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叶庆华*

（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

我1998年9月博士生入学以来,黄秉维先生身体就一直不好，有几次见面是在医院里。见到我们时，黄先生总是带着歉意说：“都是因为这2、3年来自己身体不好,没有能够很好地指导你们的学习和科研”。其实,黄先生已经为我们做得足够多、足够好了。黄先生非常重视学生看书的时间,从来舍不得浪费学生的时间,甚至连帮助他收集部分资料,他也会感到非常过意不去。他在住院时每次见到我们,总说太浪费时间了,不如多看点书……

1999年博士论文选题的时候，黄秉维先生多方听取意见，为了节省我去他家时在路上的时间，黄先生自己一周往所里跑三、四趟，找我交流，经过再三考虑与讨论，最终选择了黄河三角洲的环境变化问题。有一天黄先生很高兴，对我说，考虑到陈述彭先生对黄河三角洲的研究基础比较好,便打电话给他,希望他能够提供些数据和资料支持。陈先生得知你的情况后,说信息室这边正有一个课题组在做黄河三角洲的可持续发展工作，欢迎你加入到这个课题组中做一部分工作,并可以为你提供工作中所需要的一切设备、经费、资料、数据等等。于是,我在1999年7月11日如约拜见了陈先生。陈先生同黄先生一样和蔼可亲，而且很幽默风趣，先跟我拉家常以消除我的紧张情绪，然后切入正题，详细向我介绍了黄河三角洲研究工作的进展情况。他说，黄河三角洲的发育与发展研究他一直关心的核心问题，就是要利用最新技术反演其过去、虚拟其未来。现在地理学发展存在的问题是“理论水平高,但是新技术应用不够”、地理学是自己放弃了发展的空间。陈先生说，一篇博士论文的关键是要自己有一个系统的研究，即能够自成体系、自圆其说；并建议我要跟随专家组或课题组成员一起到实地进行考察、了解实际情况、扩充思想。他说我的博士论文是由黄先生来进行宏观设计、由他来进行具体操作,并嘱咐我遇到了具体问题随时找他解决。那2个多小时的谈话，对我的影响很大，至今仍然深印在脑海中。两年多的博士论文期间，陈先生一直关心着我的工作进展，每次碰到，总要简短地交流一些思想，使我对最新出现的问题有所了解。每当陈先生问起我的论文情况以及遇到的问题等等时，因为一时没有什么新进展，我总是深感惭愧、不知怎样回答才好，唯恐辜负了他老人家的这份厚望。

在选定了博士论文方向以后，黄秉维先生还是同以往一样，经常地约见我，与我谈工作中的困扰问题，让我多看资料、多思考，要与课题组中的其他成员多交流。黄秉维先生还特意约见了刘高焕研究员，详细询问了黄河三角洲可持续发展课题组的科研任务和安排,以及我在其中所处的位置。黄先生每次到所里来,都会带一部分可能对我论文有帮助的文献,包括有关黄河流域、黄淮海平原、黄河三角洲地区已有科研成果等资料放到书架上固定一个位置，以便于我查找,很快他就为此摆了一个专题“书库”,嘱咐我要多看文献、随时去查阅。黄先生为了指导我写博士论文,自己就先把这些资料全部看了一遍,并两次问我有关 “UNDP支持黄河三角洲可持续发展项目系列专题报告”的情况……我常去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查阅文献,因为院图书馆离黄秉维先生家很近，有时候突发奇想,就打电话给他,要顺便过去聊聊,黄先生总是非常愉快地接见我。黄先生跟我们学生在一起,一点儿架子都没有,非常随和。每次到他家里,他总是已经沏好了茶。在他跟前,我可以畅所欲言、无拘无束,黄先生也从各个方面谈论自己的想法。黄先生建议我把SCIENCE 和NATURE的内容每期都看，要我广泛地看资料,包括自然、社会、经济各个方面的文献都要看,要从大的知识背景中去发现问题。他跟我谈到钱学森先生的“地球表层学”（我从研究生一年级就开始读钱老的思想论著，很受影响，心里一直非常佩服和尊敬钱老）,以及钱老提出的“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方法”,说它在实际应用中还存在着很多的困难。当我们谈到黄河三角洲土地利用变化与全球环境变化的关系时,他说,对于黄河三角洲的研究,只要抓住其可持续发展中的2～3个问题,谈透了就好。我每次出野外前后,都会很详细地列好计划与资料收集情况,向黄先生汇报。黄先生在谈到次生盐碱地的时候,特别注重先锋耐盐植物改良土壤的方法,几次都谈到在莱州湾盐碱地上红麻的种植,要我留意黄河三角洲盐生植物的利用情况,并推荐我去找张丕远先生借阅相关资料。黄先生几次跟我谈起“生态环境”一词,说是因自己误用,才导致现在用得这么混乱，很感自责。所以，我在使用专业词汇的时候会比较慎重，不熟悉或者没有查清楚概念的词，宁缺毋滥，这也是得益于黄先生的教导。

在1999年底～2000年初,因为见到林业部就大面积“退耕还林”作大力宣传的材料,黄先生感到很不安,准备再收集新近几年的实验资料(时间序列越长越好)和研究成果,写篇文章再谈谈“森林的作用”。我知道他在这个时候是非常需要人帮忙的,于是我就多方收集、查找森林水文效应的资料,还从水分中心张士锋博士那里借到了两本水文站点的实验数据和资料。每次把资料交给黄先生的时候,他虽然高兴,但又总在说感到不妥、不希望再占用我的时间等。后来,有一天(在2000年5月份),黄先生对我说,如果你对此确实感兴趣,就把论文方向转过来吧。我当时也正在为论文一筹莫展,很有些动心,也从杨勤业先生那里了解了一些细节情况,但是考虑再三,还是觉得应该把承担的黄河三角洲这部分内容做完以后，再过来一起做“森林的水文效应”比较好,黄先生也很赞同。8月底我随课题组去黄河三角洲进行野外采样、收集数据之前,给黄先生打电话告别的时候,他说自己最近身体不太好,身上起了疱疹,眼睛也不是很舒服,我想大概是天气热的缘故吧,不以为意。回来后,正好赶在“十·一”前夕,我和师妹姚华容随同杨勤业先生一起去看望黄先生,他显得精神矍烁,谈兴很浓,先与杨勤业先生谈论所里的工作,然后仔细听了我野外调查的汇报和对自己论文进度的安排,最后又问了师妹的学习状况,大约有1个多小时的会面。没想到,那一次是我们最后一次与黄先生进行学术思想交流（第二天凌晨1点，先生就紧急住院了）。对我而言,这是黄先生最后一次教导我：碰到问题要“多看资料,思考一下”、多与课题组其他成员交流。我痛悔自己再也没有机会帮助他完成那篇酝酿中的“森林的水文效应”一文了，手里还有一些有关资料没有来得及给他……。

黄先生逝世后，郑度先生就把指导我和师妹的工作承担了过来，对于我的论文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经常地打电话询问论文进展情况，从4月31日开始，就把我已经写出来的还非常粗糙的章节细细地读、逐字逐句的修改，并提出详细的修改意见，逐条地给我讲解，每一、二周就这样看两章，不知不觉间，一、两个月内，我竟然已经完成了论文的主要内容， 郑度先生也为此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杨勤业先生常为我们几个学生日夜操劳、直到我们全部拿到博士学位、踏上了新的工作岗位。

2003年4月份，陈先生不辞辛劳亲自带领我们黄河三角洲课题组去东营市参加水利部组织的“黄河河口问题及治理对策研讨会专家论坛”，给我们学生去工作现场实地学习和锻炼的机会。通过会议期间与众多部门要员和专家们的交流，我学习了很多与地理专业背景不同的水利工程思想，认识到目前的水利工程治黄措施与黄河口的可持续发展竟然如此息息相关，深有感触、获益颇多。

我完成了博士论文而这一答卷也许先生并不满意，我还需要不断地补充自己的知识和经验。把这些思考提出来，就是供大家批评、指正，还要经常听取各位前辈的意见。然后，我才会逐步增强自己深入学习的动力，尽量避免先生谈及的“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的情况。其实，我过去也常常因为自己“学习不够深，资料不完全”等原因而搁置了很多想法。后来，看了先生的自传，我深受启发，认为不管怎样，还是先写下来再说，虽然它并未成熟，也不完善，但可避免“…总觉得工作没有做到家，或没有应用意义，…便搁置一旁，…搁久了，不知去向，如再需要做相同或近似的工作，未找到，便念念不舍，未找到，思路也迟钝了”。

博士毕业已8年半了，我到青藏高原研究所从事冰川遥感与全球变化研究也已有六年多的时间了，积累了这六年也就算是刚刚起步。我进入了青藏高原这一更为广阔的研究平台，这里有太多的客观事实等待着人们去研究，是国际全球变化研究的热点区域，也因此有很多机会参加各种国际会议及短期出访，开阔了视野，同时也感到了差距，任务是艰巨的，道路是漫长的，而时间却是在流逝的、短暂的。

先生说，“地理学的最大困难在于你不能耕得深又耕得广。所以，地理研究需要靠经验的积累，这也是地理学家大都大器晚成的原因”，先生还说，“综合之路存在，但要靠艰苦找寻”。

是的，请先生放心，我们会牢牢记得先生的教诲，踏着先生的足迹，继续走先生未走完的路，同时不断地向各个领域中的新、老前辈学习，联合尽可能多的同仁去找寻这条“综合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