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勤业*

1963年夏秋之交，我从中山大学地质地理系自然地理专业毕业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工作，就在黄秉维先生指导下研究中国自然区划，那时，黄秉维先生是第一副所长、代所长，还兼任自然地理研究室主任，而我只是一个不足23岁，刚从学校毕业踏入社会的青年。

记得我第一次见到先生是约10月的一个周末，先生约见林超教授。由于自然地理研究室副主任杜炳鑫先生事先已经把我的情况告知先生，所以当我提前来到先生位于中关村的家时，先生只是简单问了一些我的情况，嘱咐我要多看书，广泛涉猎有关区划方面的资料，还要补充一些农业和农作物方面的知识。随后林先生来到，谈话亦转到其他话题。这次先生话语虽然不多，但给我的印象是非常平易近人，一点大学者的架子都没有。但是，对于后学在学术上的要求则又非常严格，一丝不苟。

当年大约11月，杜炳鑫先生通知我到北京科学会堂集中，为全国农业区划工作会议的召开做准备工作。并告诉我同去的还有马境治同志，给我的任务是协助黄秉维先生的业务工作，而马境治同志则是黄秉维先生的秘书，安排先生的生活起居和对外交往。我草草收拾了一些自己认为要用的书和资料，第二天就到友谊宾馆北配楼报到。这是我第一次直接在工作中与黄秉维先生接触，心情是既兴奋又紧张。

全国农业区划工作会议前的一项重要准备工作是筹备一个大型的区划成果展览。为此要对原有的区划研究成果进行修改订正，并把它们用图文并茂的形式表现出来。参加自然区划修改订正工作的有黄秉维、程纯枢、文振旺、曾昭顺、陈梦熊、汪安球等许多老一辈的科学家。当时，黄秉维先生经常连续工作到凌晨。还经常召开会议，遇到疑难的问题就请有关的科学家一起商量解决的办法。在这种场合我多是做会议记录。准备工作从头年深秋直至翌年春天，延续了3个月，京外的老先生都没有回去过元旦。元旦的早餐桌上，文振旺、曾昭顺等先生，文振旺先生的助手臧双和我坐在一起互祝节日问候。早餐后又接着工作。黄秉维先生更是夜以继日。为了对全国自然区划东北西部的界线进行修改，他请来土壤研究所蔡风歧、蔡伟奇等到过现场的年轻同志发表自己的看法，黄先生把地图平铺在地上，一丝不苟地听取他们的意见，认真进行核对修改。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通过构建一个专家系统的方式来修正界线。这种集集体智慧的工作方法和不耻下问的精神，在场的人都非常感动，也给大家很深的教育。几十年来我一直都记着那一个个难忘的场面。

1964年初春，全国农业区划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展览也同时正式举行。科学会堂一层的会议室被临时改为展室。展品十分丰富，从自然区划到农业区划，从各要素部门区划到综合区划，从县级的区划到全国区划，有江苏省的全套农业区划，还有广东省东莞县的全套农业区划，大幅地图和各种出版物把展室布置得满满的。那天下午，我值班负责守卫展厅大门。李富春、谭震林副总理，张劲夫、竺可桢副院长，国家科委副主任范长江以及各部委的领导同志先后来参观了展览，给予很高的评价。至此以后，中央成立了农业区划委员会，挂靠在农业部，有关区划研究工作正式在全国开展起来。1965年3月，黄秉维先生在《新建设》杂志上发表了《论中国综合自然区划》一文。凭我个人的直觉，这篇文章就是黄秉维先生在1959年区划工作的基础上，为这次会议的研究工作做总结。它深入浅出地介绍了中国自然区划划分的目的、依据、方法、结果以及区划结果应用时应该注意的问题，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

写到这里，想到一些小事。当时每到周末，科学会堂都会有一些文艺节目，调节大家紧张工作的心情。有时是放映进口原版电影，有时是文艺演出。先生看原版电影的兴趣很高，他认为看原版进口电影，既可以学习语言，又可以观赏国外的民俗民风，值得去观看。还有就是先生喜欢看魔术节目，总想探究其中的奥秘，为此甚至还会兴致很高的上台去帮助演员抽牌。

全国农业区划工作会议以后，地理研究所在河北邯郸开展了农业区划研究。我也到过那里去协助汪安球先生完成邯郸农业区划中的自然区划工作。1964年的冬天，地理研究所决定在甘肃选择一个适当的地区开展农业区划研究。1965年2月9日，自然地理研究室副主任汪安球先生通知我准备去兰州，2月11日于强副所长就找黄勉先生和我谈话，给我们交待的任务是向甘肃省有关方面介绍河北邯郸区划的经验，促进地理研究所在甘肃开展区划工作的落实，包括组织落实、计划落实和工作落实。就这三个方面的问题，详细地讲了他的意见。他让我们先行到兰州联系，与甘肃省科学技术委员会金仲华主任接洽，并要去听取施雅风先生的意见。2月12日黄秉维先生又从业务方面给我作了详细的指示。他从河西走廊的气候、作物，谈到土壤、动物。他指出，河西走廊的土壤研究是一个薄弱环节，不仅资料少，而且在方法上也有过粗的问题，如不能仅仅用水溶性氮的多少来评价土壤的氮含量，对土壤含盐量也注意不够等等。他指出，为了使区划成果能更好地为农业生产服务，必须与研究农作物、研究农业土壤的同志合作。他还说，河西走廊的土壤问题也很复杂，可以逐步搞，一个一个元素研究。就土壤的氮磷钾而言，河西走廊的氮是主要的，磷虽有些问题，但含磷不低。土壤的钙含量多，在土壤pH值高时，钙与磷结合而难溶于水，无法利用。钾缺得不多，但受钙、钠含量的影响。水溶性氮在土壤中不会保留太长时间，河西走廊春天温度上升快，使土壤中的氮含量也表现不足。对于先生的这番教诲，我都铭记在心。对我以后参与全国性的研究具有指导意义。随后在酒泉区划研究全面开展以后，先生还力邀文振旺先生前来参与了酒泉土壤方面的调查研究工作。

2月14日我们到达兰州，受到甘肃省李副省长的接见，和各单位联系接洽十分顺利。2月27日我们回到北京并向所领导汇报。2月28日黄秉维先生又一次找我谈河西走廊的区划问题。他指出，在河西走廊做工作不研究水的问题是说不过去的，将来完成的区划成果应该是自然和经济方面的同志反复讨论的结果。这可以说是黄秉维先生综合区划研究思想的一次具体表达。

3月初，黄勉、傅肃性和我作为先遣人员再次到达兰州。4月初，我从兰州返京接黄秉维、邓静中、杜炳鑫先生到达兰州，并确定对河西走廊进行预察。离京前，师母一再叮嘱要让先生尽量少抽烟，还让我把先生的香烟管起来。一直把先生送上去车站的汽车，师母才依依不舍离开。可是，到达酒泉后，一天之内就从我这里要走了两包烟。替先生保管香烟的事也就就此罢休。这是我第一次跟随黄秉维先生到野外去考察。在甘肃省委接待处弄到一辆前苏联生产的“嘎斯69”，这在当时已经是相当不错的吉普车了。但是，车窗很小，坐在车里面还难以看清外面的全部情况。

我们一行就乘这种吉普车从兰州出发，沿庄浪河西北行，过永登翻越海拔3000多米的乌鞘岭，直抵河西走廊。从4月6日一直持续到4月30日，共计24天，先后考察了武威、张掖和酒泉。在酒泉，除考察周围的绿洲农田、嘉峪关附近的戈壁外，还一直向南穿过祁连山脉到达青藏高原北缘的当今山口。为了便于观察，黄先生力主把吉普车的篷布摘下来。记得当时的河西走廊尚寒气逼人，加上海拔较高，霜雪常见，但他全然不顾，目不转睛地观察路边的一草一木。每到一地，行装未卸，也来不及洗去尘土，他就和我们一起讨论问题，投入调查访问中。黄先生的普通话带着不少南方口音，较难与当地干部和老乡沟通，此时，我就成了他的翻译。黄先生注意观察周围的事物，仔细进行调查访问，详细地把这一切都记录下来，以便回到室内分析研究。黄先生在野外的工作作风和方法给我很大影响。在后来的野外考察中，我只要一坐上车，就好像子弹上了膛一样，全神贯注，不敢有丝毫放松，这就得益于黄秉维先生行动的教诲。在这次预察的过程中，黄先生于4月9日、4月11日、4月20日、4月23日和4月29日先后5次就河西走廊的区划工作比较系统地发表自己的看法和意见。4月9日晚，黄先生在酒泉给我们介绍了春小麦全生育期与环境条件的关系，这是我从地理系毕业后第一次接受农学与环境条件关系的知识，为我后来进行相关研究奠定了基础。4月11日，在预察全体人员会议上，黄先生根据他的初步认识，谈了冬小麦能否生长、土壤肥力、荒地开垦与可能发生的次生盐碱化、水的供需平衡、金塔县有无必要继续种植棉花、小麦能否充分利用气候条件以及造林是否一定要追求30%覆盖率等酒泉地区存在的有关农业的8个问题。4月20日，黄先生总结了整个酒泉预察的情况，认为进一步的工作应该是点面结合进行。4月23日，黄先生与酒泉地区党政领导交换了意见，认为酒泉的工作应该先搞专题后搞区划，以专题为主，才能更好地为生产服务。黄秉维先生的意见得到了地区党政领导的赞赏。4月29日，黄先生提出了公社一级的调查研究提纲。这个提纲成为当年自然地理组正式开展酒泉区划工作的指南。由谭见安等先生完成的酒泉地区自然区划中就专门设置了作物生产与自然条件一章。6月，来自各方面的人员先后到达酒泉，酒泉地区区划工作正式开展起来。其后，黄先生还多次往返北京与酒泉之间，具体指导了酒泉区划工作的开展。这期间我一直没有离开甘肃，到1966年元旦过后才回到北京。等待我们的是“四清运动”和接踵而来的“文化大革命”。

1978年“四人帮”倒台后，中央又决定召开一次农业区划工作会议。筹备工作由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农村发展司负责，从中国科学院、中国农业科学院和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等单位抽调了几位同志参与具体筹备工作。中国科学院派综合考察委员会的黄兆良和我参与工作。当年冬天开始工作。筹备组除准备会议需要的各种材料外，还为主持会议的国务院农业委员会的领导准备了大会的主题报告。打倒“四人帮”以后，迎来了科学的春天，《人民日报》曾发表了黄秉维先生的一篇讲话，说他当时已经64岁了，但要把64岁当46岁用，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这期间，我曾聆听黄秉维先生就这次会议自然区划工作如何进行的多次讲话。在一次自然区划研究方面的会议上，黄秉维先生十分动情地介绍了毛泽东主席在接见竺可桢等科学家时谈到侯学煜先生所做的区划工作，要求各省市主管计划工作的领导都要读一读，由此说明区划工作的重要性。

在此期间，我还陪同先生到过广东五华和山西大寨，实地了解地方对农业区划的客观需求以及有关的农业生产潜力问题。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两件小事。一件是在广州时，我们两人合住在同一间房间里。先生执意要睡小床，把大床让给我。说小床就够用了，而且小床靠近灯光，便于他晚间看书使用。其实，我们从北京带去的一大箱书，占据了小床的“半壁江山”，先生每天就在剩余的半个小床上休息。每天几乎通宵工作，要弥补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损失。我睡在大床上心里也不塌实。另外一件事是在五华县拒绝出席县里为他准备的宴会。认为这样太劳民伤财了，一切要从节俭的角度出发去办事。会议正式开始之前，师母王爱云不幸病故。黄秉维先生强忍悲痛参加会议。他对工作高度认真负责的态度，受到与会人们的崇敬。这次会议以后，中央决定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建立农业自然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这次会议期间，自然区划方面的研究由席承藩、丘宝剑先生具体负责，在黄秉维先生方案的基础上完成了一个比较简要的区划方案，1984年由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

我从1963年开始接触自然区划研究，其后虽然也进行了一些其他方面的研究，但总的来说，中国自然区划和区域自然地理研究一直是我的主要研究方向，可以说一直在黄秉维先生身边工作，经常聆听黄秉维

先生的教诲，受益终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