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述彭*

刚刚从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所长八年繁重的岗位上卸任下来，没有来得及喘一口气，马上就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接班，任地球科学部主任。我们正期望他对地理科学的局面再有一番新的开拓，他胸有成竹的更上一层楼的设想能够逐步实现。万万没有想到，他竟匆匆离去！

我和大康同志共同生活、工作了40 多年。40年代一道在杭州浙江大学学习，既是同系的前后同学，又算是师生关系。50年代初一道调到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尔后我们既是同事，他又是我的顶头上司，共同度过了风风雨雨的年代。在十年浩劫中住“牛棚”、进干校，同在一个班；迎来了科学上的春天，出国考察、参加国际会议也经常同住一套房。有时切磋琢磨，呼应默契；有时诤言雄辩，推心置腹，都是围绕着一个共同的目标：为了我国的地理科学事业的振兴。而今大康同志溘然西去，我无比哀痛，不仅是个人失去一位知心的难友；更多是感到我国地理学界失去了一位成熟的学术带头人，失去了一位坚贞不渝的共产主义战士！他正准备带领我们再上一个台阶，竟力不从心地倒下了。我感到惆怅、茫然。说不清是在为他惋惜，还是为了我们共同的命运；也说不清是怀念过去的坎坷，还是忧虑未来的艰辛！

同志们缅怀他的业绩，把他的科学论文汇集出版，这是对一位科学家最好的纪念。因为这是他的心血，他最喜爱的工作。但是这远不是他全部的生活、全部的事业。他还是一位卓越的学术组织者和革命战士。他毕生为了人民的事业，鞠躬尽瘁，义无反顾，追求真理的求实精神，忘我牺牲的思想境界，更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他在我的片断回忆里，时时事事都闪烁着灿烂的光辉，让我肃然起敬！

全国解放的前夕，我们一起生活在杭州浙江大学。“左大康”三个大字被张贴在大学路阳明馆广场的大墙上，同学们支持他公开竞选学生会的主席。这是他给我第一次深刻的印象，也曾为此而感到耽心和自豪。因为在当时风雨如磐、刀光剑影的岁月里，这不是什么殊荣，而是极大的风险。学生会主席必须肩负着全校师生的重托，去争取反饥饿、反内战的民主权利。我当时重病卧床，一个深夜，他忽然走进我的宿舍楼，悄悄地告诉我，今晚他有许多重要的工作要做，明天的“中国自然地理”考试实在没有时间准备，可能考不好，请原谅。然而，第二天清早，他还是来到考场，而且考了79分。我看到他熬得通红的眼睛，但并不完全知道他已经投入了革命的怀抱，立下了解放全人类的宏愿，日夜辛劳投入了人民的解放事业。

50年代初，我们先后调到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筹备处。在竺可桢、黄秉维、周立三教授的领导下，为开拓地理学的分支学科而埋头工作。当人民的科学事业需要一批勇士去攀登现代科学技术高峰的时候，他并没有把自己摆在功劳簿上，去谋取一官半职，而只是夜以继日，突击学习俄语和数理化。不久，他和丘宝剑被保送到苏联去进修，获副博士学位。我国从1958年第一次国际地球物理年开始，陆续建立起一批日射观测台站，1960他回国以后，马上组建辐射气候学科组，对中国太阳辐射进行了长期研究。1965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地图集》中，他发表了我国第一幅全国范围的太阳辐射量图。1966年他和陈建绥、周允华、项月琴等合作，编写出版了《气象卫星的辐射测量及其应用》的专著，这是我国关于卫星气象与遥感的萌芽。虽然这些比较陌生的领域，对大康同志来说，并不是他的主攻阵地，但是他热情地支持了这些新生事物的成长，培养了我国从事辐射气候和遥感研究的一大批人才，在后来的地物光谱、地气系统辐射平衡、太阳分光辐射、农田辐射、坡地辐射等研究方面成为我国重要的学科带头人，成为建设遥感应用研究所、禹城综合试验站和北京农业生态系统试验站的一部分骨干。这些贡献，并不是他担任所长以后的决策，而是在他研究太阳辐射理论的时期所播下的种子，所引导出来的“辐射效应”，我们今天十分欣慰地看到已经开花结果了。

他担任所长期间，对于地理研究所的学科建设倾注了很大的精力和心血，加强了理论研究和新技术武装。在我已调离地理研究所筹建了遥感应用研究所，呼吁需要建立地理信息系统而不为人们所理解的时候，左大康所长果断地作出决定，把资源与环境信息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筹建工作纳入地理研究所的发展规划。他不仅为此担当起繁重的行政领导和后勤保证任务，而且抽调有关科室的部分人员，重新组建一支崭新队伍，并给予相当宽松的优惠办法，使这个实验室能够较快地打开开放、流通、联合的新局面。对于筹建工作，他总是从地理科学的长远发展需要来看待地理信息系统的作用的，在谈话中我深深地感受到，他为此而排除了不少疑虑、阻力和干扰。5年来的实践证明，他的决定是有远见的，是符合改革、开放的政策和信息时代的社会需求的。其他，如在地理研究所争取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双重领导，对禹城试验基地与山东省的广泛合作等等类似的重大决策中，也同样体现了他的远见卓识。

最近的10年，在大康同志担任所长期间，虽事务纷繁，但他仍然不顾疲乏挤出时间搞研究工作，统率全所的主力，投人到黄淮海平原综合开发与中低产田改造这个主战场上去，坚持地理学为农业生产服务的大方向，竭忠尽智，加速地理学转化为第一生产力。这项宏大的农业生态工程，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人民给予了他充分的肯定。大康同志作为项目的负责人，在学术领导和协调组织工作方面的贡献，有口皆碑，有目共睹。在我的回忆中想起了有关的二三件事，也可以说明他深谋远虑，统帅全局的大将风度。 1985 年，我们一同大声疾呼，“黄河大堤，关系国家安危”，并一道去河南郑州请战，提出建立黄河下游防洪与灾情评估信息系统。后来这一研究又争取到在世界实验室的合作计划中立项后，地理研究所却仅担任若干子课题中的配角，分配到很小的资助份额，为此个别专家颇有意见，而大康同志却能顾全大局，积极支持，任劳任怨，另外申请“黄河中下游水沙平衡规律”的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弥补前者偏重于观测手段、台站建设的不足，加强了应用基础研究；先后又部署了黄河流域环境演变与水沙运行规律、南水北调和华北平原节水农业、莱州湾卤水倒灌等课题，对黄淮海平原的研究作了全面的部署，克服流域分割的局部观点。1989年，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召开黄河流域综合治理专题讨论会，我们共同执笔起草了“黄河流域综合治理必须统一领导综合规划”的咨询意见，得到了国务院领导批示，终于在“八·五”期间，列为重大科技攻关计划，目前正在执行之中。大康同志又为此而亲自前往黄土高原实地考察，部署工作。当时他感冒未愈，不顾疲劳，超负荷地奔波于国内外，终于积劳成疾，卧病不起。大康同志数十年如一日，对于黄河流域与黄淮海平原的综合治理，的确是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黄河流域的人民是不会忘记他的，大康同志的呼声，和黄河龙门的咆哮一样，将永远回荡在人们的心间。

大康同志离开我们了，他留下了丰富的科学著述，高尚的求实献身精神，这是他留给我们极其宝贵的财富。他在文献中，而更多的是在祖国的大地上，为人民建立了不朽的业绩，人民给予了他崇高的信任，1992年被授予有卓著贡献的科学家的终身荣誉称号。同时，也留下了他开拓而未竟的科学事业，祖国地学科学建设、黄河流域的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问题，有待年轻一代的再接再厉，继续作出新的奉献。左大康同志的一生，无愧于中华儿女，无愧为一名人民的科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