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秉维*

林超先生与我初识于1930年夏秋之交，至1991年6月他病逝北京，前后60年。在此60年中，大约有50年，我们工作地点相距不远，见面的时间较多。我在中山大学地理学系肄业四年，他是该系助教，更几乎天天把晤，气求声应，从无间言。数十年知交，溘然长逝，怅望冀北，但见松丘，回首岭南，哀思藉藉。在我心目中，林先生是志切为祖国，为人民，终生为地理学研究与地理教育而惮精竭思的“谦谦君子”。在我们青少年时期，外侮日亟而民生困穷，凡稍有血气的知识分子无不深怀悲愤，志切为民富国强而尽其献替。但各人所选择的道路不同，更有不少人经不起挫折与诱惑而中途易辙。林先生与我所抉取的是从事地理学工作。1930年他从云南考察归来，便再三向我谈论云南的国界问题。他自己亲切的体会，加深了我的体会，这使我常常想到国境以外虎视鹰瞵，中国地理学者就应在边疆踏破铁鞋，寻幽探奥。当时他是英俊青年，体质康强，步履矫健，跋涉修阻，如旅行于平川，我却是文弱书生，一登峻坂，便气喘腿酸，对他深心钦羡，亦油然而起仿效的决心。第一次与他和十几位同学，随克勒脱纳教授去白云山实习。白云山高不过300多米，行半小时，我已脸色发蓝，想到林先生在云南历尽崔嵬，想到中国地理学者有责任研究祖国的山河，祖国的边疆，便又鼓勇而前，数度坚持，便居于地理学系中最善于而且勤于跑野外的学生之列。林先生爱祖国、爱人民，而致力于地理工作。这与我志同道合。1931年日军侵我东北，中山大学群情愤慨，集会游行。林先生在会上表示赞成游行示威，但不主张罢课。我完全赞同他的意见。因为他和我都接受于在二三十年代流行的“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的思想。林先生原来在中山大学哲学系肄业，在1929年他进入四年级时，校内新建地理学系，他选修地理课程，产生了很浓厚的兴趣，系主任克勒脱纳也很赏识他的才能，于1930年与他一起去云南考察，并提请聘任他为地理学系助教。林先生不仅要从事地理研究，而且抱着要办好中山大学地理学系的决心。他认为有健全的机构，才有可能顺利推动研究工作。1934年他将去英国进修，曾再三劝我放弃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奖学金，留在中山大学，协助维持和发展以野外考察为重点的传统。我缺少他所具有的事业心，不懂得完善的组织在科教事业中的重要性，不会、甚至厌烦做组织工作，所以没有接受他的劝告，宁愿离校北上随遇而安。在这一点上，他的见解和才能都远在我之上。他一生的地理研究与教学工作，在“林超的学术思想与成就”一文中有比较具体的论述，这里只作简短补充。林先生晚年数次罹病，体力已衰，但一听说出版了比较重要的文献，就如饥如渴地借到手。地理学的综合性是他在30年代初期就已牢牢建立起来的思想，所以对地理学的离心倾向特别关切。从他的谈话中，他还表达了一种信念：各分支的对象在客观上互相关联，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都有赖于综合，因此地理学的综合性可以屡经浮沉、起伏，决不会终久消亡。我们为此而作的努力，其作用仅在缩短迟疑坐困的时间。研究全球环境变化的科学家，于经历了30多年的探索以后，在3年前，倡议建立所谓地球系统科学，事实上就是全球规模的自然地理学。最近此一方向的工作又扩大范围，兼及有关的社会、经济政治问题。其主旨，其领域，与地理学几无二致。可惜此一进展出现于地平线上时，林先生病情已经很沉重，来不及从文献中看到他的预见已从另一蹊径成为事实了。“君子”是我童年、少年在旧社会中学习古书时形成的自己也说不清楚的概念。我说林先生是谦谦君子，首先是由于他守正不阿，从不为自己名利地位而玩弄手段，损人益己。他正道直行，不断地积极工作，即使在工作条件很差，经济情况很困难的时候，他还是安之若素，不悲观失望，不止步不前。他与人交往，其淡如水，从不结帮结派，更未尝曲意逢迎，苟悦取容。自他身上，我虽未见到过洋溢的热情，但他关心、照顾、体谅别人的襟怀却如清泉长流，涓涓不绝。从他口中，我没有听到过虚伪的谦逊，他服从真理，不固执。也不随人然诺的精神却坚持不渝，不以时间、地点为转移。林先生有许多值得学习的品德，匆促中命笔，不能一一列述，确切概括，尤其困难。用“谦谦君子”一词，姑以藏拙，“非得已也!”林先生的成就与行谊为国内外同行所敬重。他的著作散见于60年以来的多种刊物，遴选其中比较重要的论文，编成此集出版，以便参考，并铭记林先生参与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开拓和领导的勋勤。

(原载于《林超地理学论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