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清瑛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

周立三是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有一次，他开完全国政协会议回来，我去机场接他。他在车上对我说：“这次会议上某某经济学家的发言，获得全场几十次热烈的掌声，但是我就是不鼓掌。”他说，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你说这问题、那问题，可你一个解决办法都没提出来，算什么经济学家?周先生一生追求的是奉献，而不是个人的名利。他时时关心的常常思索的是国家和社会的重大问题。他看到了问题，也不像别人那样指责领导，埋怨政府，而是思索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他认为一个科学家，一个人民代表的责任，就是要为国家出谋划策，而不是夸夸其谈。

周先生胆识过人刚正不阿，遇事总是独立思考，绝不人云亦云。他在新疆综考时，当地群众与领导对玛纳斯河流域发展棉花热情很高，大力倡导，并在规划中将棉田比重提高到40—50%。他深入调查实情，在对粮食供需平衡、劳动力季节分配和自然条件的比较分析后，提出了玛纳斯河流域的农业生产应以粮食为主，只宜适当发展棉花和其他经济作物。实践证明他的建议是正确的。在全国农业区划研究中，他与合作者一道，从科学事实出发，破除陈念，大胆尖锐地指出，我国农业生产存在着掠夺式经营，严重破坏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重种轻养，重采轻造，枯渔滥捕……，同时指出粮食问题在我国的特别重要性。在国情分析课题中，他更是一反当时全国上下的盲目乐观情绪和某些国家领导人倡导的以高消费促高发展的经济发展路子，而是从分析制约我国长期发展的限制因素入手，指出我国未来发展的多重困境：人口膨胀与迅速老化，资源紧缺与承载力极限，自然环境恶化与生存空间狭小，粮食需求扩张与粮食增产艰难等，提出了节省资源适度消费的有别于欧美、日本的发展模式，并提出首先要解决生存权问题，即12亿人口的温饱问题，同时不失时机地加速发展，提出生存中求发展，发展中求生存。他的这些见解和建议，曾引起许多同事的担忧，也有人批评他是“悲观论”。甚至有人担心他会被打成“右派”。而他却坚持己见，大胆陈述。事后证明他及其课题组同志们的见解是对的。“国情研究”中许多大胆精辟的论述，立即引起中央的重视和全国知识界的赞扬。其中一些重要论点很快被中央领导接受和采纳，成为制定我国经济发展方针政策的科学依据，“国情研究”系列报告亦被列为中央党校的基本教材。

周先生超人的胆识，除了与他本人的个性有关外，也源于他深厚的学识基础和高度的科学求实精神，这是一位科学家最为宝贵的品质。

周先生善于观察、勤于思考，注重调查，勇于实践。他经过长期观察研究，根据农业生产具有明显的地域性、严格的季节性、较长的周期性和生产上的不稳定性，强调农业生产要因地因时制宜，实行分区规划，进行专业化生产。他按照全国省、市不同等级的地域系统来研究农业分区，根据农业生产条件与特点的地区相似性与差异性进行分区划片，分类指导，因地制宜，合理布局，并确定农业生产的发展方向和生产措施。20世纪50年代他首先倡议开展农业区划工作，60年代初，他又和许多科学家联名建议开展农业区划研究，得到国家重视，农业区划被列为全国农业科技长期规划的第一项重点任务。全国被划分为10个一级农业区和34个二级区，并明确各区的农业发展方向、土地资源开发利用、生产布局和技术改造等重大问题。从此，我国从中央到各省、地(市)、县的政府部门中都设有农业区划委员会或办公室，成为各级政府指导农业生产的得力助手与参谋。

周先生对地图研究十分关注，他认为“画家比作家好，地图比文字好”。他在农业区划和农业地理研究中极善使用地图。他主编完成的《中国国家农业地图集》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反映农业生产的图集，也是他多年研究农业与地图的心血结晶。

周先生不善言谈，不喜交际，勤思勤学，博学多闻。图书馆是他最喜欢去的地方，书店是他经常去的地方。他的收入除家用外，主要用于买书，家中10个书架的书籍和资料是他一生的主要财产。看报是他每天生活中的大事，社会的、国家的、经济的他都认真看、认真想。重要资料就剪下来，贴在本子上，天天如此。他常说：“知识是积累的，不是一天一夜造就的。”他几十年滴水穿石地积累知识，使他的知识博大精深，令人敬仰。

先生为人谦和宽容，善于向他人和其他学科学习，从不抱残守旧。在新疆考察时，他和自然地理各学科的人共同工作，学习了许多植物学、地质学的知识；在“国情分析”研究工作中，他和比他小几十岁的青年人一起讨论，让年轻人畅所欲言，各抒己见，从而他自己得到启发，使自己的思维不断创新。所以，直至耄耋之年，仍思想敏捷，观点锐新。

（原载于《中国地理学90年发展回忆录》，吴传钧 施雅风主编，学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