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尹泽生*

我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来地貌室工作的，转瞬近半个世纪过去了。这期间，原来同室的十多人先后逝去了。如今虽彼此幽明两隔，但他们每个人给我们留下的记忆，依然清晰常现。本文摘取其中的三位逝者生前的片段往事，写下我的怀念，一位是我国地貌界名师沈玉昌老师，一位是文华初露盛年早殁的方永先生，一位是较我次龄聪慧仁厚的马绍嘉室友。

一

沈玉昌先生是地貌室的老主任，这位被公认学业深厚治学严谨的地貌学大家，晚年不幸患病，有近二十年的时间一直留连病榻。尽管受着病魔的煎熬，但他对地貌学事业始终挂怀，仍然做了很多卓有建树的工作。我这里仅书写其中的一件，就是他领导的全国百万分之一地貌图的编制。

沈先生发病是在1977年7月30日的下午，当时他正在为接待英国地貌代表团的事准备材料，忽然说觉得手臂麻胀，抬起来很费力。当时我正好在侧，便赶紧告知了沈师母赵冬先生和所领导李清林主任，很快和室里的几个人一起送沈先生到城里医院，医生诊断为突发性脑血栓。沈先生在医院里虽然经过了紧急救治，但出院后还是落下了后遗症，始终未能完全康复。而恰恰在此后的这段时间内，国家对恢复和发展科学技术事业有了新的部署，很多工作等待人们去做。1978年初秋，国家计委、中国科学院和农林部门在山东泰安召开全国科学技术重点研究项目“农业自然条件、自然资源和农业区划研究”选题会议，沈先生接到了邀请，但因有病在身，便转请罗来兴先生出席，同时派我陪同前往。出发前沈先生叮嘱我勤学常问，多做记录，随时向罗先生请教汇报。会议正值文革后到来的“科学的春天”，来的人很多，气氛相当热烈。会议按行政区和专业交叉划分，按行政区我们属于华北组，按专业属于地貌组。会议开了五天，到第三天的时候，地貌组建议将编制全国百万分之一地貌图列入会议选择课题，并将此议案交各行政区组讨论，得到了大家的赞同。因为我担任了华北组的副组长，又被地貌组讨论时安排做了记录和整理，就被指派在第四天的大会上做了汇报，得到大会组织部门的认可，最后列入了正式选题计划。地貌制图任务落实由我所负责组织。这个结果符合沈先生的设想，回到北京向他汇报时，他很高兴。

很快地貌图编制工作正式启动。此时沈先生的病情稍稍稳定，便指挥我们开始了头绪繁多的筹备事宜，包括收集资料并开展技术培训、征询各方意见、组织全国同业的地貌图编辑队伍，还着手策划11月在重庆召开的筹备会议。沈先生一生做学问，向来细致躬亲，此番劳累，终于使他体力不支，在临近出发准备主持筹备会议之前感到不适。记得定于下午出发的那天一大早，赵冬先生急急到我家说沈先生整夜失眠，血压很不稳定。我马上过去看望了沈先生，见他沉沉卧床，知道断断不能成行了，便安慰了两位先生，到所里向副所长左大康汇报。左先生思考后，又邀了罗来兴先生，一起到院部约见负责全院资源环境研究工作的黄坚主任，几位领导商议后决定，由左大康先生参会主持筹备会议，并宣布成立以沈先生为首的制图编辑委员会；在沈先生不能到会的情况下，由罗先生组织讨论各类事项。

重庆会议于11月10日如期召开，全国性的地貌会议自1965年的广州会议以来，已经过去了十多年，文革以后，大家对地貌学研究的未来都心存期待。此次虽然是一次专题会议，但此前活跃在全国各地的地貌界人士都纷纷前来，国内许多年高德劭的地貌学家，如周廷儒、王乃樑、任美锷、叶汇、曾昭璇、丁锡址、楼桐茂等先生也欣然赴会。会上大家对地貌制图的许多理论和技术问题，以及制图队伍的构成、互助协作等事项进行了讨论，达成了共识。会上成立了地貌图编辑委员会，除了沈先生任主任委员外，还有9位副主任委员，其中我所有苏时雨先生和陈治平先生。13位学术顾问中，我所有罗来兴先生和陈述彭先生。此外还有31位委员和5位学术秘书。我被指派担任秘书。

重庆会议以后，地貌制图工作便在全国开展了起来，沈先生虽然还在病中，但他做为项目总负责人，仍然难以得到很好的休息。除了1981年5月22日沈先生的病复发又住了一次医院外，在其他大约三四年病情稍稍稳定的日子里，遇到有要处理的事情，他依然坚持上班。我们常常看到这位孱弱的老人从家中步行多半公里再登上位于九一七大楼六楼的办公室，心中不免感到耽心。全国地貌制图是一项大工程，虽然有编委会以及地貌室、地图室各位同仁在协调全国制图单位的人事、推动制图工作的进程，并在实际编制北京、西宁、大理等三幅典型样图等方面做了很多具体工作，但像掌握整体制图原则和制图方向、确定制图规范等大问题，还是要沈先生考虑决定。沈先生肩上的重负和面临的难题不难想见，但他均以一位长者的坚忍和学者的智慧从容化解。

下面说到的两件事情给人的印象尤其深刻。

一件事情是他为了把握制图工作的进展抱病参加杭州地貌图制图会议。自地貌制图工作启动以来，每年都要召开一两次学术研讨会和工作协调会，在天津、南京、杭州、长春、成都、厦门等地都开过这样的会议。因为照顾沈先生的病体，所领导建议他一般情况下不要舟车劳顿亲自到会，但1980年5月召开杭州会议前，沈先生提出希望与会，他对我们说，全国制图工作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获得了很多经验，但反映出来的问题也不少，我希望这次会议是一次起承上启下作用的会议，在会上多解决一些实际问题。杭州会议在浙江省军区招待所召开，从5月3日到15日，整整开了13天。参加会议的人数有105人，地理所有12人到会。展示的试验样图也是历届会议中最多的一次，达到了42幅。沈先生引导会议列出的很多议题，如地貌图的任务和性质、形态成因分类原则、形态指标体系、图例系统的内容和显示方法等，都再次在会上被深入讨论并得到了最大程度的认同。会议还邀请遥感应用和计算机制图技术方面的专业人员开了讲座，进行了国外地貌图展示等活动。由于他亲自参与并在会上运筹指挥，比起各次会议来，杭州会议最有收获。

另一件事情是沈先生引导了对制图原则和图例系统的有效讨论，及时调整了地貌图的制图方向。1983年在北京回龙观召开地貌制图规范修订稿讨论时，规范小组对分类原则，即对于地貌类型及在图面上的表达是遵从外力成因导向还是构造成因导向的问题，发生了热烈争论。本来在制图工作初始，大家已有约定以外力成因为主解释地表形态并制定图例系统，全国的十多幅分幅样图也是按此标准开始编制的，但会上有几位规范小组成员提出最好按构造成因编制地貌图，以便与国外特别是与欧洲地貌图接轨。这样，规范小组的20多人分成了两端，一时难以委决。但争论如不解决，将影响地貌制图工作的全局。参加会议的老专家除了沈先生外，还有杨怀仁、王乃樑、罗来兴、陈述彭、陈梦熊等诸位先生，他们根据各自的学术经验和认识，大多主张按照外力导向编制地貌图具有实际的可操作性，但为了尊重一些同志的不同意见，会上没有做最后决定。晚上各位先生走后，大家感到心中没底，时间又紧迫，便要我赶紧追去再听听沈先生的意见，等我急急赶到沈先生家中时，已经夜里十点过了。沈先生思忖片刻，缓缓地说，国外遵循构造方向编制的地貌图，内力成因突出，图面美观，有可取之处，但他们强调理论多于实用，图面的形式大于内容，不是我们的习惯；以外力成因导向编制地貌图，在我国已经形成传统，有丰富的资料和数据可以利用，便于操作，符合国家项目要求的为农业服务的大方向，所以最好是以外力成因编制我国的地貌图，可保取得成功。等我将沈先生这番从全局出发深思熟虑的话转告规范小组时，大家表示了理解和接受。

1989年，凝结沈先生很大心血的15幅地貌图正式出版了，老人得以告慰。但此后他的病情日渐恶化，几年后竞至卧床不起。1996年11月24日，沈先生走了。他离世的时候我因为没有得到消息，未能前去送他远行。直到赵冬先生托人来通告我时，已经是第三天早上了，这件事虽然过去了十多年，但每每想起，仍让我自责不已。

二

方永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他一米八几的长身量，偏瘦，面庞清癯，轮廓分明，带一幅暗框近视眼镜。因为身高，常常俯身对人，看上去微微曲背。这些体征加上他缓步徐行的举止，稳重的仪态，处处显得温良儒雅，谦和有礼。表露在他身上的这份书卷气质，我想是和他的出生环境和所受过的教育有关。方永的出生地安徽桐城毗邻长江，属皖中丰腴之地，这片历史悠久，文风昌盛的沃土，曾经培育出了明末清初文坛上的散文大家“桐城学派”群体，其对中国文学史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也使桐城的声誉传遍五洲。方永生长于斯，耳闻目濡，接受了家乡的文学气场，受到了熏陶。他离开桐城后，在大学里先后就学于历史学和地理学两个专业，又使他在青少年时期培育起来的文史方面的素养得到了升华，这对他短暂的学术生涯，无疑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我大学毕业前，曾经一度对人文事项产生了兴趣，来所后和方永分在一个办公室，知道他深厚的历史文化功底，觉得能够随时向他请教，心中颇感庆幸。方永是个乐于助人的老师，见我有此喜好，便经常给我讲述历史知识和人文往事，润无声息，很使人受益。那时候，我还常被邀到他家中做客，他的居室在中关村的一座四层家属楼的底层，和他人同住，是一个小间，顶多也就十来平方米。但就是在这局促的房间内，他却放了一个摆满图书的大书架，架上文史方面的书籍居多，我就常常借书回去阅读，有不懂的地方问他时，他都会很耐心地对我讲解。他常说多接触一些文史书籍可以开拓人的视野，活跃人的思路，即使是从事地貌学和环境学研究，也离不开人文方面的知识。方永的这番言辞，直白又很中肯，对我很有启发。我跟他一起工作的那几年，感到从他那里学到的东西很多。

方永自己在这方面的研究也为我们提供了榜样。他生前参与的几项工作，都是在研究条件颇为艰困的条件下进行的，但都有创新并有华章问世。有的文论，像对华北地区文安洼，对西北地区青海湖的研究成果，都可以说是达到了准确、深刻、信雅的层次，被后学者引为经典。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方永到青海湖地区工作，当时那里仍属荒僻之地，交通不便，生活条件艰苦。野外考察时，从访问、绘图、采集样品，都由他独自承担，工作量很大。但回来后，他很快就整理出了考察成果，后来发表了论文《青海湖湖盆地貌的基本特征、成因及其演变》。该文内容丰富，图示精准，结论中肯。方永的这项研究和成就此文时，我还没有来所，无缘聆听他的指教。但后来我们在1981年和1990年两次在青海湖地区开展地貌考察时，就先把他的这篇论文找来学习，因此对他的学术功底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在这篇论文中，方永使用熟练精到的学术语言，自如地运用自然地理学与历史与考古学的知识演绎青海湖地貌、第四纪古地理环境变迁历史，特别是他根据考察确定的湖滨阶地和砂砾堤，以及湖侧吐谷浑伏俟古城与青海湖湖岸的距离变化，推算出青海湖湖面在过去的1470年间的升降节律，很有创新之意。这篇论文是我最早见到的全面论述青海湖地貌的学术美文，一时被后来者视为同类研究文论的首篇。

1964年开始，方永参加了黄淮海地区农业区划和环境治理方面的工作，那时我刚刚来所，进入了他负责的一个研究小组。我们这个小组断续三年在河南、安徽、山东等地做野外考察，那时的主要行路工具就是每人的一辆自行车，车子后座驮一个大旅行包，里面装满日常用品，以及沿途采集来的岩土标本和收集来的资料档案等物。考察中，方永因为特别关注像历史河道变迁与旱涝碱之间关系这样的主题，两年的时间里，像花园口到开封的沿河大堤、新乡商丘的黄河故道、南太行的山间狭路、鲁豫皖众多古遗址文化带等这样的考察路线，都优先列入了他的计划。当时这些考察线路的交通条件较差，不少路径多为土石路，路面崎岖，如果遭遇风雨天，道路成了泥路，行程就突增艰难。一次，我们一行三人在河南焦作考察结束后，天色渐晚，为了赶时间，方永决定立即赶往下一站博爱，于是我们赶紧上路。但此时阴云四合，不久就下起雨来，很快又变成了急雨，风也很大，已经没有退路，大家只好迎风推车在泥泞中挣扎前行。从焦作到博爱不过二十多公里，让我们足足搏斗了五六个小时才走完。三个人浑身泥污，疲累不堪，夜深了才到县城，进到街边的一个黑灯瞎火的小饭馆，方永例外地喝了一点当地白酒，直说难忘难忘！那一刻，我感到了性格温顺的方永坚韧豪爽的一面。

方永不但在外业考察时有上佳的表现，在做室内工作时的细致入微和不经意间流露出来的多闻博学，善于广纳建言，长于循循善诱的做事风格，也使我们感佩。他在昏暗的油灯下整理笔记清理标本，用放大镜俯身绘图的情景，以及他时时和我们解释工作细节，从不保留地传输他的研究心得的情景，至今还清楚地保留在我的记忆中。

1966年，方永离开了这个世界，他以一种极端的方式终结了自己的生命。那年，他38岁。

方永去世后，他的爱人在第二年也病逝了，在安徽老家撇下了他年迈的老母，北京留下他年逾古稀的岳父和只有两岁的稚龄独女。此后十多年里，我每每到城南海慧寺方永岳父耿老先生家中探望时，见老幼相依，家境凄惶，无以言说。大约在1978年春天的一天，我又一次去看望耿老先生时，老人已经生病卧床，他挣坐起来拿出写好的遗嘱给我看，满满的三页纸，除了感谢单位领导和周围良善的人们多年的关怀外，满篇都是对外孙女生计和未来成长的嘱咐，言辞切切，引人落泪。现在老人已经故去了，他的外孙女也已独立成人，老人以及方永先生地下有知，一定会感到安心欣慰。

三

马绍嘉比我年轻，平时就喊他小马。

我和小马共事多年，但说起来却是相识较早，相知甚晚。1973年他调来地理所，我第一次见到他时，是在地貌室的一次室会上。交谈中，得知他和我同籍，于是自然产生了亲近感。但在地貌室的时候，我们分属于两个学科组，加上后来我离开了地貌室，业务上的交往就更少了。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一次偶然的合作拉近了我们的距离，此后一直到他2001年病逝，我们一起承担了一些课题，相处的时间久了，彼此才有了更多的了解。

我和小马的第一次合作，是从参加云南思茅的旅游资源研究课题开始的。1993年早春，我和杨逸畴去思茅，当时小马在西双版纳勐腊县挂职，勐腊距思茅不远，他正好也要到那里去继任，我们就约好了同行。到了思茅，小马见我们对当地的情况陌生，就留下来随我们考察。我们一起去了思茅地区的普洱、景谷、孟连、澜沧等地。真是多亏了他的帮助，我们才很快地熟悉了当地的人事，做起事来顺当多了。接着我们的工作地区转到版纳，小马辞去在当地的任职，正式加入到我们的课题组中来。这以后我们合作完成了几项研究，其中主要有两项，一项是从1993年到1996年的勐腊、景洪、勐海三县市的旅游资源详细调查，另一项是从1996年到1998年的大庆市和黑龙江省全省的旅游资源研究和旅游资源开发工作。

这两项工作前后延续了六七年，是我们相处最长的一段时间。那时候，无论在南疆的版纳还是在北国的黑龙江，我们走了很多地方。南疆的热带亚热带雨林、傣家竹楼、小乘佛殿、玲珑白塔，或葱郁，或秀雅，令我们身心陶醉；北国的冰雪、界江、森林、湿地、农场、油田，极尽恢弘、辽远，使我们倍感惊羡。而即使在这些地方考察时经历过的困顿，也使我们难以忘怀。我们经常会在密不透风的原始密林里长途跋涉，披荆斩棘，涉水越川，遭遇到疲惫、迷路、炎热中暑和不知名的猛兽威胁。就是在林中那一条条饥饿的旱蚂蝗临空飞降下来钻到人的脖颈里，也真让人胆寒；在黑龙江的考察，曾经赶上那里的严冬，户外的气温低到零下三十多度，手都伸不出来。没膝的积雪，前途开道时半天走不了多远。有时还会遇到陷车，往往花很长时间才能排除，人人弄得浑身泥泞，疲累不堪。

这多彩、愉悦，有时又颇为艰辛的考察生活，值得我们回味。小马后来就多次动情地说过，那是他人生中一段最值得记忆的快乐日子，我也有同感。这段合作，我和小马接触多了，对他也有了更多的了解。小马思路活跃、接受新事物快、动手能力强的特点很快都表露了出来。野外考察时，对于去开辟陌生的考察路线，到空白区采集基础资料、去条件艰困的新区驻守，以及像关照弱小、代人负重、解救陷车、维修物件等各种大小事项，他总是争着前往，又都能完善其事。在室内总结时，小马同样尽职尽责，此后课题组在分别编写这两个区域的考察报告时，他承担了大量资料分析、文字编写、绘制图表的工作，还独立编制了资源评价程序。小马的这些作为，被众人一致称许，很多人都说和他在一起做事，心里觉得放心踏实。

我就这样慢慢地认识了小马。他的性格和为人处事体现出了多元：出身世家的小马，家族深厚学风植入了他的精髓，养成了他的内慧；青年时代他在基层磨砺多年，生活多艰，又使他的性格浸润了些许豪放之风；心无城府，不存芥蒂，得人小助常常心存感激；平日他不拘小节，略似散漫，但遇事洒脱，为人热忱，交友甚广；碰到不顺心感到不公的时候，也曾偶失冷静，表现过激越。这是真真切切的小马，和他相处时间久了，他的某些品德，如他的疾恶从善的刚直，他的言信行果的仁义，他的细心巧手的慧底，便自然地显露了出来。

就是这样一个令人越来越感到亲和的小马，却不幸身患沉疴，停止了我们刚刚开始合作的事业，这令人感到无奈。我最早发现他的身体不适是在1997年9月下旬，当时我和他一起乘火车从哈尔滨返京，隐隐发现他握铺位把手时有些吃力，心中虽然闪过一丝疑窦，但也没有太在意。时过不久，他才告诉我说得了一种叫做“肌萎缩侧索硬化”的免疫系统疾病，现在正在设法诊治。我听后有些惊愕，但还心存侥幸，盼望此事非真。不过这一愿望最终还是落空了，病魔使小马的行动变得越来越迟缓费力了。他开始了艰难的求诊旅程，在北京去了多家医院，没有明显的效果。1998年夏天，我陪他去太原郊外求助一位中医大夫，背回来半口袋草药，服后成效也甚微。到了秋末冬初，我要到桂林出差，便邀他同去，我们在那里呆了一段日子，除了在桂林见识那里的秀美山水外，还专门去了阳朔、荔浦，考察了极具魅力的漓江、丰鱼岩和银子洞。那时他双手握东西时已经显得吃力，但在整个行程中，从行路、上下阶梯，到用餐、洗浴，他始终坚持独立支撑，不愿意麻烦他人。这是小马生前最后一次远行，一路上他很高兴，似乎忘记了病痛。我因为和他在一起度过了这段时光，也略略感到安慰。

此后的两年间，小马的病情又向坏的方向发展，到2001年春天时更是迅速恶化，此时他只得终日缠绵病榻，不能下地行动了。不巧正在此时，我和杨逸畴参加的一个科学基金课题亟待启动，需要到台湾岛去考察，时间预计四五十天，行前我们相约去探望了小马。告别时希望他安心养病，期望回来后再见面。小马半躺在床上，已经说不出话来了，目视我们良久，像是示意我们一路顺利。我们心情复杂地离开了他。那天是5月27日。

没有想到此次会面竟成永诀，四天后，小马于6月1日去世。

我和老杨得到消息的时候已经是6月5日，所里将在7日为他举办追悼会。6日那天我们到台湾东北海岸考察，心想可在途中的基隆市找电信局发一份电报回去，结果跑了半个城市，没有发电报的地方。晚上悻悻地回到台北，情急之下我们突然想出了一个办法，事先拟好一份短文，打电话回北京让家里人记下来打印成文字稿交给小马的家属，聊表我们和他的离别之情。于是我们立即行动，商量好内容后，由我执笔匆匆写下了一篇二百五十多字的悼文，记得最后有这样的话语：“我们和绍嘉在一起工作和生活几十年，深深地了解到他的聪慧、勤奋、执着和他的忠厚、正直、友善。在很多人的心目中，他是一个完全可以信赖的朋友，一个能够荣辱与共的同志。”

这几句话，被小马的家属镌刻在昌平阳坊佛山陵园小马墓冢前的碑石上。

2010年1月20日完成

经所志办审查修改

2010年3月24和31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