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谭见安*

1950年代中后期至1966年间，是黄秉维先生提出自然地理综合研究这一革新思想并全面实践的时期。当时我刚毕业来所，怀着年轻人的朝气，锐意进取，参与了这一影响广泛，意义深远的革新实践。现在想来，往事犹历历在目。那是一段令人振奋、激情燃烧的岁月。特书小文以志。个人管见，难窥全豹。

1、喜登科研殿堂 

1955年夏, 四年地理学专业学习即将结束。大学生活生气蓬勃，充满活力，满怀希望。这是人生中永远眷恋和终生难忘的经历。当时新中国百业待兴，急需人才。上大学不需缴学费，而且管食宿，分配包工作。记得毕业那年需要中学地理教师，由此还加开了地理教学法课程。国家的需要，就是我们的第一志愿。同学们都作好了服从工作分配的准备。一天，负责学生分配工作的女主管找我谈话，问我对工作有什么愿望和想法，组织会尽可能地予以考虑。我径直表示想从事实际调查研究工作，能直接为国家建设服务，这次谈话的印象至今不忘。最终，我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工作。诚然，我为能跨入我国最高的科研殿堂感到欣喜，老师和同学也为我高兴。

2、幸入大师门下

当年地理所还在南京，所以我从广州到南京，先到鸡鸣寺中国科学院宁区办事处报到。由秘书黄坚把我接到地理所。凡新分配到所的大学毕业生，要有导师指导工作，经试用期后定为研究实习员。我到所后，经过短暂时间的等待，确定黄秉维先生为导师，从而有幸投入大师门下，成为首个在老师直接指导下进行自然地理综合研究学习和工作的弟子。当时黄先生在北京参加全国科学规划工作，我即于1956年春北上，跟随黄先生到西郊宾馆的科学规划会上服务，我与生物地学部的薛攀高、许孟英和一位植物所的研实员一同做生物地学方面规划稿件的校对和会议纪录工作。当时施雅风先生是学部秘书，担负着有关的组织工作，忙上忙下，平易近人，与他接触颇多。除从校对稿件中学习到许多新的学术思想和科研思路外，还有幸见到或认识了我国生物地学界许多前辈学者和知名科学家，如张文佑、侯德封、马杏垣、王鸿桢、侯仁之、施雅风、马溶之、钱崇澍、侯学煜、吴徵镒、陈世骧、郑作新等。科学规划完成后，随先生回地理所在中关村的工作站（设在四不要礼堂南边的宿舍楼内）。随后办公地点移到刚完工的生物楼。

3、开启综合研究新篇

发端与由来  黄先生以他渊博的学识、丰富的实践经验、敏锐深刻的洞察力、远见卓识的周密思考、以及高度的责任和使命感，酝酿着对自然地理综合研究进行革新，以使自然地理学能与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相适应，能运用现代先进科学技术成就武装自己，使自然地理学的理论有一个更坚实的基础，并能更好地、更直接地解决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中的问题。这是他开启自然地理综合研究创新之路的初衷和主旨。

他常跟我们谈起：“自然地理学是一门很老的科学。十九世纪末期以来，为了研究的方便，自然地理学被划分为许多专业，逐渐地自然地理本身变成了事实和资料基础不同的局部理论的混合体，总的趋势是日益衰颓。”“自然地理学是研究地理环境的成分之间物质、能量交换及其地域差异的科学。直至不久以前，它不但基本上没有走出经验性描述性的范围，理论基础非常薄弱；就是用来观察、辨识自然的性质和动态的方法，一般也不够精确，所能到达的视野还有很大的局限性，不能提供充足的、为认识地理环境所必需的资料。”这些是黄先生纵观和博览世界各国地理学发展的评估结论。也是他之所以决心进行自然地理研究革新，另辟蹊径的思想根源与出发点。

理念与途径  进行自然地理综合研究，使自然地理的研究能更加深入一步关键问题是如何突破经验性、描述性的传统。黄先生认为地表自然环境虽然复杂，要素众多，但其基本过程只有三个，即：物理、化学和生物过程。他提出：“在自然界中过程有物理过程、化学过程和生物过程，缺乏一定的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的基础知识，就很难深入提高” 。“掌握在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中所已经证明的规律，根据它们来观察自然地理学的对象，研究这些对象的发生、发展和地域分异，从而健全自然地理学的理论基础。”这里他认定三个过程是自然地理综合研究的核心。对于如何进行研究，他说：“综合工作研究范围比较广阔，一个人要掌握几门自然科学基础很不容易。但如分别研究物理过程、化学过程和生物过程，掌握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基础，困难就大大减少。培养人材，筹措设备，都比较容易，不仅能较快的卓然有成，而且跨越自然地理学的固有分支，汲取已有知识，分别组成三个体系。这是发展与综合有意义的一步。再将三个方向联结起来，便成全貌” 。“按目前的情况来说，这“三个方向”的内容和方法都不相同，但存在着外延部分叠合的关系，彼此上相辅相成的” 。又说，“三个方向的概念虽然不完全相同，实际上并没有多大差别，而且存在着外延叠合的关系，肯定可以将它们结合在一个统一的体系之中，将由‘宏观’到‘微观’不同尺度的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将物理的、化学的和生物的过程联系起来。这将导致对地理环境中现代过程及其地域分异的秩序的全面了解。如果一开始就注意协调“三个方向”的工作，将来必然可以更快而且更正确地解决许多认识和实践问题。”就是说，综合研究首先分“三个方向”入手，最后将会殊途同归。因为三者有外延叠合关系，是相辅相成的。其自然地理综合研究的“三个方向”，并不是指各自简单地、孤立地进行研究。如：一是物理地理学方向，以水热为主，进行地表热量水分的分布、转化、及其在地理环境中的作用的研究；二是化学地理学方向，进行地理环境中化学元素的分布和迁移转化研究；三是生物地理方向，进行生物群落与其环境间的物质、能量交换的研究。事实上, 我们后来的研究也证实：当我们研究一个过程的发生与发展规律时，必然会涉及到其他二个过程，它们会一定程度地表现出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互为因果、互为条件的紧密关系。所以它们具有融为一体的内在机制。说明从“三个方向”进行综合研究是行得通的。这样，一个完整的、革新自然地理学研究的构想（包括其研究内容、方向、途径）已经成熟，接下来的就是行动：培养人才，组织队伍，在实践中成长。

花香内外满园春  “三个方向”提出后，在地理界产生很大反响。自然地理过程研究在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实践的同时，在全国有关科研单位和高等院校也不同程度地得到响应。如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山大学的地理系都曾建立过相关专业和教研组，北师大还举办过化学地理研究生班，培养了一批化学地理人才。广州地理研究所、华中师范大学和西北大学派员（吴厚水、邓先瑞、屈世兴等）到地理所学习进修。可见当时地理学界对自然地理综合研究的革新热情颇高，真有“花香内外满园春”之感。

4、激情迈步征程

1956年前是综合自然地理革新思想和理论的形成期；1956年将之正式列入国家12年科学发展规划（1956-1967）；1956-1966年是开展自然地理综合研究最为活跃、激情高涨的时期，可分为两个阶段：以1958年为界，此前为初始阶段，其后为发展壮大期。

培养人才组建团队  1956年秋即有了一个3人的综合自然地理组，谭见安、何悦强、杜炳鑫分别从三个方向边学习边研究。选了一批新来毕业生（如杨淑宽、毛树珍、胡庆光、杨炘荣等）到土壤所、林土所、植物所、动物所等修习土壤和动、植物地理（早前已有汪安球、张荣祖和刘华训等进行研习）。1957年新来了叶文华、屈翠辉、张思华等。1958年新增郑度等。此时，已经有了建室的足够人员，于是1958年在地理所本部由南京迁来北京之际，一个人员齐备、包含有“三个方向”组的综合自然地理研究室成立。此后，人员、设备、项目、课题逐年增长，至1966年已成为一支拥有约60多人、实验室初具规模的地理新军，是所里生气勃勃有特色的大室之一。

夯实数理化外语基础  黄先生要求室组成员打好数理化基础，学好外语，学习相关基础学科的先进理论。当时学习气氛甚浓。黄先生要求大家在学数理化时，要钻进去，不要怕用不上，不要怕钻进去出不来，我可以帮你拔出来。我来所后就曾复习高等数学，自学数理统计与概率论、空气动力学、流体力学和热力学，到北大听第四纪地质学和前苏联专家列别杰夫的地貌学等课程；为掌握第三外语，还与郑度参加过德语学习班。对新分配来室的毕业生，还进行过数理测试，我帮助出过数学考题。在学习外语方面，普遍要求年青人刻苦学习，至少要熟练掌握一门外语。黄先生英语和德语均已很熟练，还带头学俄语。他介绍自己用小纸条卡记俄语单词的经验，在小纸条卡的一面记俄语，另一面记汉语，用橡皮筋扎好，装在兜里，可随时插空拿出来学，在食堂排队时可学，在乘车时也可学；记单词要像吃花生米一样，记一个词，似吃一颗花生米，越吃越有味，这样才不感到枯燥。这对室里、以至所里的的外语学习都起到了很大的鼓舞作用。记得在1960年春所里举行了一次俄语测验，杨郁华出题，综合室获得平均分数第一。

配备外专业人才  1960年代前是把人送出去培养学习，此后是依据三个方向的特点和需要，直接从大学挑选有关专业的毕业生来充实三个学科组。专业包括有：力学、大气物理学、原子物理学、农业气象学、土壤农业化学、生物学、林学、化学、分析化学、地球化学等。随着这些专业人才的到来，综合自然地理室真可谓是人才济济，气象一新。这种多学科专业人员的互相渗透，相互学习，共同研究，使“三个方向”的研究能更加深入。

建创实验室和实验站  黄先生认为实验研究是自然地理深入研究不可或缺的手段。综合室建立后，“三个方向”研究组依据各自的特点、或共同的需要着手筹建规模不一的实验室。首先是建立化学分析室，接着的是筹建沙风洞实验室、放射性元素实验室、植物灰分分析室、微量元素分析室、风沙矿物与化学分析室等。其中，筹建沙风洞实验室是黄先生一个有胆有识的决断。因为，国内没有此种风洞，设计经验缺乏，难度很大，麻烦事不少，而且需要专门盖房。为此，黄先生请力学所承担风洞的技术设计，此前他还买了一本刚出版的（1959）R.A. 拜格诺《风沙和荒漠沙丘物理学》（R.A. Bagnold. THE PHYSICS OF BLOWN SAND AND DESERT DUNES. Methuen & Co. Ltd. London, 1941）送我，对我们帮助启发很大，这大概是当时能得到的关于介绍风沙研究比较全面和系统的一本著作，是我们进行筹建的主要参考资料。风洞设计组具体业务由我和江爱良先生负责，徐兆生、贺大良、黄芳菲等人参加，主要是给力学所承担技术设计的同志提供沙风洞整体规模与性能，以及进行风沙运动与防风固沙实验时对风速、风向、气流特性、实验场模拟条件、实验段尺度等的要求和相关资料，并直接参与工程设计的讨论和图纸绘制。还去北京航空学院参观了多个航空风洞，以资借鉴。设计完成后，正遇上困难时期，工程建设暂停。困难过后，重启筹建。计划在中关村兴建沙风洞实验室房舍，风洞本体加工制作主要由我和贺大良筹办，着手进行备料、选择合适的制造加工厂、特制风扇轴承、特制磅秤等，后来有林裕泉、吴正等加入。由于在兰州建立沙漠研究机构，风洞实验室也移建兰州，相关人员，有关图纸、技术资料、备料等均转移给兰州所，但我却留了下来。黄先生对这由他精心策划、即将大功告成的大型设备的转移，多少有点难舍。这在他的一些回顾性文献中常有表露。因为建立该实验室有着更广泛的应用，除研究风沙运动外，还想藉以进行物理地理学中流体（气和水）动力过程在地表环境中的其他作用的研究，特别是关于干旱表土风蚀作用机理的研究。设备的转移，影响这些设想的实现。

建立实验观测站是深化自然地理综合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手段。首先在甘肃建立民勤治沙站，这是一个综合试验站，进行风沙运动规律、沥青化学固沙、植物固沙、土壤水分蒸发、植物蒸腾、沙地鼠类活动规律、土地类型等的综合研究，“三个方向”各相互配合，综合优势在治沙研究中得到了很好体现。此后在河北石家庄和衡水、山东德州和禹城、北京大屯建立实验站，进行一系列农田土壤水分蒸发和水分平衡研究；化学地理在衡水建立水盐平衡观测站，研究华北的盐碱化形成规律与盐碱地改良。地理学研究能很快掌握和使用实验技术手段，表明地理不仅是描述的也是实验的计算的科学，不仅是面上调查的也是定点观测的科学。

5、面向国家需要,勇挑研究重任  

研究工作要面向国家需求。根据当时国情，为大农业服务是主要方向。主要任务有中国自然区划、干旱区沙漠考察与风沙治理，及农业区划。这些都是面向农业的、综合性的大项目，我都参加了，还主持了其中的部分工作。

(1)自然区划 是我随先生参加的第一项研究工作。目的是为农业服务。院成立了自然区划工作委员会，办事机构设在地理所。竺副院长任主任委员，黄先生为副主任委员，苏联专家萨莫伊洛夫为顾问，施雅风、侯学煜，后加上郭敬辉先生为学术秘书。有8种区划：综合自然地理、地貌、气候、水文、潜水、土壤、植物、动物。我所主要承担其中的综合自然地理区划、地貌区划、水文区划和部分动物区划任务。区划前期主是研究、讨论和协调各种区划的区划原则和重要区划界线。苏联顾问及邀请来京的有关苏联专家介绍苏联方面的经验和意见。因此会议、文稿、工作通讯等事务工作较多，我任业务秘书，担当此类任务。黄先生多次跟我说，不宜让我干这类工作，怕影响我的业务和学习。后来，王同山承担了一些事务工作，并让新分配到所的邢嘉明一同作会议纪录。从另一方面来说，在这些会议和纪录之间，了解各家之言，学到许多别处不易学到的东西，受益良多。前期工作告一段落之后，进入到资料收集、补充调查和编写工作。1957年7-10月间我和何悦强与地貌组的同志在沈玉昌先生领导下到东北-内蒙古东部进行地貌区划与综合自然地理区划资料收集和补充调查。兵分两路：我和邢嘉明为西路，到内蒙古东部地区调查；沈先生率大部分人员为东路，到东北三省调查。这是我参加工作后的首次野外考察，初试牛刀，其间趣事、窘事和惊险事多多，回味无穷，是一次非常有益的锻炼。其后综合自然区划编写任务主要由黄先生完成。

(2)干旱区沙漠考察与风沙治理 是综合室建立后的第二大任务。为中国科学院与苏联科学院联合提出的项目，并有苏联专家彼得洛夫参加考察。黄先生是沙漠考察队的副队长之一。1958年黄先生派我与杨淑宽及气候室的耿宽宏一同参加中国科学院沙漠综合考察队工作（1958年称固沙队）。考察队主要由中科院林土所、地理所、土壤所、林业部林业研究所以及内蒙古自治区与甘肃省林业厅等单位派员组成，分为：地貌组、水文地质组、气候组、土壤组、植物组、林业组、畜牧组。我任地貌组组长，耿宽宏为气候组组长，杨淑宽参加植物组工作。考察队由呼和浩特出发，对内蒙古的乌兰布和沙漠、宁夏中卫的沙坡头沙地，以及甘肃河西走廊从武威、民勤、酒泉、金塔、安西至敦煌的沙漠和戈壁进行了逐一的调查和考察，调查报告当年由科学出版社发表，这大概是我国第一个关于沙漠的专门科学调查报告，报告未具名，但我还记得除我所有本人、杨淑宽、耿宽宏外，外单位有土壤所蔡蔚祺，植物所黄银晓、汪健菊，林土所刘瑛心、王康富、赵兴梁、黄兆华、陈隆亨，综考会彭思均，林业部林研所高尚武（领队），内蒙古林研所姜所长、宝音，甘肃林业厅张汉豪等。当年正值大跃进，野外工作完成后，没解散回原单位，而是集中到内蒙古呼和浩特，找一处空校舍，进行总结和学习，每天天未明即起床锻炼跑步，去砸过二三次铁矿石，工作还算正常。次年，即1959年沙漠考察与治理工作更加深入而广泛地展开，对我国六省区的沙漠调研全面开花，参加单位除中国科学院的有关研究所外，有关大学院系的师生和地方单位都积极踊跃参加。真是轰轰烈烈，声势浩大。整个工作不像往年统一组队，而是分片组织，并建立沙漠治理研究试验站。我所各研究室均有力量投入，我室大多数人都参加了，是投入最多的研究室之一。我室主要负责甘肃戈壁沙漠的考察和民勤治沙试验站的研究观测工作。黄先生作为副队长到各片进行视察调查，赵松乔先生也亲自到甘肃片参加调查和民勤站蹲点研究。因总队部决定：上年（1958）沙漠考察队的一班人马基本上原封不动地搬到内蒙古片工作，所以我和杨、耿三人就去了内蒙古自治区的磴口治沙试验站。我负责风沙地貌组和试验观测场工作，在内蒙古中西部沙漠考察中，由于守中、李博和我组成三人领导小组领导巴丹吉林沙漠考察队的考察工作，成员30来人，骆驼70余峰，由当时巴盟首府巴彦浩特出发，驼队长长一串，蔚为大观。是科考队，也是首次东西横穿我国第二大沙漠的探险队，除配备学科齐全的专业人员外，还配备有向导2人、警卫2人、电台2人、新闻电影纪录工作者3人（包括名记者牟森）、厨师、驼工，以及帐蓬、贮水器等。并计划考察期中，竺副院长将带慰问品乘直升机降落到沙漠对考察队进行慰问，后因情况有变，未能实行。同样，由杨淑宽、陈静生与郭蓄民组成三人小组领导小腾格里沙地考察队的考察工作。调查报告主要在《治沙研究》上发表。次年，即1960年我离开磴口试验站，转到民勤试验站工作，同时继续筹建风洞实验室。各试验站的工作大概延续至1964年前后，有的移交给地方，有的停止了工作。民勤站是延续下来的佼佼者。

干旱区沙漠与风沙研究虽为时不长，但在黄先生的领导下还是做出了显著成绩，留下了一个沙风洞，一个治沙站；启开了风沙实验研究之门，完成了一批从多方面综合研究沙漠与风沙的论著。我在1962年提职助研的考评论文《内蒙古阿拉善荒漠的地方类型》也源于此项研究的积累,林超、高泳源、赵松乔组成评审答辩组，黄先生做为导师也参加评审，顺利通过，得归因于自然区划的训练和沙漠综合考察的锻炼。其后论文发表于地理集刊第八号（科学出版社,,1-31页,1964），在美国被译成英文单行本发售。

（3）农业区划 经历三年困难时期，科研为农业服务更显得重要。农业区划是直接为农业服务的项目，也是研究室承担的一项重要任务。主要有酒泉农业区划（1965）和武威农业区划（1966）、邯郸农业自然区划（1964），还有专题区划（河北深县盐碱土改良区划，1962-1963）。所里十分重视，组织各研究室参加，综合室是投入力量最多的研究室，“三个方向”的大部分人都参加了区划。譬如，酒泉农业区划，黄先生亲自参加，任区划队队长，我们室主要承担农业综合自然区划、土地评价、农田水热条件分析等。由黄先生指导，我任组长，杨勤业、杜炳鑫、孙惠南、郑颖吾，以及兰州大学地理系张维信（副组长）、冯绳武、艾南山等参加的“酒泉农业综合自然区划”，从资料收集、野外调查、编写和印刷成册，一气呵成，可见当时大家的热情与效率。酒泉农业区划之后，接着是武威农业区划，综合室是投入力量较多的研究室之一，吴传钧先生任区划队队长，武威县委邓书记和我为副队长。中途文化大革命兴起，队中所的负责人吴先生和杨淑宽、徐培秀均回所参加革命，就留我主持队的工作（中间还调回过一次），在留下来同志的共同努力和地方同志的支持下，善始善终，完成了整体区划报告（武威县农业区划报告，1967、1；武威县畜牧业区划报告，1966、12；武威县林业区划报告，1966、12；武威县玉米生产经验及发展途径的调查报告，1956、12；武威县发展养猪业的意见，1966、12；武威县农业作物种植比例的建议，1966、12；关于武威县僵板地改良的意见；武威县发展大家畜的意见；武威县山水灌区夏禾受旱原因分析及提高保灌程度的途径和措施；武威县肥料供需平衡及其解决的途径）。报告中体现着区内水分平衡和肥料养分平衡对其农业发展的重要意义，一定程度反映了三个新方向综合研究在农业区划中的指导作用和应用价值。

在上述武威农业区划进行中，文化大革命即已开始。其后研究室解散组成连队，“三个新方向”的综合室也就不存在了。但它的理论、思想、方法及影响还在，此后不少工作如地方病水土病因与防治和环境污染调查等研究也是“三个方向”的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