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许炯心*

1978年初国家恢复研究生，中国科学院成立了研究生院。5月份，我报考了地理研究所沈玉昌先生的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河流地貌。通过考试，我和来自湖南的卞鸿翔一道，获得了来北京复试的资格。7月3日上午，我们在917大楼参加了复试的笔试，下午在地貌研究室业务秘书杨毅芬老师的带领下，到沈先生家里去看望先生。先生是河流地貌学权威，我对他景仰已久。从巴山蜀水一隅来拜谒他，高兴之余，又倍感紧张。听到敲门以后，他起身走到门口，欠身与我们握手，自我介绍说：沈玉昌。在未来的学生面前，先生如此平易近人，使我们感佩不已，心头的紧张顿时一扫而空。先生像谈家常一样与我们交谈，询问了家庭、父母和个人的简况，以及专业学习的情况。杨毅芬问他，是不是还要安排口试？他说：他们的笔试成绩不错，也还有说话的能力，就不需要安排口试了。一句话说得大家都笑了起来。

10月初到位于肖庄北京林学院的研究生院报到之后，需要选课，我便在一天中午回到所里。在地貌室的办公室第一次见到叶青超先生。他说，沈先生招生要求很严，你们能考上很不容易，要珍惜难得的学习机会。后来，到沈先生家里，将研究生院课程目录给他看过，请他为我们选课。他看后说：需要学的水力学、泥沙运动力学的课都没有，那就选几门数学课吧。数学对于研究河流地貌学非常重要，一定要学好。水力学、泥沙运动力学，你们就下苦功夫自学，如有问题就到清华大学水利系找老师请教。他为我选了高等数学、概率论、数理逻辑、线性代数、随机过程等几门课。后来发现，研究生院开设的概率论并不是入门级的课，是为数理类研究生开的，对于我们来说，十分艰深，有些习题也难以完成。任课老师也说，困难太大，也可以退掉这门课，可以听，但不参加考试。地理所、遥感所的研究生们合计之后，决定回去分别给导师们说明情况，以免考试不及格而难堪。我和蔡强国到了沈先生家里，特意提到这门课是为数学、物理专业的研究生开的。先生却说，学习中遇到困难是好事，克服了困难就有进步，要坚持学下去。我们几次想提出退课，在他的一再鼓励面前，却又难于开口。那一次，地理所、遥感所的同学中，除我和蔡强国外，都退了课，只有我们在沈先生的鼓励下咬紧牙关坚持下来，终于以良好的成绩通过了考试。

先生1976年在宁夏野外考察期间，由于过分劳累，突发脑血栓。我们在学期间，他已经不能到所里上班，只能在家里工作。我隔一定时间到他家里，向他汇报学习的情况和研究的进展。他不止一次地对我说，河流地貌学的发展，要走地貌学与河流动力学、泥沙动力学相结合的道路，引进水力学的方法，使河流地貌学研究由定性向定量过渡。但是，我们也不能完全跟在水利学界的后面走，要有自己的特色，借鉴他们的方法来解决我们的问题。在为我的研究生论文选题时，他说，河流地貌以前以研究历史过程为主，现在要转向以研究现代河床地貌过程为主。要体现地貌学与水力学的结合，用水力学方法解决地貌学问题。水力学考虑水流条件多，对河床边界条件考虑不够，河床边界条件是地貌学的问题。因此，他为我选定了“边界条件对丹江口水库下游河床演变的影响”的题目。他说，由于身体的原因，不能带我到汉江进行野外工作，就委托龚国元老师带我到野外去。考察以前，他要求我制订了详细的工作计划，向他汇报后，他提出了很多具体的指导意见。他说，50年代初为了配合汉江流域治理规划的制定，进行了汉江流域的自然地理综合考察，他负责地貌部分，沿汉江河道从上游到下游，徒步考察1500余里。由于当时社会尚不安定，有时需要由解放军派出战士护送。他还说，40年代他师从叶良辅先生读研究生时，研究的题目是湘江流域的地貌。那时条件十分艰苦，只身一人，怀揣当地政府开具的路条，背着干粮在崎岖山路上行走，晚上就在老乡家借宿。山区有土匪出没，一旦遭遇土匪抢劫，就会有生命危险。沈先生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完成的工作，后来写成关于湘江河流地貌的论文发表于地理学报，成为我国河流地貌研究的一篇奠基之作。在我汉江考察出发前，先生对我殷切嘱咐，要注意安全，还特别指出，尽管现在有了吉普车代步，考察速度加快，但不能“走马看花”，要尽可能多地徒步走一走，仔细观察河岸沉积剖面，测量、采样，做好详细记录，回来后进行粒度分析，了解不同的河岸组成物质对河道形态的影响。我在龚国元老师的带领下，沿丹江口至钟祥的270公里河道进行了细致的考察，历时半个多月，在50余个断面上进行了河岸剖面观察、测量、分层采样，并进行了河势观察和记录，得到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回到所里，做了样品分析，并对收集到的汉江丹江口水库下游的河道断面资料进行了分析，取得了初步的成果。先生听我汇报之后很高兴，说，这还不够，还要进行室内模型实验来检验野外资料分析的结论。同时，还要考虑用一些有力学意义的指标，来表达河床边界条件。为此，他要求我到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向土力学专家和泥沙运动力学专家请教。按照先生的要求，在地貌室龚国元、洪笑天、金德生、郭庆伍等老师的指导和帮助下，我进行了室内模型实验，发现了水库下游河床调整的复杂响应现象。同时，在有关国外文献和水科院专家的启发下，提出了一系列有物理意义的河道抗冲性指标，使研究得到了深化。所取得的成果，后来在“科学通报”和国际地貌学刊物“Earth Surface Processes and Landforms”上发表，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1980年8月，我的研究生论文已完成初稿。那一段时间，先生身体已较虚弱，但事情很多，会见外宾，风尘仆仆地前往水利部与长江水利委员会的老主任林一山商谈今后的合作。同时，还在酷热之中看我和蔡强国的研究生毕业论文初稿。终因劳累过度，导致脑血栓病再度复发，住进医院，从此身体状况越来越差。这件事成了我心中的永久的“痛”，如果先生不是在极度劳累中看我们的论文，或许是不会导致脑血栓复发的。

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沈先生就和钱宁先生一道，倡导沿着水力学与地貌学相结合的方向，发展中国的河流学科。1980年，他和钱宁先生商定，中国水利学会泥沙专业委员会和中国地理学会地貌专业委员会联合，在宜昌举行了河床演变与河流地貌学术研讨会。在这次会议上，水利界和地貌界的学者们共济一堂，交流学术成果，探讨如何在水力学与地貌学相结合的基础上，推动中国的河流研究。可以说，这是我国河流学科发展史上的一次重要事件，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沈先生密切关注国际上河流地貌的发展动向，发现一些重要的生长点，就安排室里的年轻人沿着这一方向探索。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他安排了金德生和卢金发分别运用随机过程和热力学理论方法研究河流过程。研究生毕业后，他让我继续跟随龚国元老师研究汉江河流地貌，希望我能够走出一条地貌学与水力学相结合的路子。我深感，在我做研究生期间沈先生为我确定的地貌学与水力学结合的研究思路，野外观测、数理分析与模型实验相结合的技术路线，使我在此后的30年间获益匪浅；如果说我在河流地貌领域中取得了一些成果的话，这是与先生的谆谆教诲密不可分的。

先生的身体状况越来越走下坡路，渐渐处于半瘫痪状态。室里的领导告诉我们，到沈先生家不要谈工作的事。但是，先生心里仍然牵挂着地貌室与地貌学。有一次，先生问起我的工作，我无意间谈到，现在室里大课题不多，所里凡是老先生身体好的研究室，能够依靠老先生的威望争取到大课题，大家日子好过，学科也能较快发展。这时，先生情绪有些激动，血液冲到脸上，额头也红了。我自知说话失当，但一时不知怎样来劝慰先生，便把话题引开了。可见，先生尽管卧病在床，却一直在为地貌室与地貌学的发展操心和忧虑。

先生对学生和地貌室的年轻人要求十分严格，这在地理所是出了名的。他曾对我说，50年代末、60年代初，很多年轻人分到地理所。他要求他们晚上上自习，他自己晚上也到办公室工作，随时检查他们。他说，对于年轻人，如果不管紧一点，就会分散精力、胡思乱想，不利于学习。当时，一些其它室的年轻人，出了这样那样的问题，只有地貌室没有出过事情。这种严格要求，对于年轻人的培养和提高，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尽管他对我和蔡强国研究生毕业论文是满意的，但答辩时只给出“良好”的等级，而答辩委员会的3位老师（钱宁、丁联臻、曾庆华三位教授）均给出“优秀”。室里的其他同志说，沈先生给自己学生打分从来是很严格的，最多就是“良好”，以免学生骄傲。我想，这正体现了先生从高标准出发对我们的期望，学习永无止境，不可能一下子就达到尽善尽美的境地。

先生不仅在学术上对我们严格要求，而且要求我们在各方面都要严于律己，一丝不苟。他曾说，一定要公私分明，寄私人信件一律不能用公家的信封。在生活上对我们十分关心，我回四川老家前到先生家里通报，师母赵冬先生常常拿出好吃的东西，让我带上。平时到先生家里去时，师母也常常叫我带回一些巧克力之类的糖果，给我的孩子吃。

从1978年进入地理所学习到1996年先生驾鹤西去，我与先生相处18年。在我的记忆中，先生是一个充满睿智的宽厚长者。对学生既严格要求，又仁厚谦和。恩师对我的教诲，从来不是耳提面命式的训导，而是如同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在一次次的谈话中，将他那深邃的学术思想，如清泉般慢慢地渗透到你的头脑中，让你终生受益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