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汤奇成*

从1954年起，罗开富先生就任中华地理志编辑部的主任，在担任领导工作的同时，主要从事全国的区划工作。他凭着自己深厚的地理学功底及对全国自然地理情况的了解，1954年就第一次发表了“中国自然区划（草案）”，这为以后黄秉维先生的中国自然区划奠定了基础。在全部区划工作中，独独缺少水文区划部分无人承担。罗先生以负责的态度和钻研精神主动承担了中国水文区划的任务。他在收集资料的同时，广泛开展了野外考察，取得不少第一手资料，撰写并发表了“黄河包头段的水文”等论文，为区划作了充分准备。经过研究，在1956年就发表“中国水文区划草案”。以后又与水科院水文所合作进行全国水量平衡各要素值及其在全国分布的研究，完成了中国第一套水量平衡各要素图，包括年降水量、年径流量、年蒸发量及年径流系数图,在此基础上制定了全国水文区划的等级和区划原则及指标,1959年出版“中国水文区划(初稿)”一书。

《中国水文区划(初稿)》的主要成果是：1.首次将水量平衡诸要素与河水化学成分及相对应的自然地带结合在一起,将全国划分为6个径流带,这6个径流带一直沿用至今。2.全国3级水文区划指标是:径流量、径流季节变化类型、水利条件，也一直沿用了近40年。3.首先将全国河川径流根据其补给来源、径流年内变化情况，划分为14个类型，为以后径流年内变化及河流类型的研究奠定了基础。由此表明,罗开富先生确实是中国水文地理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但《中国水文区划(初稿)》1959年出版后,由于罗先生被错误地划为右派,所以全书没有一个作者的名字,成了一本没有作者的“奇书”。

罗开富先生不仅精通英语，法文也很好，而且开始自学俄语，一次在外文书店，看到一本书名有一个“水”字，就立即买下，回来一查字典，原来是《水浒传》的俄译本，闹了一个笑话。

罗先生的专业英文水平很高，方正三先生（留美）在所里时经常请教他。黄万里先生（留美水利博士）曾谈到他翻译的专业书也要请罗先生审校，就连赵松乔先生对这位同在美国留学的师兄的英文也很佩服。当时同在生物楼办公的动物所的郑作新教授（动物学会理事长，留美博士）写了英文稿也要请罗先生修改。

文化大革命后的第一次地学方面的国际学术会议就是“青藏高原北京科学讨论会”。主持会议的施雅风先生一定要请罗先生坐镇友谊宾馆，为会议所有的英文稿件把关。罗先生非常认真负责，废寝忘食,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受到了中外人士一致的赞扬。会后他亲自陪同外宾到西藏进行实地考察,还发表了关于板块构造学说方面的论文。但是这样一位专业知识和英文水平很高的学者,在地理所被打成右派后,就不让群众与他接近,否则就是划不清敌我界线,即使摘帽以后依然如此。

罗开富先生调到广州工作后，曾协助有关部门，运用熟练的英语和生态环境等专业知识，为打赢一场对外轮因油料泄漏赔偿事件，作出了贡献。事情大致是这样：改革开放后不久，一艘外藉轮船在珠江口附近撞沉了我国的一艘装载油料的轮船，有关部门不谙国际法规及生态环境方面的知识，请求国际法庭要求赔偿迟迟不能解决。后来有人找到罗先生请求帮助。他首先熟悉了国际法规,并亲自到实地调查,确定被油污染的水面面积,扩散速度和范围，成分以及对水生生物、工业和生活用水等各方面的影响,最后用英文写成详细报告,要求数额较大的赔偿,结果国际有关组织批准了这个报告,责令外轮给予中国有关方面全额赔偿。事后,有关部门为表彰罗开富先生的功劳,特颁发奖金万元,使罗先生一时成为“万元户”。他经济上并不富裕，但他将奖金全部上交给国家。

罗开富先生在被打成右派前，凡是请他修改的文章或译文总是十分仔细，有时甚至整个页删去，替你重写，改完后还与你讨论。这种诲人不倦的精神，一直到生重病后仍然如此。在看到我们在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后指出，在英文摘要中“集中度与集中期”翻译成“concentration degree and time”翻得很好，我回信说，这是叶良毅先生改的。在另一次信中指出，流量过程线的“分割”，不能用“cut”，而需要用“separation”。

罗开富先生20世纪80年代出差考察时发病后成了半身不遂，右手不能活动握笔，但他仍顽强地用左手写文章写信，写的信都是歪歪扭扭的，最后还要署上“开富左书”，还用左手在《热带地理》杂志上发表了好几篇文章。

20世纪六十年代，罗开富先生就悉心研究中国的湖泊问题。在他调往广州工作途中，经过南京，应邀在南京地理所作了关于中国湖泊研究的学术报告。据事后的当事人反映，报告受到即将要转为湖泊研究的南京地理所同志们的欢迎，甚至有人提出要领导将罗先生调到南京所工作。但当时南京所的领导以种种理由而下不了决心。

罗开富先生长期单身，住单身宿舍，在大食堂吃饭，没有任何嗜好，就是爱看书，这一点与黄秉维先生很投缘，学术思想也很接近。被调到广州后，每次到北京办事，必住黄先生家中。他们彼此之间都直呼名字。这时有关英文方面的事务，黄先生都是请罗先生代为处理。

罗开富先生在北京十余年期间，由于是“右派”和“摘帽右派”，没能充分发挥他的专长和对青年的培养，推迟了年轻同志的成长，实属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