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荷生*

汪安球是中国科学院地理所原自然地理室副主任，一位年轻有为的地理学家，当他风华正茂为发展我国化学地理学和盐碱地改良事业而努力工作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夺去了他的生命，终年仅40岁。这是地理学界的损失，更是我们家庭的极大灾难，使人永怀痛惜。他1928年5月出生于苏州一个知识分子家庭，自幼悉读诗文习书法，文才横溢，行笔潇洒，秉性善良温厚，积极热情。1950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史地系，在校时是个热血青年。1952年于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加入共产党。1957年去前苏联莫斯科大学攻读副博士。1961年夏学成回国后，任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自然地理研究室副主任，化学地理学科组组长，中国地理学会自然地理专业委员和化学地理专门委员会的负责人之一。

汪安球的生命虽然短暂，但是不平凡的，他在1950—60年代中国地理学发展的道路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足迹。他大学毕业到地理所后，确定的研究方向是学习和发展当时在中国地理学中还是空白的土壤地理学。他视此为党和国家赋予的神圣任务，于是就拼命努力学习钻研，参加土壤学进修班，常在土壤研究所学习和做分析实验，带着任务跟著名土壤地理学家马溶之教授(土壤研究所所长)等进行野外调查。几年里在华北、华中、内蒙古、东北和青海等地区做了大量调查，以至于顾不上家庭。如1955年夏我生第一个孩子时他正在青海调查，只得打个电报表示关怀。他每次调查回来后，就急忙地整理、分析、总结，迅速写出报告或论文，如“黄泛区土壤地理”等，或向有关部门汇报，参加制订土地利用规划等。他与其师兄文振旺同为马溶之的得力助手。

1956年汪安球被批准并通过留苏考试，先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习一年俄语。1957年秋去苏联莫斯科大学地理系攻读土壤地理副博士研究生，导师是著名土壤地理学家M．A格拉卓夫斯卡娅教授，并得到科夫达和格拉西莫夫院士的指教，论文题目是“欧亚大陆荒漠草原的棕钙土”。这是一个相当大而难的课题，为此，他广读书，从黑海滨及横贯中亚进行考察。1959年夏到达新疆阿尔泰和伊犁等地考察，而后就在乌鲁木齐等着我，因为这时候我正在南疆塔里木－昆仑山考察。当我考察完毕到喀什大本营时，新疆综合考察队于强队长告诉我有人在乌鲁木齐等我，我才知道这个消息。于队长对我们青年同志是既严格要求又关心爱护，第二天他就派车送我去乌鲁木齐，并通知在乌市队部的同志安排好我们的生活。就这样，我俩万里久别重逢，不胜高兴。过了几天，他就去甘肃、宁夏、内蒙古等地继续考察。考察完毕后，才有此机会回北京和苏州看望老母亲、岳母、泽青儿和姐姐等，那时的欢乐情景使人难忘。在家不久他就回莫斯科，致力写作论文(俄文)，论文答辩得到高度评价，以后发表了部分章节。

1961年夏汪安球学成归来，正是国内困难时期，生活条件很不好，及见到一些不良现象，与他几年来在莫斯科的生活相比，这突然的巨大改变使他难以马上适应，起初很不习惯，有时候很忧伤，以至于病了。记得有一次发高烧几天昏迷不醒，西医治疗无效，一家人都很着急，后来还是请到一位老中医治好的。当他醒来看见我守在他身旁时，微笑地说声谢谢。回忆此情此景，历历在目。但是不久，他改变了这种状况，忧国爱民的赤子心和责任感使他振奋起来，不顾辛劳疲倦地投入工作。尤其是在贫困地区野外调查的时候，与当地老乡同吃同住，没有交通工具就骑自行车或步行考察、取样，亲见和体验到广大农民贫困艰辛的生活，更感动和教育了他，并转化为更加努力刻苦工作的巨大力量。记得有一次，他从河北衡水考察回来乘公共汽车时，由于衣服太脏和狼狈的样子，售票员以为是小偷一把抓住他的领子，回到家时孩子似的生气地坐着。我感到很奇怪，待问个明白，知道是个误会就转为笑谈。第二天，我俩一道进城，他故意穿上西装，打扮整洁，又乘上那辆车，还是那位售票员，二人不约而同相对一笑。

20世纪50年代末，面对国民经济和科学事业的发展提出了地理学的发展方向和如何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问题，在1960年1月全国地理学术会议上，中国科学院和地理研究所的领导同志提出地理学发展的三个新方向和主要为农业生产服务的方针。为此，汪安球从莫斯科为大会寄来论文——“论自然地理的化学过程研究”方向，文中介绍了苏联地理学现状，一些苏联地理学家的意见和他自己的看法，认为三个新方向是正确的，并提出一些重大的与国家建设密切有关的研究项目。他回国后就为发展化学地理学而竭尽全力，在全国主动联络有志于化学地理的专家学者，特别是常请教黄秉维所长和刘培桐教授，共商如何发展化学地理学的问题。1964年在中国地理学会和竺可桢副院长等的支持下召开第一次全国化学地理学术会议，确定化学地理是中国自然地理学发展的一个新方向，它的研究内容和当前的任务，主要是揭示我国地理环境中大量元素迁移的地理规律，并用以探讨解决盐份平衡、盐碱土改良、盐湖形成和农业区划及农业生产中的有关问题。同时成立了化学地理专门委员会，他被推选为负责人之一，以此推动化学地理的发展。在所里就从速建设学科组，积极开展科研工作和培养干部，如作学术报告、发表文章和组织翻译出版有关化学地理和盐份平衡的文章等。1962年初步建成化学地理实验室，以后又逐渐扩大完善。那时期地理所的工作重点在华北平原和西北干旱地区，他坚决执行“以任务带学科，出成果出人才”的方针，采取两路分兵，以点带面，野外调查与定位和实验室研究相结合的技术路线，全面开展了华北平原和甘肃石羊河流域及雅布赖盐湖等地的土壤和化学地理的调查研究工作。上述工作他都亲自参加，与年轻同事一样同吃同住，并在工作实践中培养干部。他对同志关心爱护，平易可亲，记得1962年夏在甘肃民勤治沙站，一位同志在野外观测时病倒了，当地不能治疗，汪安球就扶抱着他乘火车硬座回北京，一直到医院。待安球回到家时自己也累垮了。1963年夏华北大水，深县贡家台试验站被水围困，当时他在北京开会，闻讯后马上去德州搭上第一辆救灾车赶往灾区，当他到达试验站时，同志们都意外地呆住了。

安球等于1962—1963年对黄淮海平原和邻近山地进行了广泛地调查研究，选择旱涝碱最严重的深县为重点，一村一村的土地调查与老农座谈。租用老乡的房子，因陋就简，在贡家台建立了盐碱土改良试验站，水盐动态观测场和石家庄－德州线观测点，积累了大量资料，与同事写出一些研究报告，并对地方政府提出改良盐碱土的建议。他们的工作很快引起山东省，中国科学院以及中央有关部门的注意和重视，以他们的工作为基础，于1965—1966年组织和开展德州地区自然区划和综合治理的调查研究，由地理所主持，汪安球负责，国家科委副主任范长江同志亲领中央抗旱队参加和领导。经过群策群力，很快写出德州区划，旱涝碱综合治理规划等重要报告。为了交通方便，建议在禹城建立定位研究试验站。这些至今仍是本地及黄淮海综合治理、改良盐碱土、低产田提高农业生产和建立农业生态试验站的主要依据。然而，正当各项工作蓬勃开展始见成效，还有许多事情未来得及做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的浩劫开始了。以种种莫须有的罪名，汪安球被残酷斗争迫害，以致丧失宝贵的生命。家中老小三代人受害，文中提到的几位专家和领导也遭残酷批斗，有的不幸身亡。这场浩劫是历史的悲剧，国家和人民的莫大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