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黑龙江考察队长冯仲云

袁子恭①

我有幸成为“冯部长”直接领导下的科考队员

1956年8月18日，中苏（前苏联）两国政府在北京签署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共同进行调查黑龙江流域自然资源和生产力发展远景的科学研究工作及编制额尔古纳河和黑龙江上游综合利用规划的勘测设计工作的协定”，中国科学院竺可桢副院长代表我国政府在协定上签字。实际上，在协定签字之前，野外考察工作已经开始了。为了执行协定的各项任务，中方成立了黑龙江流域综合研究委员会（隶属国务院），由竺可桢副院长担任主任委员。该委员会下设黑龙江综合考察队，由水利部副部长冯仲云任队长。当时，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委员会（简称综考会）只是一个领导组织机构，没有自己的业务人员。所以考察队的人员，有些专业可以组织中科院相关研究所派人参加，有些专业则要从其他部委所属单位调派。1955年秋季，我被分配到东北（长春）水电设计院工作。1956年春季，院领导派我参加黑龙江综合考察（水利水能组）工作，并告诉我考察队队长就是冯仲云副部长。我心里十分高兴，自己成为一个“冯部长”直接领导下的科学考察队员了。

黑龙江干流综合考察的第一个年度野外工作是在1956年夏季，由冯仲云队长率领中方考察人员与苏方队长克洛勃夫博士率领的苏方考察人员一起进行的。这次联合考察活动从海拉尔市开始，双方人员提前集中到这里，做了相关的准备工作。记得在海拉尔市宾馆大院里，我第一次以考察队员身份见到了冯仲云队长（其实大家都习惯称呼他为“冯部长”），一个刚刚参加工作的小兵，见到了“大官”，心中不免有些紧张。经过交谈，冯队长得知我曾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学习过，专业是水能利用，而且是俄文授课，他非常兴奋，满面笑容地对我说：“很好，你所学到的东西可以很好地应用到实际考察工作中去。”听了这些话，我心中的紧张气氛消散了，感到面前谈话的人就是一位良师益友。本来，我早已认识这位高级领导干部，只是没有当面说过话。他在1949-1952年期间曾经是省长兼任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当时我是他的学生。可以说是“天赐巧缘”，从“校长”到“部长”，又到“队长”，在三条战线上冯仲云都是我的领导。这次谈话之后，冯队长马上就让我在中苏双方专家之间承担了翻译工作，而且这份工作贯穿了整个黑龙江考察期间，我在完成水利水能组的专业任务的同时，对翻译工作也投入了较多的精力。这是冯队长对我的鼓励和培养，使我得到了锻炼和提高。我踏上综合考察事业的道路，正是从参加黑龙江考察队开始的，而且在这条道路上一直走到“退休站”。

冯队长在黑龙江考察中的往事

这次考察活动，中苏双方考察队先在海拉尔市交流情况，制定工作计划，并考察了呼伦湖水系与黑龙江水系的关系。随后分为两支，一支由冯仲云队长和朱济凡副队长率领干流水利水能组，成员谢家泽、周德亮、我和王绍诚及特邀工程地质专家冯景兰教授，与克洛勃夫博士率领的苏方考察队员一起，由陆路出发乘汽车到达根河与额尔古纳河合流处附近的黑山头，从黑山头向西行不远，换乘橡皮划艇渡过额尔古纳河，到达苏方村镇旧楚鲁海图。由此开始，先在苏方沿岸地区进行考察。另一支考察队员10多人由水路出发，乘3只机动快艇和2只木船，沿海拉尔河下行进入额尔古纳河。第一支考察人员（包括苏方人员）和第二支考察人员，在室韦（吉拉林）会合后，一起乘船沿河而下，继续考察额尔古纳河。随后，在额尔古纳河与石勒喀河汇合口（黑龙江干流起点）附近，双方考察队员登上由哈尔滨开来等候的“长春轮”，由此开始对黑龙江干流上、中游的考察。经漠河、鸥浦、呼玛、黑河、布拉戈维申斯克（海兰泡）、逊克、太平沟，到达萝北之前，接到加急电报，通知冯仲云队长参加重要会议，由此他离船登岸，乘汽车、火车提前回京。朱济凡副队长和克洛勃夫博士率领大家继续航行抵达哈巴罗夫斯克（伯力），并在当地举行了学术报告会，结束了这次联合考察活动。此后，中方考察人员由哈巴罗夫斯克（伯力）乘“长春轮”沿黑龙江、松花江而上，返回哈尔滨。这次考察活动历时近3个月，行程达4000余公里，属历史上第一次。

这次野外考察期间，我和冯仲云队长朝夕相处，直接在他“近距离”的领导下工作。他深入细微地关注着干流水利水能组的径流调节计算结果，水能开发不同方案的论证，以及动能经济技术指标的评价等，并适时地和苏方队长克洛勃夫博士交换意见，协调工作。在查勘可能修建水电站的坝段地形与工程地质条件的工作中，冯仲云队长总是和年轻队员一样，奋不顾身地登上岸边的陡坡石崖，仔细观察，并和相关专业人员认真讨论发现的问题。刚开始乘汽车考察阶段，道路很不好，有些地方没有公路，坐在中型卡车上颠簸的非常利害，而冯队长对这些艰苦条件却毫不在意，照样是兴致勃勃地和大家一起工作着。记得在苏方境内一处考察时，车子行驶在没有道路的草地上，遇到坑洼地没有及时减速停车，结果车子摇摇晃晃地斜靠在坑洼地边上。卡车上的考察队员有的受了轻伤，冯队长坐在驾驶室里撞上挡风玻璃，情况十分危险，万幸的是没有受伤。当时是一位苏方驾驶员开车，他知道身边坐的是一位来自中国的部级领导干部，所以感到十分紧张，担心自己要受到严厉的处罚。这时候，冯队长对苏方队长克洛勃夫博士说，没有道路的情况下，车子发生事故不能全怪司机同志，千万不要给予处罚。这表明冯队长对普通工作人员的理解和关爱。在考察队登上“长春轮”之前，午饭是要停船上岸做的，这时大家要拣拾干柴，烧火做饭；傍晚上岸后部分人员帮助做饭，另一部分人还要搭帐篷，为安排睡觉条件。这时，冯队长的身影总是融合在群众之中，和大家一起参加劳动。吃饭时就坐在草地上，谈笑风生地享用着和大家一样的普通饭菜，没有一点特殊。在野外考察工作中，考察队员深受蚊虫叮咬之苦。白天要带上防蚊帽，抹上防蚊油，手中还要拿着树枝不停地拍打着。晚上睡觉挂上蚊帐，可是见缝插针的蚊子硬是钻进帐内叮人吸血。记得在黑山头过夜时，好多人头上被叮咬出大包。对于蚊虫之害，冯队长有着不同的反应。他不怕蚊虫叮咬，蚊虫落到脸上，用手一拍了事，好像对他来说蚊虫没有攻击力。这种情况是与他曾长期在草原和森林里过过野营战斗生活有关，经过艰苦磨炼，增强了抵抗力。对此，考察队员们更加敬佩自己的队长。

“近距离”感受冯队长的为人处事

黑龙江综合考察联合学术委员会第一次学术会议，于1957年3月中下旬在莫斯科举行，冯仲云队长率领中方代表团参加。会后应苏方邀请，在苏方考察队长克洛勃夫博士陪同下，中方代表团到苏联各地参观学习访问，历时一个多月。这次领导上指派我担任代表团的翻译，因此我又一次有机会和冯队长朝夕相处地生活和工作约两个月时间。组织召开国际性学术会议，是一项很繁重的任务。对冯队长来说，他不仅是会议参加者，而且是组织领导者之一。在朱济凡副队长的协同下，统筹会议准备工作，并及时与苏方交流情况，保证会议顺利进行，所以他要付出更多的心血。白天开会时间很紧张，听报告，参加讨论，没有休息空隙。晚饭后要召开中方代表团的小会，听取大家的汇报，所以很晚才能睡觉。这种情况下，冯队长不顾疲劳，和大家一起开展工作，表现出高度的责任感和身先士卒的榜样作用。根据上级领导的指示精神，这项科学考察我们应积极参加，积极合作，主要目的是做到查清资源，学习经验，培养干部。冯队长正是这样做了。会议期间他认真听取学术报告，多方交流，广泛收集相关信息。会后的参观学习访问活动中，对各地区科研和水利部门的情况介绍给予极大关注，尽可能多看一些水利工程，交流水利建设经验。记得在莫斯科，冯队长曾专门参观访问了一次列宁图书馆。听冯队长自己说，到水利部之前，他曾担任过北京图书馆馆长职务。所以，借这次开会的便利条件，他很想参观一下著名的列宁图书馆，把好的经验带给北京图书馆。他就是这样，本着为人民服务的精神，积极热情地工作着。

黑龙江综合考察联合学术委员会第二次学术会议于1958年3月在北京召开。涅姆钦诺夫院士和克洛勃夫队长率领苏方代表团来京参加会议。竺可桢副院长和冯仲云队长率领中方代表团出席会议。我参加了这次会议的翻译工作。冯队长协同竺老统筹安排，并与苏方密切配合，总结了过去两年的考察成果，制订了1958年度双方共同工作计划大纲，使会议圆满结束。会议结束时，聂荣臻副总理接见了双方代表团成员。随后，苏方代表团在朱济凡副队长的陪同下，到外地参观访问，历时一个月。1958年7月上旬至8月中旬，冯仲云队长和朱济凡副队长率领水能、土壤、植物、森林等专业人员，与克洛勃夫队长和柯列茨卡娅副队长率领的苏方考察人员一起，对黑龙江进行了第三次联合考察。由黑河出发，首先到达黑龙江上游苏霍金坝址，对水能资源开发利用条件进行了定点考察。随后返回黑河，搭乘“拉佐轮”顺流而下，对黑龙江中游和下游河段的水利水能资源开发条件和沿江两岸地区的自然条件进行了考察。这次考察活动正值黑龙江发生洪水，黑河附近水位上涨8-9米。中方考察队员抵达黑河后，在冯队长率领下，立即参加了当地抗洪救险活动。数日之后，险情有所减缓，这时我们才开始科学考察工作。我亲眼见到冯队长挖土、打夯，与群众一起战斗在抗洪第一线，他那身先士卒的精神，深深地感动着我和周围的同志。

冯队长是东北抗日联军的高层领导人之一，在抗日斗争的艰苦时期，曾率部到苏联哈巴罗夫斯克（伯力）附近的维亚特斯克村野营休整过。当时有一位与日军作战负伤过重而牺牲的军官埋葬于此，这次考察黑龙江下游河段，冯队长是故地重游。经过与苏方沟通，特意安排时间，在这里举行了一个“追思会”。冯队长概要地讲述了当年抗日斗争的艰苦生活和受到苏联帮助的情况，以及深深怀念战友的革命情谊。听了冯队长的讲话，不仅我们中方考察队员受到一次深刻的教育，苏方考察队员和当地村民们也都感慨万分，大家都对冯队长表现出钦佩和敬仰之情。

中苏黑龙江考察联合学术委员第三次学术会议，于1959年5月在莫斯科举行。竺可桢副院长和冯仲云队长率领中方代表团出席会议。会议期间我做了翻译工作，所以又有机会与冯队长近距离地接触。这次会议总结了过去三年来的考察工作，并讨论和制定了1959年共同工作计划和1960年总结工作大纲。冯队长在大会上做了“中国科学院黑龙江综合考察队三年来的工作报告”。报告中冯队长阐述了关于选择黑龙江干流第一期水能资源开发工程目标的基本观点。原来在以往的学术讨论过程中，中苏双方考察人员曾经有过不同意见。有的苏联专家主张选择上游的阿玛扎尔（漠河）水电站，而有的中方专家则认为应选择中游的太平沟（兴安）水电站。这两种意见都是以距离本国用电地区较近为出发点而考虑问题的，不免带有一定的片面性。冯队长的报告中，推荐苏霍金（呼玛）水电站为第一期开发工程目标，相对中苏双方的供电地区来说，基本上处于中间位置，而且水库库容较大，具有其它水电站不可代替的防洪作用。苏方考察队长克洛勃夫博士在报告中也提到了苏霍金水库的防洪效益最大，适宜作为黑龙江的第一期工程。这表明冯队长报告中的观点是科学的、合理的，所以双方都能接受。关于这个问题，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1960年3-7月间，黑龙江考察队进行了室内总结工作，相关人员集中在北京和平宾馆编写学术报告。我参加了水利水能组的总结工作。这期间冯队长曾多次来到和平宾馆，细心询问总结工作进展情况，对大家给予了极大的关怀和鼓励。中苏黑龙江考察联合学术委员会第四次学术会议，于1962年4月5日在北京举行开幕式，竺可桢副院长和冯仲云队长率领中方代表团参加会议。开幕式上由冯仲云队长和克洛勃夫队长分别作了1956-1960年黑龙江合作科学考察的总结报告；6-7日进行了分组学术报告会； 8-14日苏方代表团到南方参观访问；17日上午，第四次学术会议在中国科学院院部举行闭幕式。会议通过决议，认为中苏两国协定中规定的综合科学考察已顺利完成，有助于中国科学院和苏联科学院之间学术联系的巩固，并且是对中苏科学和技术合作事业的新贡献。中苏双方代表团团长竺可桢和瓦西里耶夫、副团长冯仲云和克洛勃夫在决议上签字，并进行了换文仪式。4月17日中午，郭沫若院长宴请苏方代表团和苏联驻华大使，中国代表团参加作陪。午宴后，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周恩来总理接见了苏联驻华大使及中苏双方代表团成员。周恩来总理和苏联科学家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并与双方代表团成员合影留念。18日苏联代表团离京回国。参加此次会议的苏联代表团，是1960年以后苏联第一次来华的、规模较大的科学代表团，所以苏联官方很重视，苏联驻华大使亲自参加了活动。这次会议期间，冯仲云队长协同竺可桢团长统筹安排工作，根据上级领导指示精神，本着坚持原则、坚持团结、多做工作的原则行事，使第四次（终结）学术会议获得圆满成功。由于参加会务和翻译工作，会议期间我又见到了冯队长，并随同代表团一起参加了各项活动。

永远怀念冯仲云队长

黑龙江考察活动结束后，我没有再见到冯队长。直到文革运动开始后，我知道他在水利部受到冲击，1968年3月17日含冤去世。我的心中感到万分沉痛。1977年11月24日，冯仲云的冤案终于得以申雪，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了冯仲云骨灰安放仪式。李先念副主席亲莅参加。

冯仲云队长是一位高级领导干部，然而他给普通群众留下的印象是平易近人，节俭朴素，和霭可亲，没有官气的品德。工作中从他身上看到的是对国家的高度责任感和身先士卒的表率精神，为人民服务的崇高思想和忘我的工作热情。回忆起随同冯仲云队长在黑龙江考察中的许多往事，至今还历历在目。我的心中永远怀念着敬爱的冯仲云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