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熊忠英

我和静中同志相识，始自 1944 年初夏，当时我选修了李旭旦先生教的亚洲地理，李先生讲到印度时说：“我们研究部邓静中编写了一本印度地志，大家可以参考。”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邓静中的名字。

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看到了“河西与南疆间之交通路线”一文，也便仔细的读了一遍，觉得著者沙里掏金，还是花了功夫，文字也很流畅。就和旁边的同学讨论起来，那位同学说：“你还不知道，这是我们研究部的才子呀！国文得过一百分的”。我说：“没听说国文会得一百分的？”那位同学说：“这是汪辟疆先生特别对他的赏识。汪先生在考研究生时出了《我对研究地理学的认识》的考题，邓静中就洋洋洒洒写了一大篇，汪先生看得高兴了，就给了他一百分。我感到新奇，愿意认识这位邓静中。经过朋友的介绍，在地理研究部的办公室里，我们见面了，他，很热情，很好客，也很健谈，总的印象不错。

1945 年暑期，我毕业了，按一般惯例，都要请自己认识的人，在纪念册上留言。我也照此办理，别人都是三言两语的写几句，如“前程似锦”“精益求精”之类的套话，唯有他却给我写了一首金缕曲的词。特别是其中有几句“ … 相逢未必曾相识，况聚首无多，敢称知己”“家国事愿相许”……隐隐约约有一种情愫，说不出来却又露点端倪。

以后，我们就分在不同的岗位工作，不时有点书信来往。他笔下很快，写得也勤。记得有一次我们讨论到思想、性情、习惯、志趣 …… 等问题时，他写道：“我天性好静，爱作沉思，更加二十余年来，我还没有在社会上混过，关于那些交际应酬的手段，我是比较差的。我不会随人附和，我总爱自作主张，虽然有些主张并不一定是对，但我始终是免不了固执的毛病。生活也不修边幅，不会雕琢自己。我认为最美的灵魂是朴素的。真虽未必是善，不真便无善之可能，这是我一贯的生活态度。………… 我不能说我有什么惊人的志向，我不想找一个名人做典型来依样画葫芦雕塑自己， …… 我只愿永远做一个好人，永远求真，永远向善，不屈服于环境，不被社会玷污。在为学方面，我不能说有什么心得，不过有幸找寻着一条门径。对我曾下过一番功夫的园地，我愿意继续辛勤耕耘，我没有过分的奢望，但凭我过去的经验，我知道努力并不是徒劳，假如能向人类文化的仓库里，贡献一点东西，那也该算是克尽厥职了。”看来这人有理想还有自信心。

1950 年我们来到南京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领导上安排他开展湘黔铁路选线经济调查，那时候我刚从四川来南京不久，新婚还未满月，他接受任务很慷 慨，我则有些心乱。我说：“我们分别五年，今天刚一聚首，你就走开，我成了驱逐机了，我不来你不走，我一来你就走，我人地生疏，如何是好？”他很委婉的劝我：“这个我知道，第一这是出差，不是出征，许多英雄战士，在生死关头，服从命令，毫不迟疑，我好意思提出推迟日期吗？第二，你也不是平庸的人，你一定能克服这些困难，何况还有组织上的照顾呢！”我接受了他的鼓励和信任，他也愉快地走上征途。

他常常对我说：我们算是生在好时代了，不愁失业，不愁事业。你看过鲁迅先生写的“伤逝”一文吗？文中主人公涓生和子君，是一对具有纯真的爱情，不顾世俗偏见反对而结合的夫妻，但是随之而来的是涓生的失业，导致子君的抑郁以致惨死。我看了这篇文章常常引起深思，也常常让我们更加热爱新社会。

我们两人工作，工资绰绰有余，但是他对我说：“在故乡我有老父，还有早年孀居的三姐和她的女儿，我的大哥也早死了，侄儿女还得帮助。”因此，他的工资剩下就不多了，他自奉很节约，节衣缩食，常常把“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的格言挂在口上，自律很严，也以此来教育儿女。他有一椿从小在家中带来的恶习——吸烟（故乡什邡县是产烟区），他屡改不掉，就吸劣质烟，也许这给他后来的呼吸道毛病，带来恶果。

1965年他主持酒泉农业区划，我也参加酒泉四清，他在城内我在乡下，相距四、五十里。有一次，我利用周末假期步行来看他，第二天早上，他就催促我回去。他说：“我本有权调拨汽车送你，但那是公家的东西，我不好调来私人使用，你还是趁早赶路吧！”我理解他的意思，我也就仍旧步行回去了。

1966年，他从武威调回北京，立刻投入“文化大革命”，而且是主要的受批判对象。经受了关“牛棚”，坐“飞机”，艰苦的劳动，无休止的批判。但他不改常态，从不缺勤，回家时对我说：“我被罚背毛主席的长段语录时，一字不差；我每次被批判回来都呼呼大睡，也不失眠。”我说；“这是为什么？”他说：“我的事还不就是那些，早就交待了，有什么好说的，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凭着他坦荡的胸怀，度过了难关，但是毕竟损害了他的身心，延误了对疾病的治疗，把小病拖成大病了。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积极投入工作，和周立三先生共同主持全国农业区划，分工是分区部分，因为分量较多，别人都完成了，他还在赶写，那时正是夏天，回到家里也是赤膊上阵，我为了减少暑热，在市场上购买了电风扇，那时候能摇头的电风扇都是舶来品，价钱较高，我只买了一个直摇式的，他也顾不了那么多，买回就用，光着膀子，向着背部直吹。这样也许是贪图一时的凉爽，使背部受了风寒，加重了原有的呼吸道毛病。

1984年儿子因为清华大学的选送，公费留美，这当然是我家一大喜事。在当时，出国深造的人不象现在这样普遍，父母都要殷殷嘱咐，全家欢送。而他却坚持上班，去赶写黄淮海平原的综合治理和农业发展问题。儿子有意见，对他说：“我这一去，三年或五年，不拿到博士学位不回家，你就不舍得花点时间送我么？”他却说：“你长大了，会照顾自己了，我现在干的是公事，不能因私废公呀！”他对女儿却不一样，因为她受极左思潮迫害较深，平时爱怜备至，甚至在病危时，还谆谆教诲女儿，为她讲解农业区划的含义和作用；对于女婿，殷殷嘱咐他好好培养和爱护外孙女儿。

1982年以后，新成立的农业区划研究所，打算请他去作所长，曾经派人来探他的口气。还有外地的农业区划所，因为没有高级研究人员，想请他去兼任研究员，他都一一婉言谢绝了，他对我说：“我有呆气，干不了行政工作，也不给人家添麻烦。”后来又有一些出版社计划出版名人词典，有国内的，也有国外的，来信请他参加，他除了一个叫中国名人词典外，其余都不予回信，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我不想提高知名度。”他又说：“我的本名是邓第远，“第”是我们这一辈的排行，“远”呢，是取“宁静以致远”的意思，所以又改名静中。我现在就需宁静以致远，看看书，考虑考虑问题当然要淡泊以明志啊。

但是他对和他共事的青年同志和所指导的研究生却十分热情，他主编农业地理丛书时，逐个去征求他们做作者，热情进行劝说：“通过这本书的编写，你可以整理你的材料和研究心得，而且锻炼你的写作能力。”他要求他们先拟提纲，然后亲自对提纲进行修改或提出具体意见，还再三嘱咐写出地区特点，达到本丛书的要求。对于他指导的博士研究生，更是要求严格，对于他们的毕业论文，不厌其烦的要求他们改了又改。我说：“这是阻碍人家意见的发挥。”他说：“他们年轻，我这样做，等于告诉他们要不怕麻烦，精益求精，这也是培养干部的方法呀。因为他的病势加重，由气管炎、肺气肿而肺心病，行动困难，动则哮喘，没有担任研究课题，停招研究生，也提出退休申请。1991年批准以后，他说：“我心安多了。”每天看看书，看看电视，接受咨询，审查书稿，保持起早睡晚的一贯生活规律。饮食也很清淡，自己亲手制作用佐早餐的“酱菜”，用治气喘的“核麻蜜”，他说：“我自己作，可以减少你的劳累。我愿活到八十岁，看到祖国完成统一大业；看到香港回归祖国；把我历年积累的农业地理资料整理出来；把我早期翻译的《地理学的性质》，完成出版，我就心满意足了。生活上虽不丰裕，但具有：‘不虞匾乏之自由’这是我们祖先多年渴求而不得的呀。我很知足，知足常乐嘛。”

1992 年 6 月他大病住在北医一院，出现呼吸衰竭，经抢救，他在呼吸机下躺了十余天，手足都被绑定，不能说话，不能吃东西，但思维还活跃，他默默的吟成一首词。词牌是临江仙：

七十余年瞬息过，庸碌难诩征程，知音结伴喜同行处，旧景说常新。　 沙坪春早渔溪暖，江南秀色盈盈，又来北国看新晴，几度风云会，慷慨述平生。

 

1992年10月，回到家里，起居更是当心。常常叨念着组织上给与的照顾，同志们辛勤的帮助，不知何以为报？我劝他加强锻炼，增进健康，完成自己预定的工作，就是最好的回报，他颇以为然。早晨起来，先到室外走走，在空气清新的地方坐坐，病情明显好转。 1993年安然度过，我们的心情也感到轻松。想不到 1994年1月中旬，突然感到头疼，经过医生诊视，才发现脚肿，颜面肿，说是“心衰”，要他住院，他不肯，他说：“我前年花钱不少，又要住院么？不去！”就这样，在家打了针，吃了药，眼看病情变化快，才到医院急诊，到17日住进医院， 18日就呼吸衰竭了。

往事依依，历历在目，天不假年，哲人其萎，我们四十余年风雨同舟，相依为命的伴侣就这样永诀了。

静中，你安息吧！

 

（原载《邓静中地理研究文集》，中国科学院国家计划委员会地理研究所，1995年出版（内部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