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秉维*

邓静中同志是中国地理学界的卓烁英才，不幸未竟天年，即溘然长逝。当时我在岭南考察，含悲遥想北国，封冰千里，倍切凄怆！光明荏苒，不觉又已秋尽冬来。邓静中同志文集即将付梓，编者要我写一纪念文章，欣然命笔。

我于1953年由上海调到地理研究所工作以后，始识静中同志。关于他的过去，我从未听人说过，也未向人问过，对他的认识完全来自他的著作和谈话。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言词安定，容止若思，数度晤谈，更真切地知道他勤于治学，不懈钻研，态度严谨，条理清晰。中国农业现状区划表明他在研究工作中的创造性和综合性。他认为农业地理跨越自然与社会经济两方面，不应视为经济地理的分支。竺可桢同志也持有相同见解。竺老特别重视地理学为农业服务，即由农作物生长于自然界中，与自然现象的变化息息相关。大约在 60 年代初期，静中同志告诉我，他曾将《地理学的性质》一书译为中文。30年代末期我曾读过此书，广征博引，不厌求全，体系井然，有条不紊，堪称中欧地理著作的代表。我虽不大赞成作者的观点，却不能不深心佩服其详细占有资料，细针密缕，磨钢成针的功夫。静中同志不惮繁瘁，翻译全书，这对于他锲而不舍的精神必已起了“川不辞盈”的作用。他的工作能免于地理学家易流于空疏迂阔的通病，决不是偶然的。前两年，由于客观情况的变化，中国地理界的农业研究工作有日趋萎缩之势，不禁忧心忡忡，早就想与静中同志商谈，因怕他说话太多，影响健康，欲行而又止。后与他的女儿邓彤同志谈及，知道天气和暖，他病情大有好转，乃约定去看他的时间，不料他竟到舍下。倾盖相逢，所见大略相同。“咫尺天涯”，深感“相见恨晚”，却仍怕他说话太多，影响病情，有许多问题不敢展开讨论。送他出门以后，“天涯流落思无穷，既相逢，却匆匆”几句古词久久盘旋脑际，不料此别竟成永别，不亦悲乎！

我因参加会议，手边又有另外赶办工作，仓促命笔，未尽所怀。好在文集就在读者手中，既有静中同志著作，还有其他同志的文章，拙著附于骥尾，内容简陋，当不致有损静中同志笃志力行的生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