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勤业*

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至60年代前半期，竺可桢先生亲自领导《中国自然区划》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地图集》的编纂，取得显著成就。此后，鉴于还缺乏一本内容比较完备的《中国自然地理》，又积极倡导并亲自主持该书的编写。然而计划刚刚制定出来，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工作不得不停止进行。1971年，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根据国内外地理学发展的趋势和竺可桢的意见，在报送中国科学院的“四五”科学规划中，将本国地理研究列为地理所的4项重点任务之一。第二年，也就是1972年，周恩来总理指示：“中国科学院应重视基础研究和加强基础理论研究”。更加促成将《中国自然地理》编著列入中国科学院1973-1980年重点科学规划，同年11月中国科学院院办公会议决定，成立《中国自然地理》编纂委员会，组织国内地学界的力量，共同编写这套书。

记得1972年黄先生恢复工作时，担任自然地理研究室领导小组成员。他的主要精力就投入到中国自然地理的编写工作中。按照最初的计划，《中国自然地理》全书分为总论、地貌、气候、地表水、地下水、土壤地理、植物地理、动物地理、古地理、历史自然地理、海洋地理和自然条件与农业生产等分册。其中，《自然条件与农业生产》这本书被刻意安排进编写计划反映了黄秉维先生一直认为地理学要为农业服务的思想。后来他告诉我们，希望通过《自然条件与农业生产》这本书的编写能够把自然地理各要素综合起来，真正为农业做点事。我一开始就参与了这本书的组织和编写。由于人员的调集等组织工作的困难和学术上的准备不足，《自然条件与农业生产》正式开始编写的时间比其他各分册要稍晚些，大致是1974年。

早在1964年，黄先生就在《地理》上连续发表了《发展农业生产的途径与农田自然条件研究，谈稳产高产农田建设对象的自然条件综合分析》的系列文章。但对于我们这些人来说，究竟怎样进行综合？特别是怎样具体说明自然条件与农业生产的关系？这是在工作过程中逐渐领悟的。按照黄先生的想法，可以先从人们不能改变的因素出发，然后深入到人们可以部分改变的因素和人们难以改变的因素。因此，作物的光能利用、光合潜力的计算是首先要解决的。然后再研究水分条件与作物生产的关系，第三步研究土壤条件，特别是土壤粘土矿物与作物生产的关系。在当时全国农业学大寨的形势下，《自然条件与农业生产》这本书，准备围绕山西大寨来进行分析和研究。光合潜力的计算是第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于是，他翻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在计算机还不发达的当时，使用手摇计算机、计算器，甚至是用最原始的笔算方法，得到太阳总辐射乘以0.124的公式来表达光合生产潜力。至今在黄先生的档案资料中还可以查阅到当时计算的纸片，可以看到当初工作的艰辛。

《自然条件与农业生产》既要有点的深入研究，也要有全国面上的说明。为了说明和比较全国各地的情况和差别，所以，除了所内胡朝炳和我参加工作外，当时还请来东北师范学院的景贵和、刘蕴薰，西北大学的李治武、许惠芳，云南大学的杨一光，华中师范学院的邓先瑞，广州地理研究所的余显芳、周武昌等共同来完成这本书的编写。黄先生的工作和各地区的工作是同时开展的。从全国各地来京的人也都是第一次接触到这项工作，须从头学起。于是，黄先生每隔一两天就把他的想法、进展写出来。自己用复写纸复写三份。他自己留一份，一份存档，给我们一份。我们马上又分头复写学习、消化，然后再用到每个人负责的区域，从光能利用开始，逐步深入到水分状况、土壤肥力等方面。

为了能与农业实践紧密结合，黄先生还制定了野外工作计划，于是在1976年前后我们就先后到山西大寨、广东五华、湖北武汉、河南南阳、湖南长沙韶山等地实地考察。去山西大寨的目的很明确，围绕大寨写，首先就要了解大寨的情况，要了解农田的光能利用和海绵田对土壤改良影响的情况。广东五华是在南方选择的一个点，是了解南方丘陵山区的农业生产和水土流失对农业生产潜力的影响。去其他几个地方是要收集当地的资料，探讨地区之间的差别。记得这样几件事：陪同黄先生去大寨的有胡朝炳和我，可能还有黄荣金。在去之前，黄先生曾经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见到过陈永贵，而且请陈在他的《毛泽东选集》上签名留念。我们去大寨也很想见到陈，希望能通过他了解到更多的情况和问题。于是，黄先生就带上了陈签名的《毛选》和我们一起上路了。但是，我们到大寨后呆了几天，参观大寨的展览，从当地农业科研人员那里了解了一些情况，仍然很不满足。想见陈永贵进行更深入的了解，但只是在50米以外见到过一次。正当我们准备前去招呼时，路边突然冒出来他的警卫人员，说什么也不让我们靠近。手上拿着有陈永贵签名的《毛泽东选集》也没有能发挥作用，进一步深入了解情况的愿望落空了。到广东五华是胡朝炳和我陪黄先生去的。在那里，也有一件事，从中可以充分反映出黄先生的人格个性，让我终生难忘。五华县的领导听说黄先生来了，全国政协常委来了，非要宴请不可，我们做工作也不管用。在我们要离开的当天上午，便宴还是如期举行。黄先生有晚上工作，早晨晚起的习惯。县领导都坐在宴席上了，黄先生还没有起床，也就是拒绝出席。我去请他，他让我转告县领导说我们是来学习的，来了解情况，没有必要宴请。后让我好说歹说，黄先生到了宴席上，但是没有呆5分钟就离席了，我们只好陪着县里的领导周旋。胡朝炳和我去武汉，然后还去湖南韶山瞻仰了毛主席故居。回到武汉，他因病滞留，我一个人从武汉去河南南阳，住在招待所里，天气严寒，不会用煤炉，差点煤气中毒把命送到那里。就这样，10来个人参与《农业生产与自然条件》编写，轰轰烈烈地干了两年多。1976年年底还对部分已经编写完成的章节在四川成都召开了审稿会，后来就停滞了。

在这个过程中，黄先生写出了大量的手稿，整理完成了几篇文章，其中，《自然条件与作物生产：光合潜力》和《自然条件与作物生产：温度》，1978年被收录到中国农林科学院科技情报所汇编的内部刊物《农业现代化概念（光能和气候资源利用）》上。后来又再被收录在《自然地理综合工作六十年—黄秉维文集》中，（《黄秉维文集》编辑组编辑，科学出版社出版）。其他人也先后写出了一些文章。我把对江汉平原的研究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湖北农业科技》上，主要是反映黄先生的充分利用光能资源的观点，提出了“三三得九，不如二五得十”的看法，即中稻在江汉平原利用光能更充分，实行中稻-冬作的耕作制度比双季稻-冬作更能够充分利用光能资源，获得更高产量。文章发表后也曾经引起争论。把对雅鲁藏布江河谷的研究，也写了一篇讨论雅鲁藏布江中游河谷光合潜力的文章，发表在青藏高原国际讨论会的文摘上，部分内容纳入了西藏自然地理（科学出版社，1980）这本书。其他人写的文章最终没有正式出版，《农业生产与自然条件》这本书也没有最后完成。

没有最终完成出版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已经完成的部分，基本上还停留在理论分析的层面上，迫切需要实践来加以说明。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得不到准确的数据和资料，比如各地最高单位面积产量究竟有多少？在收集来的材料中，夸大的成分多，实际数据少。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有田间试验的数据来说明，但实际情况是我们没有实验数据，尤其是没有国内的实验数据。分析研究很难进行下去。同时，我们在野外的调查研究中也发现了海绵田的那一套东西本身也存在不科学的内涵和外延。例如，海绵田要深翻土地到1米多，结果黄土地区的生土被翻到表面，反而不利于作物生长。

也就是在这段时间，国内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开始了改革开放，1978年农村出现了联产承包，包产到户，“农业学大寨”的口号逐渐淡出。1979年3月，也就是在酝酿进一步整理书稿的时候，昔阳县一位副书记承认1973年昔阳县虚报了粮食产量，实际生产0.778亿公斤，上报了1.095亿公斤。7月7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从1973年到1977年的5年间昔阳县共虚报粮食1.36亿公斤。7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说假话者戒》，指出了问题的严重性。还揭发出昔阳县不论具体条件，统统抓粮食生产，弄得宜林不林，宜牧不牧，宜果不果，宜渔不渔，不但不能扬其所长，反而强人所难，趋其所短，结果是“以粮为纲，全面砍光”。我们注意到这种情况，倘若继续以大寨为例子，围绕大寨来写这本书，显然也是不合适的。这是这本书没有最终完成的另一个重要原因。黄先生比我们更敏锐地看到了这些，虽然没有明确表态，但他既不说把这些东西整理出版，也不说继续进行研究，而是把他的精力完全转到了农田试验研究中去了，准备用试验数据来说话。1978年他开始筹划恢复野外试验站，先后恢复和建立了山东禹城试验站和北京农业生态系统试验站。《自然条件与农业生产》这本书几经出版单位催促，也是无疾而终。这才有了各分册出版时最后一页的那段文字“《中国自然地理》全书分为总论、地貌、气候、地表水、地下水、土壤地理、植物地理（上、下册）、动物地理、古地理（上、下册）、历史自然地理和海洋地理，共13分册。各分册自1979年开始陆续出版，至1987年全部出齐。在原来的计划中，曾列有《自然条件与农业生产》分册，尔后考虑到1975年以前几年的有关资料与试验数据不甚准确，分析研究有困难，加上后来我国的农业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及其他种种原因，决定撤消该分册。”这段文字也出自黄先生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