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郑度*

1958年我大学毕业分配来北京，9月初到中关村中科院地理所报到，第二天秘书科的同志通知我，下午黄所长要找我谈话。可是，午后我回宿舍休息睡过头，错过了约见的时间，以后也没敢去找黄所长。40年来有幸和黄先生同在自然地理研究室，我的学习与研究工作一直得到他的关心和指导，也算是对他有较多的接触和了解。仅举点滴事例以反映黄先生的治学为人。

干校图书管理员

“文革”期间，黄先生也受到批判和冲击。1970—1971年我们一起下放到湖北潜江“五·七”干校，尽管白天要参加劳动，他却仍然习惯于晚上看书学习。那时，大家住在5、6人一间、上下铺双层床的集体宿舍里。他怕影响大家休息，特地将床头小台灯罩上，看书一直到深夜。后来，潜江“五·七”干校的图书馆需要一名管理员，考虑到黄先生年纪大，不宜从事强体力劳动，我们便安排他到校图书馆工作。他不仅利用这一机会，广泛浏览群书，而且每天还借几本带回宿舍，晚上认真钻研学习。当然，那时没有多少科技书刊，主要是政治书籍。黄先生恰好利用这一时机，学习了马列主义的许多经典，使他增强了政治识别能力。所以，在随后的“批林批孔”和“批邓”的“反击右倾翻案风”浪潮中，他能坚持真理、实事求是，不随波逐流。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他认为“十年动乱”结束，“科学工作由漫漫长夜转入黎明”，他要把64岁当成46岁，“再在已开辟的园地，继续耕耘”。

指导青藏高原研究

在酒泉农业区划工作的1965年，黄先生曾到过青藏高原北缘的当金山口。他虽然没有机会前往高原腹地，却根据所掌握的文献资料，在其主编的《中国综合自然区划(初稿)》中撰写了5章约4.5万字的文稿。他力主将青藏高原作为一独特的地域单元，与东部季风区和西北干旱区并列为我国三大自然区。

20世纪60—70年代，他为我们翻译德国地理学家特罗尔《热带山地及其气候与植物地理三维分带》一书的部分章节，并审阅了我们关于珠穆朗玛峰地区自然分带的论文，提出修改文稿的许多有益建议。对青藏高原自然区划研究工作，他提出要注意高原自身的特点，不宜搬用低地的规则。他强调地形的作用，并要我们探讨解决高原山地区划中代表基面及其海拔高程问题。他主张要在一定范围内根据事实资料进行理论总结，结合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高海拔地域的地带性和非地带性规律。

黄先生在1989年IGBP中国国家委员会的一次发言中，根据青藏高原幅员广、海拔高，长波辐射在地表辐射平衡中占有重要分量，地面又较干旱，人类活动对自然界的影响较小等特点，认为青藏高原对“温室气体”作用的反应会比其他地域灵敏，当能较早地“没春知秋”，应在研究计划中占有重要地位。研究证实了他的判断，即青藏高原对全球变化的反应强烈，突出地表现为气温变化振幅大，与其他地区相比具有一定的超前性，被认为是气候变化的敏感区。

文集出版的坎坷

早在1989年夏，所里就成立了《黄秉维文集》编辑小组，开始汇辑论著目录，收集手稿文献，征求意见，选定文稿。黄先生撰写文稿很多，却不轻易发表，总是再三斟酌推敲；对已发表的文章他也总不满意，常指出其中的不足。黄先生本人对文集的编辑不积极，一再说过去的文章有不足和缺陷，多次推辞，不予合作。为此，我对黄先生说：“这不是您个人的事，您的论著是我国地理界的财富，即使过去发表的文章存在个别问题甚至错误，把它们汇辑在一起，大家更能看到学术思想的发展和进步。后来，我还举出谭其骧先生在《长水集》自序中谈到他自己最初不同意出文集后又同意出的理由来“说服”他。

几经努力“劝说”，在得到他的默许后，我们将初选的63篇论著送黄先生审定。他删去一些非学术研究的文章，又补充了若干重要的论文，共计论著47篇，其中未公开发表过的14篇。黄先生原拟逐篇过目，加以评注。我们担心因此而延误出版，希望他写成一篇总的评述。他遂在文集即将付梓，他赴三峡考察前夕，为文集撰写了3万余字的“自述”和“自序”。正如他在“自序”中所说，原拟在书名中加上“教训与体会”几个字，由于我们坚持认为不宜用作书名，但提出可在书中加以说明后，他才勉强同意。至1993年在黄秉维先生从事地理教学与科研工作60周年之际，《自然地理综合工作六十年》一书终于与读者见面，我们编辑小组也如释重负。

培养提携年轻人

长期以来黄先生致力于自然地理的综合研究，他对年轻人也侧重要求他们补充所缺欠的专业知识，拓展他们的综合研究能力。黄先生认为干旱区植物种类相对简单，植物与环境因子的关系也比较容易分析。所以，我来所后分到生物地理组工作的第一年，就参加准噶尔盆地沙漠的综合考察，在实际工作中学习有关植物生态学与地植物学的理论与方法。随后，又安排我到南开大学生物系进修学习有关植物水分生态生理方面的实验方法和技术，结合西北水分平衡工作，在民勤治沙站开展植物蒸腾的观测试验研究工作。这些都为我后来自然地理的综合研究打下较好的基础。他在1979年写的一封推荐信中，认为我应当更好地学习有关科学试验的新发现，了解学科新进展，掌握与熟悉新方法，在深入的基础上拓宽研究的视野。

自20世纪70年代末起，黄先生培养了许多研究生，他经常为学生查找文献。有一年轻人惊叹说，要不是黄先生指点，我还不知道在这些刊物里找文献呢。一位委托代培博士生跟我说，黄先生让他读许多文献，涉及领域很广，他担心如果都要去做，怕完不成论文。我请教了黄先生，他说我先了解了他原有的基础，有意让他大量阅读文献，补充他所不熟悉的学科专业知识，有助于拓展其思路，有利于综合研究。

小中见大

地理所在90年代初进行改革试点，将后勤车队等部门人员单独组建服务公司。当时，黄先生已年近八旬，我们给他安排有专车，可以随时听候使用。但他怕加重所里的负担，提出可以乘坐大班车来所上班，经我们反复“规劝”，有时说已先派了车，他才勉强同意所里的意见。当时，所里负责几位老先生的电话费用。有一天，黄先生找我很认真地说，以后请看一看我每个月的电话费要花多少，因我儿子在公司工作，有许多电话是他用的，超过的部分应当由他来付。有一次，黄先生家中国际长途电话费很高，他极少打国际电话，所以感到很纳闷。当他调查了解清楚打电话的人是他儿子的一位亲戚时，他坚持一定要其负责还清这笔电话费，不让占所里的便宜。在实施课题成本核算制度后，我们购买一些业务用书往往可以在科研经费中开支。但他近年来，为了学习经济学等有关领域的知识，不时买一些新书来钻研，却常执意要自己付费。平时黄先生生活简朴，出差在外他对食宿从无特殊要求，更不计较个人待遇。

（原载于《中国地理学90年发展回忆录》，吴传钧施雅风主编，学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