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逸畴*

我1957年南京大学地理系地貌专业毕业，七月到南京九华山地理所报到。第二天就下放到郊区雨花台区近华乡劳动。1958年10月结束劳动，回到所里后，党委书记李秉枢说，你们下放农村经过了思想改造，都跟我去北京。罗来兴先生大概也是这次搬迁过来的。

以前在大学读地理系，知道罗先生是地理所搞黄土的，对治黄工作、尤其在黄土侵蚀地貌类型的形成和发展的理论研究方面作出了贡献，开创了我国黄土地貌学研究的新篇章。他在地理学报发表的《1938-1947年间的黄河南流》和《黄土丘陵沟壑发育与侵蚀量计算的实例》，广为学家所引用。罗先生是全国的先进生产工作者（1956年）。

到地理所报到后，人事处赵修桂带我们去地貌室（还有吴正、任炳辉）。地貌室主任沈玉昌先生赫赫一笑，拿手指着说，你们南大三人是我们去挑的，你们的档案我都看了，情况了解。又手一指说，吴正、你搞沙漠，跟朱震达；任炳辉、你搞冰川，跟施雅风；杨逸畴、你跟罗来兴，正好明年院里有西部地区南水北调考察的任务，你跟罗先生上高原吧！听了指挥，我们领了桌子、椅子、茶杯、墨水瓶……等，坐到了导师的办公室。就这样，绝对服从分配，决定了我们一生师从的老师和专业方向，也决定了我一辈子要与青藏高原结下不解之缘。

跟随罗先生，除我之外，还来了个吴忱，他是石家庄地理所派到我所来学习的。那时，刚开始工作，罗先生对我们要求很严，指定我们学地貌学原理，准备西部地区南水北调的资料，定期开讲座，交流学术心得；出差成都，要求我们注意沿途地貌、事后向他汇报。常向我们讲述新旧社会对比，教育我们要热爱共产党，热爱新中国。

罗先生的性格是十分随和的，他告诉我说是江西人，到广州中山大学学习，师从过著名地貌学家吴尚时，和华南师大曾昭璇教授是前后同学，关系颇好。

我们出差在外，无话不谈，他和我一样，爱好体育，说小时练过拳，故身体特别灵活。在成都期间，只要有球赛，我们两个总会一起去看；在野外，考察队经常和部队或地方打篮球，也必到助兴。他当考察分队领导，那时条件十分简陋艰苦，进川西坐的是苏联莫洛托夫汽车厂制造的大卡车，罗先生坐在卡车司机室里，我们年轻人坐在车箱的铺盖卷上，当时治安情况很不好，因此车队前后都全付武装，车头架上机枪，有公安部队的老战士“保驾”。一路行走，罗先生坐在车头，一看周边情况适于各专业作业，就敲一下车盖，于是公安战士下车周围警戒，然后我们各专业组下车，上山、看坡、下河、挖坑，各司其职，认真工作。每到一地还要采访、抄资料等；晚上还要总结汇报，交流情况。记得大约是1961年进入三年困难时期缺少吃的，野外考察，20几斤粮，没有办法，那时总是上山工作，下午四时前必须收工，回来后大家去挖野菜，采树叶，拿回来，放点玉米面熬一大锅，苦渡难关。每年一次考察，野外不能少于三个月。那时，抽烟的都抽高山栎的花叶卷着过瘾，一个个都面黄肌瘦，许多人浮肿，得肝炎。罗先生始终和我们一起，记得61年7月我们考察到达理圹坝子，在草地上搭帐篷住下，大帐篷可住10多个人，总是几个女的睡在帐篷里面，中间是罗先生隔开（因为他年纪也是最大），往外才是我们年轻人。不想晚上下了一场大雪，把帐篷一下压塌，大家就把帐篷作被，熬到天亮，爬到外面一看，满天皆白，我生平也是头一次看到这样大的七月雪。因为这里是纯牧区。买来整桶整桶的鲜牛奶，大家喝个够，于是全队有一半人（大约有50人）拉肚跑稀，都躺下了，我们不得不在这里休整三天才开拔。我们就是这样在野外生活的。西部地区南水北调结束后，罗先生提交了川西滇北地震和地貌考察报告，都是很有质量的第一手资料。我和罗先生还共同写了《川西滇北地貌形成的探讨》发表在地理集刊第5期上，这是一篇区域性地理报告，文章中首次提出川西理圹和稻城间海子山花岗岩夷平面上是小冰帽的遗迹；对川西滇北的高原夷平面和河流间袭夺问题都有独到见解。当然是以罗先生为主，我在其中也学习到不少东西；罗先生写作思路清晰，文字精炼，这也是他经常要求我的。

记得有一次在川西过了折多山考察，一起的有吴忱、王乃斌等，突然，罗先生手一指，说远处山头上有黄土状东西，要采样。我听说后，二话没讲跳下车就直跑，虽然当时年轻力壮，但在高原上近4000m的奔跑，也是够呛的。我采样回来，拿着黄土样品，给罗先生。他吐些口水在手心，又揉又搓又拉又弯，叫我们如何鉴别黄土状物质，是粘性的、亚粘土的，是否中间含有岩屑等，把他在黄土区的工作经验告诉我们。我们就是这样一点一滴跟他在野外获取经验和知识的，至少我和王乃斌至今都记忆犹深。

至今想来，我和罗先生在一起野外工作，聆听教益，就是南水北调这三年，我的野外工作经验和写作等，甚至为人，都得益于罗先生的教育有绝对关系。以后经历“四清”、十年文化大革命乃至1973年以后的青藏考察，虽说还在一个研究室，并且常有来往，但野外工作就再也没有在一起过。罗先生一生追求进步，相信共产党，终于在八十年代能光荣的加入共产党。一个高级知识分子，一生忠心耿耿，和党同心同德，难能可贵，我是十分佩服的。

20世纪70年代，他主编《中国自然地理·地貌》卷，这是对中国地貌科学作的系统总结，高水平，成为经典著作。来到古地理研究室，他研究规划、区划，给我们上过课；带过研究生，做过历史地理、边疆地理、地方志等研究工作，对室的研究工作的指导等，颇多帮助。80年代，他以花甲之年去新疆研究天山，协助新疆地理所完成《天山山体演化》一书，得到科学院奖励。有时，进城办事，中午，我们两人总是由他请客，吃狗不理包子等，吃完他也总要带些回家。师生，更是朋友，和谐、融洽、坦城。

晚年，因为师生关系，又是邻居（他住我隔壁楼），我们也颇多接触，那时他总对我说，你看我身体虽然瘦些，但没有病，腿脚灵活，心胸开朗，颇多自豪。21世纪初，他到英国女儿处作客几个月后，回来对我说，在国外犯病了，总是鼻血不止，去医院化了几百美金。全身检查，也没有最终结果。恐怕不太好，就赶紧回来再治疗，现在仍流鼻血，只能涂塞凡士林还管些用。以后不久，到北大医院诊治，说是犯了白血病，住院治疗期间我几乎每星期都去看他，聊聊天，。后来据说用的都是进口药，一次治疗总要化好几千元。他对我说，病是绝症，药是进口的、太贵，拖延生命而已。最后，决定不用药了，问医生，说还能拖延三个月；不想停药三天，2003年他就走了，终年83岁。身后一切从简，就像先生生前的为人一样，简朴、坦荡、诚信、务实。大概一年多后的暑假，他女儿女婿回来，把他的骨灰携至龙门与壶口间的黄河洒落，这大概也是他的心愿，回归黄土高原。山河不会忘记，黄土永志着你。罗先生，安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