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世纪的回顾与展望

作者：刘厚培①

我是在1956年3月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委员会刚成立不久，从南京土壤研究所调来的。那时我只是一个大学毕业刚3年的年轻小伙子，具体协助简焯坡先生干一些考察队的业务计划与组织工作。之后，才知道综考会和前苏联科学院生产力研究委员会相似，从事一个地区或流域的自然资源分布现状与潜力评估的野外考察研究，为国家工农业生产力布局服务。不同的是，综考会还是一个组织、协调机构，不是纯学术性研究单位，起初它本身没有专业人员，只有以行政人员为主的十几个人，大家挤在文津街3号中国科学院院部的一间大办公室里办公。　 

从那时起，我先后参加了新疆、宁夏、四川、云南、贵州、西藏和南方山区等科学考察队的业务组织和部分专业(土壤和农业资源生态)考察研究工作。见证了半个世纪(1956年至2006年)以来综考会经历了三个历史时期所走过的崎岖不平路。

综考会的诞生与成长的10年

从1956年春至1966年上半年，这10年是综考会诞生、成长的第一个历史时期。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的蓬勃发展，综考事业像雨后春笋般在各地展开，先后组织了十几个综合科学考察队，包括黄河中游水土保持队、新疆队、黑龙江队、青海甘肃队、西藏队、南水北调队、云南紫胶队、华南热作队、西南地区综合考察队等。综考会也不断壮大，考察范围由未开发区向半开发区和开发区逐步转移，从无到有，规模从小(几十人)到大(四五百人以上)，学科从几个到数十个，从单一资源调查(如盐湖、土壤、紫胶)到以自然资源(包括水、土、气候、生物可再生资源以及矿产能源为主体的多学科、多部门、跨地区)为特色的综合考察研究。有些考察队(如新疆、黑龙江、治沙、黄河中游水土保持、云南紫胶、华南热作等)采取中国和前苏联合作的方式，由中、苏两国专家共同组成，按照年度计划(3-5年)一起开展野外考察和室内总结工作。　 

这个时期，综考会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引起党和国家的重视，被称之为国民经济建设中的“侦察兵”，并起“探照灯”的作用。在我国西北、华北、东北边远地区的综考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如新疆、甘青、蒙宁、黑龙江等省区)，提出了有关自然资源评估、开发利用意见和工农业生产布局远景设想方案以及一些专题研究报告，特别是对西北、华北(内蒙、陕西)地区宜农荒地资源和天然草场资源的评估与潜力估算、合理开垦利用的建议，深受国家和地方政府的重视并采纳。　 

1959年秋，由中国科学院主持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综合考察工作会议，会上中国科学院秘书长裴丽生作了加强综合考察工作的报告，肯定了综考工作所取得的成果，同时提出“摸清资源、提出方案”的八字方针，强调“任务带学科”、“学科理论联系生产实际”，进一步“出成果、出人才”。这次会议通过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的宣传报道，在全国扩大了综考工作的正面影响。

1960年，综考会建立了围绕自然资源综考工作的6个研究室，开始实行“会、队合并”。统一领导，调配了一批专业人员，充实野外的业务组织力量，加强对外协作工作，这时综考会人员也已扩充到200余人。 

1963年2月，又在北京友谊宾馆大厅举办了“综合考察成果展览会”(因涉及资源数据和远景设想问题，定为内部展览)，我和倪祖彬同志负责成果讲解，大约展出半个月。经组织前来参观的科研、教学及其他专业人员达数百人，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人莅临指导的比较多，党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不仅详细地看了展览，并举行了小型座谈会；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聂荣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还有国家计委、国家科委、水利部、农业部、林业部等部委负责同志前来参观。郭老还兴致勃勃地写下题词：“毛主席号召我们向地球开战。要向地球开战必须作好调查研究，了解敌情，然后才有胜利的把握。几年来，关于自然资源条件的调查工作是有成绩的，但只是为更大的战役打下了初步基础。我们应该做的工作还很多，望我们和各方面更好地协作，坚决地走群众路线。”这个时期，可以说是综考会成立以来发展的第一个高峰，引起全国各方面的关注和重视，有许多地区热情欢迎综考会组织科考队前去考察。　 

我是在1956-1961年参加中苏合作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综合考察队(简称新疆队)的，除担任该队业务秘书外，还参加土壤组的部分科考任务。考察队员除中国科学院有关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外，还组织了有关高等院校地学、生物学方面的教师以及新疆地方有关单位的科技人员，涉及的科研、教学、生产单位达几十个，人员有一二百人；另有前苏联专家11人，采取大协作的方式，点面结合、以点带面开展野外考察。大家在队委会的统一领导下，密切配合、团结一致、齐心合力地完成了科考任务。队长是李连捷(北京农大土化系教授、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周立三(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所所长、学部委员)、穆尔扎也夫(原苏联科学院地理所副所长、自然地理专家)，行政领导有简焯坡、于强。　

通过5年野外考察，不仅完成了新疆全区160万平方公里面积的自然资源、自然环境与经济条件的综合考察任务，编写出水、土、气候、生物资源状况与潜力评估以及国民经济发展远景规划方案，同时完成了十几个专题研究报告(如北疆额尔济斯一乌伦古河宜农荒地开垦问题、南疆开都河改造问题、东疆罗布泊盆地利用问题、新疆盐碱土改良问题、新疆长绒棉、细毛羊发展问题等)。在此基础上，组织各学科编写了十几本科学专著(包括相应的百万分之一全区专题图)，如新疆自然地理、土壤地理、地貌、水文地理、水文地质、地植物、气候、农业、畜牧业、天然草场、野生动物、经济地理等，带动了有关学科的发展，积累了大量干旱地区的科研资料，填补了新疆科研工作的空白。新疆队在完成科考任务后，还帮助地方建立了有关研究所(地理所、水文地质所)，培养了大批科研人员，特别是扎根在新疆，进一步开展科考工作，为地方生产服务的地方少数民族科研人才。

随后，我在1961-1963年参加了宁夏回族自治区的综合考察分队业务领导工作。队伍只有20余人，并吸收了约三分之一的地方科技人员一起工作。在吸取新疆队良好的综考工作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宁夏农业生产的需要，开展全区自然资源条件与农业经济状况及生产发展的综合考察，着重于专题的分析研究，比如银川平原宜农荒地资源开发潜力评估，引黄灌区盐碱土改良利用问题、水稻旱作布局与轮作制度改革问题、黄土丘陵地区旱地农业发展问题、二毛裘皮滩羊(宁夏特产)发展问题等，最终提出宁夏不同类型地区自然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及农业生产布局与远景发展设想总报告与专题报告。宁夏是一个半开发区，土地面积只有6.64万平方公里，自然资源条件比较复杂，农业生产有一定基础，引黄灌区农业较发达，黄土丘陵山区畜牧业比重较大，问题较多，生产水平低下。因此，综考成果汇报后，受到自治区党委和政府的重视与肯定。　　　

1958-1961年国家连续3年遭受自然灾害和人为决策的失误，导致生态环境破坏，粮食非常紧缺。党中央及时制定“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积极恢复农业生产，大抓粮食生产，急需科技力量的投入。在此背景下，国家提出在西南地区(云贵高原和四川盆地)开展综合考察的任务，包括自然资源条件的评估以及工农业生产建设与基地布局的问题。中国科学院在1963年成立了西南地区综合考察队，下设四川农业水利分队、云贵川山地接壤分队。我是1964-1966年上半年参加四川农水分队工作的。当时考虑到四川盆地是西南地区农业历史悠久、生产基础好、生产水平较高的地区，历来是我国重要的商品粮、油、肉生产基地。但因人口多、耕地较少、且坡耕地多，天然植被遭破坏，致使水土流失严重，影响农业生产力的提高，亟待克服人为障碍，进一步挖掘农业生产的潜力，为国家提供更多的商品粮。对综合考察工作来说，也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如何应对新情况、新问题，急国家之所需，转变过去以专业组为主的综考方式，走出一条以解决生产突出问题为主、集中各专业力量协同作战的新路子。为此，四川分队侧重于四川盆地农业自然资源条件与经济因素的综合评价以及不同类型区粮食生产潜力与增产途径的考察研究，采用解剖麻雀的方法，选择典型公社、生产队，进行比较深入系统的调查研究，收集了大量实际资料。最终向西南局、四川省领导汇报后，受到了有关部门的相当重视。可惜由于“文革”运动，未能编写出四川盆地农业发展全面、系统的综合研究报告。　 

回顾第一历史时期，综合考察工作虽获得显著的成功，取得了许多好的科考成果，培养了一批专业骨干人才，但也存在不少问题，最突出的是：　 

前期组织的考察队偏向于以学科组活动为主，形成“专业”性的考察研究分量过重，而对于考察地区的自然资源形成、演变过程和评估，专业组配合不够紧密，缺乏整体性、系统性的综合研究，对当地、当前生产建设问题缺少深入的、前瞻性的综合研究。后期组织的考察队缺乏专业的基础研究，不利于科学理论的提高。　 

另外，各考察队野外工作时间过长，约占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三，而室内分析研究较少。回到室内各干各的，很少有意识的组织学术报告会，交流观点和经验，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加以充实和提高，形成“候鸟”式的春去秋归甚至冬归的单纯野外考察的误区。

 

综考会全面停滞的10年

1966年下半年至1977年，这10年因“文革”动乱，是综考会全面停滞的第二个历史时期。

“文革”动乱中，中国科学院是重灾区，综考会也遭受到极大破坏，在去、留、存、废问题上，一直争论不休，形成“保派”与“砸派”，当时多数科考人员认为前10年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综考会不应该废掉。而“砸派”认为综考会是修正主义路线的产物，充其量起个“考察匠”的作用，不应保留。期间，两派代表联合成立调查组，前往西北、西南地区大区、省区有关部门进行实地调查、访问(包括领导和一般科技人员)，结论比较一致，认为综考会不应该散。即使在动乱期间，也承担了“小三线”建设——陕南、陕北铁路选线的自然环境条件的考察工作，以及云南紫胶发展问题的考察，当然只是少数人员参加。大多数人员在1969年5月到湖北潜江“五七”干校劳动改造,1971年科学院决定撤消综考会。直到1972年春才从“五七”干校回到北京，部分人员合并到地理研究所，部分人员专业对口到遗传研究所、地质研究所、能源研究所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还有少数人员分配到石家庄农业现代化研究所及武汉有关科研单位、合肥中国科技大学，有的为解决夫妻两地分居问题而调往京外，至此，综考会完全散摊了。只有经科学院批准成立的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仍在西藏坚持分片进行综合考察工作。我曾在1973年年初参加该队察隅—波密地区肥麦(冬小麦)扩种与品质问题以及水稻生产发展与布局问题的考察研究，并完成相应的两个专题考察报告。这段时间，还有黑龙江宜农荒地资源的综合考察工作。　　 

在原综考会人员的努力争取下，中国科学院于1974年12月同意重新建立“中国科学院自然资源综合考察组”，并于1975年初与地理所分开办公。确定以自然资源（水、土、生物、气候）考察为主，积极承担国家和地方提出的综合考察任务。

综考会重现辉煌的30年

1978年春至2000年，这20余年综考会走进“改革开放”的新时代，迎来了第二个科学的春天。这是综考会欣欣向荣、焕发青春活力的第三个历史时期。

我是在1978年2月从遗传研究所调回新的综考会，参加中国科学院农业现代化室和湖南省科委共同主持的湖南桃源县农业现代化试验基地的综合考察工作(代表亚热带红壤丘陵山区)，对基地自然资源条件、社会经济状况、农业生产发展方向和区域(按公社、生产大队)规划进行全面、系统的调查研究，提出相应的报告，并建议在长沙成立农业现代化研究所，继续开展深入的定位试验研究。　 

根据《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和《全国基础科学发展规划》的重点项目以及国家计委和农委的具体要求，于1979-1991年，综考会组织成立了有100多个单位、400余人参加的“中国科学院南方山区综合科学考察队(简称南方队)”，土壤地理学家席承藩院士担任队长，下设5个分队，对我国南方亚热带丘陵山区9个省区(包括豫、皖、鄂、湘、赣、浙、闽、粤、桂)土地总面积114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国土总面积的九分之一，总人口约占全国的四分之一，共571个县市范围的“资源-环境经济”系统的综合考察研究，为国家和地方制订国民经济发展规划以及国土整治、产业结构调整和生产力布局提供科学依据。我负责第二分队的综考工作，先期在江西省泰和县与吉泰盆地(包括吉安地区八县一市)，与江西省吉安地区农委、科委合作，开展自然资源、环境治理以及农业生产布局与区划的综合考察研究，特别是对吉泰盆地商品粮基地建设的优势条件与发展潜力、增产途径的综合分析作出了专门的研究报告，受到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与应用，而且在国家首批商品粮基地县中选用了泰和、安福二县为重点建设县。随后在江西省“山江湖”办公室的要求下，对赣江流域丘陵山区开展资源开发利用与国土整治以及工农业生产布局与商品基地建设、交通运输网的建立诸方面的综合考察研究。　 

南方队综合考察方法上也有所改进，遵循“点面结合、远近结合、宏观与微观结合”的原则，做了大胆改革与尝试，与地方合作，选择了一些有代表性的山地丘陵小流域，进行综合开发、治理的定位试验研究。首先与江西省“山江湖”办、吉安地区科委合作，在泰和县千烟洲进行红壤丘陵综合开发、治理的试验研究，几年来取得明显的生态、经济、社会三大效益，一直持续到现在，成为中科院长期固定的“千烟洲农业生态试验站”，为江西省综合治理“山江湖”做出了示范样板，加以推广、普及。同时，中央和地方各媒体(报纸、电视台)进行了广泛宣传，引起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重视。我曾在1979年9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南方山区、大有可为”的文章，首次提出我国南方热带、亚热带丘陵山区的自然资源条件的优势与潜力，但也明确指出资源遭破坏，毁林开荒、过伐过牧造成水土流失严重，环境恶化，生态不平衡的问题，以及综合治理的途径，当时受到国内外舆论的普遍关注。　 

1990-1991年，将南岭山区(包括赣南、湘南、粤北、桂东北四省区接壤地带)作为一个独特的具有地理优势的大联合体，开展资源开发利用、生态环境治理、外向型经济发展、优化产业结构与基地布局，特别是通过古灵渠运河的整修，可将珠江、长江两大水系串联起来，形成水、陆、空综合运输网和旅游新视点，进行多方面的整体性、综合性的考察研究，编写出《岭南山区自然资源开发利用》一书。　 

从1983年开始，综考会属国家计委和中国科学院双重领导，步入第二个兴旺时期。主动把南方山区、黄土高原、西南地区的综合科学考察研究列为国家计委的重点项目。原来的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继续完成全区的综合考察研究任务，最终编写了40多本科学专著与专题研究报告，并在拉萨建立了西藏高原生态试验站，影响深远。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随着改革开放的形势发展，在国民经济发展方向、国土安全与治理、生产基地建设等方面，出现新情况和新问题，要求中科院第二次组织新疆综合考察队，在老新疆队科考工作的基础上，侧重于收集整理现有资料与室内综合分析研究的工作，完成了自治区政府交给的任务。　 

在全国自然资源的综合考察研究课题中，首先考虑到生态环境破坏与人口增长带来的土地(耕地与宜农荒地)和草场资源的不断退化与缩小，全国这些资源究竟还有多大潜力？ 究竟能够承载多少人口与牲畜？这势必涉及到我国农、林、牧业发展前途与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战略问题。因此，新的综考会集中部分人员、组织协作，运用最新航片与遥感技术，开展全国1/100万土地、草场资源图的编制工作和相应的研究报告。同时开展全国土地资源人口承载力的综合研究，这项重大科研成果深受国家和地方有关部门高度重视，在全国掀起了一股研究“土地承载力”的热潮。随着综合考察工作的不断扩大和深入，进一步加强了研究室的建设，除水、土、生物、气候、农业资源经济和工业资源经济各研究室增加了一批新生力量外，还新建立以资源信息系统、资源生态模拟为核心的研究室或实验室，运用计算机新技术开展资源生态系统的综合分析研究，初步建立了“资源数据库”，为我国资源科学的产生和发展初步打下了坚实基础，吸引了国内外学者前来工作。　 

正当新的综考会总结过去科学考察经验，已经考虑到自身方向的局限性(比如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结合问题、资源与生态环境动态系统的研究问题、更新野外考察方法、缩短野外工作时间问题，等等)和考察手段的陈旧性(比如野外考察的设施老化、遥感与电脑新技术的应用问题)，迈步转身的时候，社会上刮起一阵“强强联合”风，掀起“合并热”(实际上没有多久也就停止了)。在这种形势的影响下，综考会终于逃脱不了再度被整合的厄运。2000年后，综考会和地理所整合后的新所——“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看似一个研究所，实则两张皮，联而不合，没有交叉与融合，形不成统一的拳头，这样造成人力、物力、财力分配上相互牵扯和耗散，不能充分发挥古老的地理科学与新生的资源科学的优势，闯出一条崭新的科研路子。我认为这样的联合不利于学科的发展，值得再思考。而此时，国务院正式成立国土资源部和环境保护总局(现已改为环境保护部)，强化国土资源和环境保护的政策和法规，加大各级政府对国土资源和环境保护的管理与监督力度。甚至国内许多高等院校纷纷设立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或学系，有些著名的大学(如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湖南师范大学等)地理系也都易名了，与资源科学、环境科学密切联系，重视资源、环境问题的研究与教学，大力培养这方面的专业人才。我国唯一一个长期(已有40余年)从事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综合考察研究的单位(中科院综考会)做了大量有效的工作，反而被撤销了。科学院院内外不少人士仍在惋惜，综考会散了太可惜，认为可以与时俱进地成立资源科学研究中心或研究所。从科学发展观来看，综考会第二次合并到地理所，从所名中就没有资源科学的反映，似乎只是考察研究资源而己，谈不上发展资源新学科。

作为“国家发展之本”和“民生之本”的资源，随着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带来巨大的需求压力与有限资源的矛盾更加尖锐，所造成的生态环境问题也日益突出，迫切需要新的资源科学理论体系的建立和发展。当代资源科学研究的对象是资源复合动态系统，所面临的问题又是交织在一起的复杂问题群，以前的单项资源研究和大规模的区域自然资源综合考察研究，都不可能从根本上解读实践中产生的纷繁的综合性问题，必须从系统、动态的多角度来深刻揭示、认知和研究资源开发利用的生态、经济、社会三大效益的全过程，把自然资源和社会经济资源作为一个整体系统来研究。毫无疑问，资源的综合研究是一种具有战略意义的研究方法，它涉及自然科学、社会经济科学与技术科学的多学科联合作业，紧密配合，才能提出全面有效的资源战略体系和资源高效利用的技术经济体系以及可持续发展的时效性途径，才能在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同时满足人口与经济双增长对资源的需求。因此，我认为应成立新的资源科学研究所，在过去40年综合考察研究工作的基础上，开拓我国资源科学研究的领域，多层次地综合研究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摸清资源，仍是急需完成的重要任务，特别是对全国自然资源分布、利用状态，数量、质量评估，仍然缺乏权威性的统一的资源与环境演化的数据，以至各媒体发表的数据也很混乱。有些数据多年反复沿用，造成受众的误解，影响较大。急需与有关部门(国家发改委、国土资源部、环境保护部、农业部、林业总局、水电部、国家气象局、国家测绘局等)联合攻关，建立科学的、完整的、具有时效性的资源-环境数据库，供国务院统一发表资源与环境的权威性数据。我认为混乱而又糊涂的资源数据，不利于我国制定切实的资源保护政策和资源安全战略措施。　 

2．从全国乃至全球的战略高度，认识资源的多宜性、稀缺性和有限性，研究中国与世界之间资源互补互利与竞争协作关系，提出我国中长期的资源发展战略。　 

3．研究我国区域之间的资源优势互补关系与主要区域(尤其是中西部地区)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问题。　 

4．研究部门之间的资源权属、利益分配、分工协作与管理体制问题。统筹兼顾区域、部门和国家利益，当前与长远的利益。　 

5．研究产业之间资源优化配置、高效利用与有效管理问题，防止资源浪费。　 

6．研究资源法制与资源合理开发利用、保护之间的关系，依法治理，适时调整资源税，避免资源税过低，造成资源的无序滥用，严防资源无可挽回的破坏与损失(如煤炭资源、有色金属矿、稀土矿、玉石等)，统筹安排，保证资源安全。

展望未来，新兴的资源科学必定会发展起来。我也期望，尽快建立我国短小精悍的新型资源科学研究中心或研究所。在承担国家和地方政府给予的任务前提下，积极开展资源地理、资源生态、资源环境、资源经济、资源法学诸方面的多层次的综合研究，以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资源科学理论与方法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