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传钧*

1994年1月中旬，我从海南岛考察返京，得知静中病危，立即赶去中关村医院探望，谁知他已神志不清，在他家人和我一齐大声呼叫之下，他只睁眼看我一下，什么话也说不出了，我深感来迟一步而抱憾不已！除了商请医生善加抢救护理外，再也无法可想。第二天就传来他辞世的消息。虽然八、九年来，他因哮喘肺气肿已久病在家，不能正常工作，每届冬令，天气转冷，大家就担心他病情恶化，但遽尔撒手而去，又觉得太突然了。

回忆我和静中结识于抗日战争时期的1939年，当时就读于迁设重庆沙坪坝的中央大学地理系三年级，静中新考入地理系，他给我第一印象是一个道地的农家子弟，身披对襟中式布褂，下面赤脚穿草鞋，在公众场合腼腆不多话，他那敦厚质朴的气质，显得与众不同。我清楚记得，有一年暑假他回川西探亲，为了省钱不搭长途汽车，从重庆到什邡竟然往返徒步走了600公里，我对他吃苦耐劳的精神大为赞佩。以后接触多了，发现他十分健谈，而且善于辞令，语多诙谐，博闻强记，口才出众，周围同学对他都刮目相看。

1943年我毕业于中央大学研究生院，留校当讲师，而静中大学毕业留系当助教，同时亦考入研究生院兼读研究生，他除了专业考试成绩优秀外，语文考试得了 100 分，于是他的卓越文才一时又传为美谈。此后两年我和他同系工作，交往较密，发现他有两大偏爱，一是白天专心阅读美国地理学家哈特享（R．Hartshorne）的巨著《地理学的性质》，并随手作详细笔记，这就为他此后的理论研究打下了基础；二是晚间手不释卷地浏览古典小说，反映他对文学有较深的嗜好。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我考取公费赴英国留学，从此和静中分手三年，音讯阻隔。 1948 年秋我从英伦归国，先到上海和阔别十一载的家人团聚，一度回苏州故里，偶访母校省立苏州中学，不期静中正执教于该校。交谈之下，才知他事与愿违，情绪不高。我当时也觉得以他的过人才智，不能任教高等学府，未免屈才。此后我到南京，就职于中国地理研究所。半年后，南京解放，又半年，地理所归属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指示向各处招聘人才，以充实研究力量。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静中，和李旭旦、徐近之两位老师商议，决定联名向院荐举。经批准，静中于1950年夏到所工作，终于得展其才华，而且和熊忠英同志喜结良缘，一切如愿以偿。但见他精神焕发，斗志昂扬，我觉得新中国的建立，对静中来说真是起到了解放的作用，而为他庆幸。

静中到所后接受的第一项任务是湘黔铁路经济选线调查。次年完成任务后，调北京中华地理志编辑部工作，完成了《华北经济地理志》的编写。1956年中国科学院和苏联科学院合作进行新疆综合考察，周立三先生担任考察队领导，点名要静中协助工作。两年后又调出，专门从事农业区划研究。当时受苏联地理界大搞自然区划、农业区划、经济区划之风的影响，我国也集中了一大批人，在苏联专家指导下进行自然区划工作；经济区划因涉及机密，不便开展；关于农业区划有人主张先从方法论着手，作为理论上的准备。于是静中因素向侧重于农业研究，又掌握俄文，便负责农业区划方法论研究组的工作，从此他就开始了以农业区划研究为主的生涯。经过一年多时间，出版了由他主编的《中国农业区划方法论》一书，除了系统介绍苏联的有关理论和方法以及我国的区划工作经验外，还包括了静中很多独具匠心的见解。

1963年在全国农业科技工作会议上，与会的地理界代表共同倡议开展农业区划研究，被大会所接受，并列为十年农业科技规划的首项任务。此后在国家科委范长江副主任的领导下，全国各省陆续开展了区划工作。静中及时在《地理学报》发表了“全国农业现状区划的初步探讨”一文，对全国农业区划工作起到了纲领性的指导作用。此后在他的带头之下，地理所先后进行了“农作物复种地理北界的调查”，“河北邯郸专区农业区划”和“甘肃省酒泉专区综合农业区划”等工作。这个阶段，静中连年致力于农业区划调查研究，业务愈益精通，而且擅长于理论阐述。在每次中国地理学会召开的有关学术讨论会上，都少不了请他作主要发言，侃侃而谈，娓娓动听，虽偶尔也出现“舌战群儒”的场面，但大家终为他的高论所折服。当时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党委书记于强同志戏称他为“区划王”，也正反映了他在农业区划研究方面的权威作用。

正当静中走向科研工作顶峰的时候，“文革”的灾难突然降临，给他以沉重的打击。大概有一年多的时间，我和他，还有好几位“走资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一起都被关入“牛棚”，一边学习“毛选”，一边劳动改造，只要一人被叫出去批斗，其余的都到场奉陪，在疑惧和屈辱中过日子。1968 年静中被指派去湖北潜江“五七干校”劳动锻炼，临走话别，他说：“恐怕回不来了”，我安慰他说：“去干校比留在所里虽然累些，但精神上可舒畅些。”后一年我也去了干校，见他脸色黝黑。一年半载后我先回所，被安排搞外国地理，后一年静中也回所，也被分配搞外国地理，待1972年恢复经济地理研究室后，我和他才重操旧业。

“文革”后期，各地理所和各大学地理系的经济地理工作者大多无事可做，专业队伍有瓦解的危险。我顶着“以生产压革命”的大帽子，向领导建议并征得农业部杨立功部长的支持，组织各省有关单位，共同开展《中国农业地理丛书》的编写，一则为农业服务，二则也起到重振专业队伍的作用。先后到东南、西北和西南进行典型地区调查，同时分兵进行宁夏农业地理的调查研究。静中因健康不佳，留在所内专门编写《中国农业地理总论》中的“自然条件的农业评价”一章。他从容将事，化了四年时间写出六万字的初稿，由于他的细工琢磨，基本上无须修改，得到大家好评。但在此期间内可能由于“文革”的后遗症，他多少有些心灰意冷，而且烟抽得更凶了。那时我遵医嘱已戒了烟，得到周围同志的表扬，于是大家也劝他戒烟，以免后患，而他迟迟下不了决心，以致种下了肺气肿的病根。

1979年，国家农业区划委员会决定进行全国农业区划工作，请周立三先生主其事，周先生约我合作，我因已负责全国百万分之一土地利用图而且国际活动逐步打开，已不可能兼顾，竭力推举静中襄助，并保证地理所全力支持。静中肩此重任，得以展其所长，精神大振，悉心投入，经过集体努力，一年后完成了此项重大任务。对静中来说，算是了却了一桩夙愿。待到 1985 年《中国综合农业区划》获得国家科技成果一等奖。

所惜1985年后，静中哮喘严重，连续引发肺气肿肺心病，只得在家休息，但仍然热心指导研究生和承担一些咨询、评议工作。他本有意将四十年以前所作《地理学性质》一书的译述笔记，进行加工出版，但已力不从心了。

今天，中国科学院地理所出版静中的文集，把他的主要科研成果作为宝贵财富保留下来，文集的序言已对他的学术成就作了全面的评价。我和静中同窗、同事，先后半个世纪，相知不可谓不深，现追忆他毕生的学术生涯，述其主要过程，作为补充介绍。

人生短暂，但求能做成一件好事，总能博得后人称道。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静中对农业区划研究的卓越功绩，无疑将永远作为光辉的一页载入我国地理学的发展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