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秉维*
中国科学院、国家计划委员会地理研究所同志在选辑的《左大康地理研究论文选》行将付梓之时，嘱为写一序文。我临楮命笔，潜然泪滋，怅望天涯，百感交集。 1953 年，我从上海调来北京工作时，左大康同志已在北京工作站任职。当时，他是工作站秘书，行政工作很忙，我不过问行政，所以与老左接触很少。不久以后，他去莫斯科大学地理系进修气候学。1949年前，他在浙江大学史地系，大半时间从事学生运动，毕业以后，又未参与研究工作，深恐其到苏作研究生，难与同学并驾齐驱。不料他竟以过人的勤奋，在出国前准备期间，在俄语与数理化方面，打下了必要的基础。在莫斯科大学期间又顺利地完成了学业，获得了副博士学位。我第一次认识地理学家左大康，是在看到他所写的关于新疆气候的报告。他回国以后首先投人中国辐射平衡的研究。竺可桢教授坚持要在中国科学院设立地理研究所，其主要目的就是要和地质研究所一样，探讨工农业发展的资源基础。地质学的工作，要有助于了解矿产的形成；地理学的研究要有助于了解农业所依存的环境。50 年代竺老亲自领导的自然区划工作，在科学规划制订中，一致赞成竺老提出的地理学要为农业服务的建议。为此，竺老想从植物的光能利用方面做一些研究，以从地表水分热量平衡寻求自然地带的规律性，但缺少气候辐射资料。老左于1960年开始辐射研究工作时，气象局的领导说：“我们进行了几年的观察，却从来没有谁来要过观测资料，因此有人曾主张取消这项观测。”可见当时人们并不认识这一研究的意义。然而，辐射不但对农作物及其他植物生产有重要意义，而且是气候形成的最基本因素。老左利用这些观测资料，领导一个组系统地做了许多研究，其主要成就，可从本文集的文章中略知涯要。对此我只拟指出几点：一是没有他的工作成果，竺老和我关于农业自然生产潜力的工作就无法起步。他和他所领导的同志除了利用气象局的观测资料以外，还自己进行观测，成了竺老所积极提倡的实验地理学中的一支重要劲旅。二是在十年动乱以前，老左已经看到卫星辐射的发展前途，并为此作了相当充分的业务准备。当时竺老和我虽然都不否定这一看法，但认为步子可以放慢一些，事实证明，我们的思想是偏保守了。可惜的是当我国可以接收卫星资料时，十年动乱已经开始，老左当时的处境已不允许他在这一领域中发挥应有的作用了。三是老左自己在1965年以后，虽已较少直接参与辐射研究，所内致力于此一领域的人员也分散在不同任务、不同课题之下，然而，却仍然取得了不少成果，其中一部分在国内是新开拓的园地，还有一些在国际上也是发前人所未发的。这些成果的取得不是一手一足之烈，都是直接间接与老左的倡导藕断丝连的。例如，老左虽不直接领导北京（大屯）农业生态试验站的工作，却常亲自检查该站辐射观测记录，指导工作，气求声应，由此可见一斑。
1973-1983年，老左在地理研究所先后主持了体制改革，担任业务处长，副所长。我虽然是所长，但所长所应挑的担子，实际上大部分压在他的肩上。我没有能力和精力多管组织领导工作，能者多劳，便成为理势之所必然。在这一客观情势下，老左不但表现出他沉着理繁治纷的能力，而且对于如何发展地理学和地理研究所的工作，亦胸有成竹，可说与竺可桢教授的思想息息相通；而在应用新技术方面，则走得比竺老更远。他直接主持的研究工作，以南水北调与华北平原农业发展研究为主，其研究领域比之过去以地表辐射平衡为主扩大了许多。此后，他担任地理研究所所长，前后八年。在八年中，科学院实行所长负责制，任务繁重，倍甚以前，而全所面貌焕然一新，建立了经济地理部，资源与环境信息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禹城和北京农业生态试验站。这期间他自己领导和参与的工作，最主要的有两个方面：一是于地理研究所在禹城16万亩中低产田改碱试验区中，选定改得最差的一万多亩，订立五年攻关合同，三年便超额完成任务，旋即于“七·五”期间将工作扩大到33万亩，亦取得了显著的增产效果。这些试验成果与地方协作，在禹城全县推广后，全县粮食产量由1980年每亩260公斤，至 1989年提高到780公斤，且自 1984年以来，未出现徘徊局面。1989年起这一工作向鲁西北推广，第一年即取得增产实效。老左在继续这些工作之外，二是又负责国家基金重大课题“黄河流域环境演变与水沙运行规律”的研究，且在他生前已取得了重要进展。这一任务与南水北调，华北平原整治、开发唇齿相依，互为表里。许多问题的解决都需要在这三方面有真知灼见，兼顾统筹。方冀他数十载的辛勤，终将发挥特别重要的作用，不图竟未尽天年，即抱志长往，不亦悲夫！
左大康教授在科学上的贡献，由此书可略知涯要。我希望读者，特别要注意到两点：一是在他准备去苏联以前，科学基础比较薄弱，此后竟能于较短期间，以过人的勤奋，充实提高，登堂睹奥。二是他于十年动乱之后，由领域比较有限的基础转而进入广泛得多的领域，跨越基础与应用两方面，取得写在纸上和大地上的卓著成就。这两次转变都是难能可贵，值得人们钦佩的。
（原载《左大康地理研究论文选》，科学出版社，1993年。原文为文选序，文题为本次编辑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