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秉维*

1938年日军进侵中国，战火日滋。浙江大学由江西再迁广西，我亦于该年到史地系任教。开学的时候，已秋尽冬来。我担任的课程中有一门是文理学院史地系的“自然地理”和师范学院史地系的“地学概论”，两个名目，内容相同，是当年两个史地系一年级的必修课。这一届史地系的人数特别多，优秀的也特别多。除松乔以外，施雅风、陈述彭、孙盘寿、杨利普、宋铭奎后来都曾与我同事。当时常来找我的约有十几位，松乔是其中之一。我口才特别差，还带有浓重的广东口音，登上讲台就感到紧张。对我来说，教书是苦事。但在当时，到浙大任教是翁文灏、竺可桢、张其昀等先生商定的结果，思想上没有别谋生路的打算，也没有改进口才的意图，唯一法宝是写讲义印发。班中同学经常有1/4左右到我寓所谈天说地，执疑问难，松乔是其中一位。他在入学考试中名列第一，获黄膺白奖学金，经常神采奕奕，而心仪富兰克林，既是伟大的科学家，又是外交家。我要他读马东《自然地理》英文简要本，十天后还书时能略述自然因素互相关联之涯要，并指出全书由气候开始之所以然。这对于方入学的学生来说，是难能可贵的。在浙大四年，松乔在我的印象中，是朝气蓬勃，力求上进，夙兴夜寐，勤奋异常的青年。以后我转至原资源委员会工作，很少见面。50年代初，他转入地理研究所工作，我亦于1953年由上海调来。自此以后，晤谈的时间很多。40多年中，世事如浮云苍狗，变幻无穷，时而日丽风和，时而狂飙暴雨。他所受的影响比我大得多，却始终保持着旺盛的进取精神，不懈地工作。他记忆力很强，对许多重要数据和年月日能不假思索，对答如流。他在野外考察，见到作物生长情况，即能较好地预估产量。在50年代，地理所人员中具有此经验的还很少。他写作很快，研究领域也特别广阔。在地理所工作期间，他最初研究外国地理（菲律宾和缅甸）。不久以后，多数时间从事地区考察，由东北、内蒙古逐渐扩及西北，中国干旱、半干旱区地理自然而然就成为他长期工作的重心。他不仅出版了许多著述，还受聘主编《Chinese Journal of Arid Land Research》。80年代初期，他又曾以较多时间从事中国地理及中国土地类型划分工作，先后出版了《中国自然地理·总论》和《Physical Geography of China》。他于1994年在美国出版的《Geography of China》，包括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他告诉我，送我的一本不久可以运到。我相信这是以西文写成比较最完备的一本《中国地理》。正翘企以待，孰料书未到而他已长往不返，悲何可言！他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每次重大挫折以后，迅即恢复生机；在笔砚之间，勤勤不息。《赵松乔文集》行将付梓，要我写一序文，援管濡毫，潸然泪下，凄怆中难尽所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