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郑度*

 自1958年秋我到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工作至2000年末的42年期间，有幸在黄秉维先生的亲切关怀指导下学习和工作，与他有稍多的接触，亲聆他的许多教诲，也算是对他有一些了解。现仅追忆点滴事例以缅怀黄先生严谨治学、为人师表的优良风范和献身科学、服务祖国的崇高思想。

悉心培养年青后学 

长期以来黄先生致力于自然地理的综合研究，他对年青人也侧重要求他们补充所缺欠的专业知识，从一两个自然地理要素的互相联系入手，拓展他们的综合研究能力。他认为干旱区植物种类相对简单，植物与环境因子的关系较容易分析。所以我来所后的第一年，就参加准噶尔盆地沙漠的综合考察，在实际工作中学习有关植物生态学与地植物学的理论与方法。随后，又安排我到南开大学生物系进修学习有关植物水分生态生理方面的实验方法和技术，结合西北水分平衡工作，我在民勤治沙站开展植物蒸腾的观测试验研究。这些都为我后来自然地理的综合研究打下较好的基础。他在1979年为我到国外进修学习所写的一封推荐信中提出，我应当更好学习有关科学试验的新发现，了解学科新进展，掌握与熟悉新方法，在深入的基础上拓宽研究的视野。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黄先生培养了许多研究生，他经常给年青人带一些重要的参考书刊。他的一位学生曾对我说，“要不是黄先生指点，我还不知道在这些刊物里找文献呢”。90年代末他的一位博士生跟我说，黄先生让他读许多文献，涉及领域很广，他担心如果都要去做，怕完不成博士论文。我就此请教了黄先生，黄先生说我先了解了他原有的基础，有意让他大量阅读文献，补充他所不熟悉的学科专业知识，有助于拓展其思路，有利于综合研究。后来这位学生以优异成绩毕业，现在北京大学工作，还协助我培养指导年青的博士生。

学术民主氛围宽松

黄先生一直倡导学术民主，提倡百家争鸣，营造宽松的学术氛围。例如，关于热带北界问题从20世纪50年代起就有争议。黄先生主张需要很好讨论，“不论能否取得一致，都应各述己见，求同存异，作一个阶段性的总结” 。90年代初黄先生收到《地理科学》编辑部寄来任美锷与曾昭璇先生“论中国热带的范围”的文稿，虽然和他的观点不同，但他建议刊出发表。他所写文章（关于热带界线问题”I――国际上的热带、亚热带定义）的初稿也曾分别寄送该编辑部和任美锷先生，说明黄先生学术上的民主作风和宽松的科研氛围。

黄先生很平易近人，我们遇到问题也不时向他请教，他很乐于谈他的看法，启发我们深入进行探索。他鼓励我们年青人发表各种观点和意见，即使看法有错，他也耐心地加以引导。同时他也认真听取年青人的一些好的见解，如80年代初林振耀、吴祥定从气候角度将青藏高原划分出高原寒带、高原亚寒带和高原温带，比我们只提温度类别而未划分温度带进了一步。黄先生审阅并肯定他们的论文，随后他在中国综合自然区划纲要中也予以采用。后来我和黄先生讨论青藏高原自然区划中温度带的划分时，建议可以将高原寒带略去而并入高原亚寒带，黄先生也表示同意。

90年代后期黄先生提出开展新一轮的中国自然区划研究，张新时先生建议可以申请跨学部的重点基金项目。在讨论项目申请的一次座谈上，张先生提出用生物群区（biome）一词，黄先生则建议用生物物理(bio-physical)区划，指生物与自然环境相结合的区划。我考虑到前者偏于生物本身，后者易与微观的生物物理混淆，遂建议用生态地理区域系统，可以包括生物与非生物两大类要素。黄先生鼓励我们组织申请这一项目，也认可了这一提法。

严谨治学精益求精 

黄先生做学问非常认真，不断修改纠正自己原有的认识。如早在1965年“论中国综合自然区划”一文中，他就将50年代末《中国综合自然区划（初稿）》中的“热量带”改称为“温度带”。他指出温度对植物生长与分布的影响，比热量的影响大得多，可以用温度来近似地包括光和热两个因素，按此划分出来的带称为温度带比较适宜。长期以来黄先生撰写有关地理研究的文稿很多，却不轻易发表。他经常复写多份手稿或油印文稿，分别寄送国内外同行征求意见，再三斟酌推敲，反复修改补充。

早在1989年夏，所里就成立了《黄秉维文集》编辑小组，开始汇辑黄先生的论著目录、收集手稿文献，多方征求意见，确定入选文稿。黄先生本人对文集的编辑不积极，一再说过去的文章有不足和缺陷，多次推辞，不与合作。为此，我对黄先生说：这不是您个人的事，您的论著是我国地理学界的财富，即使过去您发表的文章存在个别问题甚至有些错误认识，把它们汇辑在一起，大家更能看到学术思想的发展和进步。几经努力“劝说”，在得到他的默许后，我们将初选的63篇论著送黄先生审定。他删去一些不是他主要研究领域的文章，又补充了若干重要的论文，共计论著47篇，其中未公开发表过的有14篇。在黄先生赴三峡考察前夕文集即将付梓，他为文集撰写了3万余字的“自述”和“自序”。正如他在“自序”中所说，原拟在书名《自然地理综合工作六十年》后加上“教训与体会”几个字，由于我们坚持认为不宜用作书名，但可在书中加以说明后，他才勉强同意。黄先生就是这样，对发表文章极其严谨，做学问一丝不苟、十分认真。

实事求是坚持真理 

黄先生一直主张要综合地研究问题，又强调对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80年代初针对当时关于森林对于水的作用存在片面认识，他在《地理知识》上先后发表了“确切地估计森林的作用”和“再谈森林的作用”等重要论文。他旁征博引从科学的角度阐述了在不同自然条件下森林可能产生的不同作用，强调要实事求是地研究和认识森林对自然环境的作用。黄先生的观点持之有理、论证有力，他的秉笔直书的确打破了内行人的沉默，让大众听到和了解科学家的正确意见，在我国学术界产生很大的反响，也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

在2000年春的一次研讨会期间，水利部原部长杨振怀先生告诉我，他在春节前将黄先生关于确切估计森林作用的两篇文章复印给国务院领导同志，希望他们在假日期间能有时间读一读。后来国务院领导同志批转给有关主管部门。有关部门组织专家座谈并写了一个报告说，不知为什么又把黄先生的文章拿出来，还称黄先生在私下里曾承认他的观点有偏颇。黄先生得知后说，我无论在公开场合还是私下里从来都没有这样说过。事后，黄先生专门组织召开关于森林作用的学术研讨会，安排老中青科研人员相结合的课题组，对近20年来这一领域的成果加以研究和综述。研究结果仍然证实了黄先生的观点，即森林对于水的作用决不是一个模式，要按实际情况确切估计森林的作用。黄先生指出，我们必须按照现在的条件，对森林的作用逐项加以分析，然后综合起来，用以指导我们的工作部署。不问是否符合事实，是否真有道理，夸大森林作用，在行动上就可能盲目大干，劳民伤财，给国家经济带来不应有的损失。他的观点至今对我国的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方针的制订和实施都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结合实践服务国家 

黄秉维先生一直重视基础研究，同时也十分关注国家建设和区域发展研究，如黄土高原土壤侵蚀与保持、华北水利与农业发展、华南坡地改良与利用等。20世纪80年代后期，黄先生一方面继续重视基础研究，另一方面十分关注国家建设和区域发展研究。以坡地改良与利用领域为例，黄先生综合坡面水蚀、土壤保持和木本油粮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考虑传统农业与非传统农业的经验教训，明确指出中国东部存在着采用生物措施显著提高坡地持续生产力的可能性，而充分改良和利用坡地是解决我国农业问题的关键之一。黄先生于1987年在全国人大会议上提出“华南坡地改良与利用研究”方案，得到广东省省长叶选平等的积极支持，欢迎该项目在广东落户开展工作。1988年黄先生赴粤，组织专家修订计划，以广东科学院属下的几个定位站为依托开展试验研究，此后他还曾多次前往指导。经过多年努力，获得丰富的第一手资料，总结出有效的改良利用经验与模式，对绿化荒山、保持水土和山区发展起到很好的作用。90年代初他亲自赴兰州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审会建议并申报“中国东部典型区坡地过程及其改良利用研究”项目，组织地理所与有关单位联合在三峡库区秭归开展试验研究，从等高植物篱种类的选择，当地群众坡地利用经验的总结以及石坎梯田的投入产出比等，他都做了周密的部署和仔细的安排，希望能为中国东部坡地资源的充分利用做出应有的贡献。

黄秉维先生以他渊博的学识和辛勤的劳动，为推动中国现代地理学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强调地理学的综合研究，重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主张地理学要面向建设实践。他勤奋用功、博览群书、锐意创新，他治学严谨、实事求是、锲而不舍。总之，黄先生在治学、工作和为人方面的优良作风和全心全意为人民、为祖国鞠躬尽瘁的崇高品德，是值得我们认真学习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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