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姜德华*

1987年5月底，我刚从联合国世界粮食政策研究所（IFPRI）回来，左大康所长交给我个任务，立即开展“中国贫困地区分类研究”。他说：“这是国家任务，你来牵头，要哪些人我来配备。你们经济地理搞过农业区划、区域规划，有条件进一步搞好贫困区划。听说美国也搞扶贫。地理所必须把国计民生任务摆在第一位！”左所长同时也提醒我，IFPRI对中国的贫困问题也感兴趣，当然我们要走在人家前面。于是我从黄淮海主战场转到科学扶贫工作。

6月初，我去国家计委洽谈。地区司高纯德司长说：扶贫工作已在全国铺开，现在急需将国家所选定的664个贫困县分类划片，指导各地扶贫工作。贫困县的名单和基本统计资料由计委提供，希望你们争取一年之内拿出成果来。至于经费，年初“切块”时，始料不及，只能从计委机关‘挤出’三千元来起动。我回所向左所长提出经费太少。他说，先干着，我再向院里要一点。所业务处召集农业地理室姜德华、杨柳，地貌室张耀光，化学地理室候少范等组成贫困地区研究与编写小组；室内研究与野外工作同时进行；何书金、罗荣生、张永祥、周英明等研究生参与西北、西南等地的调查研究收集资料工作；地图室、大地公司为有关制图和打印提供方便条件。

首先把所有的贫困县标在全国分县地图上，发现大部分贫困地区都分布在老革命根据地、少数民族地区、边陲地区和山区，统称为“老、少、边、山”贫困地区。其中86%以上的县集中连片分布在自大兴安岭南部经坝上高原、太行山、巫山、武陵山直到苗岭一线以西，与东部丘陵山区孤岛状分布的贫困片呈鲜明对此；同时又以秦岭一准河为界，区分为南、北两类贫困区。但东西差异大于南北差异。贫困区总的分布趋势，同全国大地貌上的第一、二、三级台阶相照应，分布密度由东向西明显提高。此外，贫困地区大体同生态脆弱区相重叠。

进一步分析综合研究大量的调查研究资料，参考自然（地貌、气候、水文、植被、土壤）区划、农业区划、灾害区划等成果，提出了四项贫困区分类划片原则：1，考虑自然、社会、经济条件地域组合的相似性；2，具有决定意义的主导因素；3，发展方向、途径和重大措施的一致性；4，以县 (旗、市)为基本地域组织单元。把全国664个贫困县划分为6个大类：黄土高原、东部平原与西部山区接壤带、西南喀斯特山区、东部孤岛状丘陵山区、青藏高原和蒙新干旱区，以下又分21个亚类 (或者叫做区)，亚类以下又分为若干个片。

根据编写组人员的专业基础和特长，分别对各类、各片进行了详细论述。结果花了不到8个月时间，提前交出了15万字的报告，并附详细图表。这份报告得到国家计委领导的高度赞赏，说：“你们真是雪中送炭，化解了我们的燃眉之急”。

1988年2月28日《人民日报》报道“中国科学院对全国各贫困地区自然、经济、社会状况进行了综合调查与分析评价，提出了10多万字的报告。中国科学院作为全国28个扶贫成绩突出部门受到国务院通报表扬。”该报告摘要在《地理研究》1988年发表，并收入中国科学院《七五科技扶贫论文集》。在完成以上研究工作的基础上，由姜德华、张耀光等编写的《中国的贫困地区　类型及开发》是我国第一本贫困地区综合研究著作。国家计委的评价认为：“研究报告在分析综合大量材料的基础上，全面地阐明我国贫困地区类型划分与开发方面的问题，从客观实际出发，提出了很有参考价值的意见，对当前全国有关省区、部门编制2000年扶贫长远规划提供了科学依据。” 国家教委来信说：“我们在研究全国实施九年义务教育前景时，借鉴了贵研究的部分成果……得到了很好的结果。”

本书的问世，引起了一些国家有关学者和国际组织的重视，先后被摘译或翻译成英文、日文。本书的主要作者还先后参加三次有关贫困问题的国际研讨会。因本书所提到的有关问题而引进国际合作项目两项，参与国际咨询项目三次。因本书而引起建立联系的国际组织有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粮食政策研究所、联合国大学、世界银行经济发展学院、美国福特基金会、美国加州大学、国际地理学会、亚洲开发银行、凯尔国际集团、国际山地开发中心、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香港中文大学、国际宣明会等。其中不少组织来华投资、从事贫困地区项目开发。1994年，郭来喜先生主笔编写的《中国贫困地区环境类型研究》，同时由我组织英译，在“1994年联合国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北京国际专家研讨会上我代表地理所发言。此发言稿收入该会文集，并于1996年6月在《地理研究》发表。

地理所扶贫工作的开展，引起了IFPRI（世界粮食政策研究所）的关注。1988年该所委派 Bruce Stone,Mark Svesder,Melanie Snyder等三位专家来所同我们开展中国扶贫国际合作研究，曾赴湘西贫困山区考察了大庸、慈利等多个贫困县、乡、村，走访了十多个贫困户。当时接待方安排考察队去张家界风景区游览休整一天，想不到Stone回答道：“我们是来扶贫济困的，不是来游山玩水的”。市里只好改变计划，临时增加了两个贫困村的考察。在丁家营村访问时，当村长说到“全村年现金收入不到三百元”时，斯通立即掏出300元给了这个贫困村。也许有人认为这是不是“小恩小惠”，须知老外的身上一般是不带现金的，这是他们进入山区随身备用的一点钱。我们的考察车缓慢行进在崎岖不平的羊肠小道上，不时抛锚，专家组和当地老百姓合力来推，老外也加入其中，土洋合力，车子继续向前走了。这些事，激励着中外专家抓紧工作。

国内外扶贫经验告说我们，必须由宏观战略研究向中观、微观的具体项目和贫困乡村及农户深入。

1991年初国家民委聘请我为亚洲开发银行TA-1356项目（即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扶贫）农业专家，同澳大利亚专家Phillip J. Bennoun、Irene Bain、John S. Comeron等合作，并担任中方专家队队长。地理所参加的成员还有梁季阳、陈航。其它还有中国农科院，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广西、云南及贵州各省农业、水利、交通等厅局及社科院的成员12人。　　

在昆明，中外专家组访问了禄劝县的一个苗族贫困村寨，当走进一户苗家时，女主人笑面相迎，一时措手无策，连忙拿出仅有的一盆生葵花子放到锅里用手来回炒拌，不知她是没有锅铲呢，还是当地习惯？不一会，瓜子熟了，吃起来很香，只是谢绝了她要我“把余下的带走”的盛意。晚上回到宾馆开会，当我讲到这段“手炒葵花子”的故事时不禁哽咽了……。

就这样，中外专家15人，分成云、桂、黔三组，不到三个月，在汗水加泪水中考察了六个地州， 36个贫困县，深入到一百多个贫困村，访问了200多个贫困户。提出了45个有关农林牧水利交通综合开发等专项咨询报告。

在汇报中，我们特别强调推动小额贷款扶贫，发展以特色食品为主要内容的农林牧业，少搞大工程，加强保护这种独特宜居延年益寿的生态环境。

我参与的科技扶贫工作告诉我们，地理工作者在扶贫济困工作中是可以大有作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