内，有分析人员的密切配合，他们常常根据任务的需要不断摸索新的元素测定方法，分析仪器也不断更新换代，为此他们要不断地学习提高自己。由于他们的紧密配合，使我们的研究工作进展顺利。最终从十几个环境生命元素中筛选出微量元素硒是关键因素，病区的内外环境样品中，硒元素的含量显著地低于非病区的样品。进一步的工作是进行病带与非病带环境的对比研究。于是，谭见安提出，需要分成两条线路分头进行大面积的调查采样。1977年，课题组几乎全体出动，东线组由谭见安带队，队员有郑达贤、李日邦、陆毅伦和我，调查山东-安徽-江苏-上海-浙江-福建 -海南-广西-广东-江西-湖南-湖北等省；西线组由王五一带队，成员有王明远、朱振源、王丽珍、李德珠等，调查西藏-青海-甘肃-新疆等地。当年共调查了16个省、区、市，68个县。以后，又补充调查了贵州、内蒙古、河北、河南等地。此时，除台湾、香港、澳门以外，真可谓走遍祖国大地，大江南北到处都留有我们的足迹。我们掌握了全国各省（区）10多种物质近万份的样品，几十万个分析数据。研究结果首次证实了我国环境中确实存在一条低硒带，与克山病和大骨节病二病分布区域相吻合，而且从病带逐渐向两侧非病带的土壤、粮食、人发中硒的含量也逐渐升高。这说明克山病和大骨节病的流行与环境低（缺）硒有密切关系，或者说，环境低（缺）硒是克山病和大骨节病发病的重要因素。至此，我们在克山病（大骨节病）病因学研究上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历时5-6年的研究成果，终于荣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和中国科学院重大科技成果奖，1986年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一等奖。卫生部利用这一成果，在病区大面积推广人群服硒盐或农作物施用硒肥以提高人体的摄硒量，达到防病治病的效果。结果，病情下降，并基本得到控制。以后，我们又与兄弟所共同在示范点上作土壤施硒肥或对作物喷硒等实验，通过食物链的传输增加人体硒的摄入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从医学角度也证实硒在预防心血管病方面的作用。

1989年，我们和长春地理所（范正一、张学林）、西北水土保持所（陈代中）、沈阳生态应用所（鞠山见、尹昭汉）、贵阳地球化学所（余志成、姚在永）、成都地理所（成延鏊）……以及医学院校、各省地方病防治研究所等在中央北办的领导下，共同完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病与环境图集》，获1990年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一等奖、1991年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在《七五》攻关项目中，又增加了上海冶金所（黄慧明、熊庆华等）、陕西省地方病防治研究所（张聚才等）、吉林省地方病第二防治研究所（朱玉尧等）、云南省克山病防治研究中心（牛成龙、谢祖雄等）内蒙古呼伦贝尔盟地方病防治研究所（袁丕业等）。《八五》攻关项目中，“我国克山病发展趋势与环境硒动态变化关系研究”，获1992年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二等奖；《九五》攻关项目中，“生命元素硒等缺乏区的环境改良与防病示范研究”获1998年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二等奖。

通过近20年的地方病病因探究，我的体会是必须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从野外到室内的齐心协力，一环扣一环地艰苦努力探索，才能结出丰硕的成果。这些原创性成果，来之不易，值得我们骄傲和自豪。这些成果也应归功于大协作：地学与医学的协作，兄弟院所的协同作战。

上述成绩的取得与我们团队的领导人谭见安这位环境生命元素与健康前沿领域研究的开拓者的杰出贡献分不开。在中国科学院，他曾率领一支地方病研究的集团军，共同战斗在《六五》、《七五》、《八五》、《九五》国家攻关项目的第一线，不断取得一个又一个科研成果。地方病课题组1985年被地理所表彰为“在研究地方病病因和防治中发展边缘学科勇于攻关、敢于探索的团结战斗集体”；1985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病与环境图集》编辑组，获中共中央北方地方病防治领导小组办公室颁发的“全国地方病防治先进集体”称号；1986年我们生态化学地理研究组荣获《中国科学院先进集体》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