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可桢先生 (1890 – 1974)，字藕舫，浙江绍兴人。1910年，竺可桢考取第二批庚款公费生赴美留学，因此时的中国以农立国，为了振兴中华，他放弃了研修多年的土木工程专业，选择了伊利诺大学农学院。1913年获农学学士学位后，又考入哈佛大学研究院地学系，研习气象学，28岁获博士学位后，旋即回国，投身于科学救国的伟大事业之中。
竺可桢是中国地理学、气象学研究的开拓者，也是中国科学史研究事业的奠基人。1916年，被誉为“科学史之父”的著名科学史学家乔治·萨顿先生（George Sarton, 1884 – 1956）在美国哈佛大学开设了科学史课程。正在哈佛攻读博士学位的竺可桢对科学史产生兴趣。他旁听了萨顿的课程，并与萨顿进行交流，开始接受萨顿“科学史是唯一可以反映出人类进步的历史”观点，及萨顿提倡的“新人文主义”思想，认为近代科学的起源，在西洋亦不过三百多年的历史，而中国科学的不发达与国人向来读书不求甚解、无病亦作呻吟的态度大有关系。研究科学史就是要在不断追求真的同时，也不懈地追求美和善，达到真、善、美的完美统一。为此，竺可桢制定了“理想”科学家的标准：（一）不盲从，不附和，一以理智为依归。如遇横逆之境遇，则不屈不挠，不畏强御，只问是非，不计利害。（二）虚怀若谷，不武断，不蛮横。（三）专心一致，实事求是，不作无病之呻吟，严谨整饬，毫不苟且。为了实现这一理想，竺可桢毅然走上了自然科学史、特别是中国科学史研究的道路。
《科学》杂志早期科学与科学史论文主要撰稿人
1914年夏季，在美国求学的，以任鸿隽先生为首的9名庚款留学生，在接受现代科学知识的同时，深感西方列强因科学发达而致实力迅速强大，自己的文明古国因长期愚昧落后却使国力每况日下，且屡遭凌辱，他们抱定了“科学救国”的伟大志向，聚集美国康奈尔大学，商议筹办《科学》杂志，向着大洋彼岸的国人吹响了提倡科学，兴办实业，传播知识的号角。次年1月《科学》创刊号在上海发行。杂志“专以传播世界最新科学知识为帜志”，“求真致用两方面当同时并重”。杂志文章分为6类：科学通论、各科知识、科学史与科学家、科教事业发展、科学新闻与知识小品。仍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的竺可桢，积极响应，并成为了杂志的编辑员。从1916年起，以他学到的先进知识和科研心得，为杂志撰写了许多科普和考证论文，传播自然科学理论、介绍国外的先进科技，宣传古代中国的发明创造。在1916年到1927年的11年间，《科学》杂志共收入了他的科学论文和译文三十一篇。竺可桢和其他《科学》杂志编辑们的重大贡献，对诱导国人的科学启蒙和激发国人的科研兴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竺可桢的第一篇科学史论文《朝鲜古代之测雨器》刊载于《科学》杂志第2卷第5期。文章考证了“测雨器”的发祥地，纠正了《气候学器械沿革史》中认为测雨器是西方人所为的错误。同年，他还在《科学》上发表了《中国之雨量及风暴说》、《地理与文化之关系》和《钱塘江怒潮》。1919年，也就是回国后的第二年，他撰写的中国最早航空史的著作《空中航空之历史》及《阴阳历优劣异同论》和《气象学发达之历史》，都刊登在《科学》杂志的第4卷。1926年6月，《科学》杂志发表的竺可桢《北宋沈括对于地学之贡献与纪述》是最早全面论述宋代伟大科学家沈括对自然科学，特别是地学的重要贡献的论文。
同年8月，竺可桢受聘于南开大学，来到天津，与同为中国科学社社员的算学系教授钱宝琮成了志同道合的好同事、好朋友。钱宝琮先生（1892 – 1974），字琢如，浙江嘉兴人，1911年毕业于英国伯明翰大学土木工程系，1912年回国任教苏州工专，开始研读《畴人传》，业余时间考证古算源流，遂以整理中国算学史为己任。从1921年起，钱宝琮就开始在《学艺》和《科学》杂志上发表数学史论文，1925年起任《科学》杂志社编辑员。他先于竺可桢来到南开，教授理科高等数学，是陈省身南开大学数学的启蒙老师。钱宝琮自编教学史讲义，首创数学史课程，开启了中国高校科学史教育的先河。他的课程包括中国数学史、天文历法、中国与印度算学之关系、《九章算术》流传欧洲等内容，深受学生的欢迎。南开大学理学院于1926年秋季起，组织“教授学术讨论会”，每两周举行一次，二位浙江老乡积极参与其中。钱宝琮在教授会上先后宣讲了《余分记法之源流》和《金元之际中国代数术》数学史研究心得两篇，竺可桢也将自己多年对《尚书·尧典》有关以岁差测定四仲中星年代的考证作了题为《尧典与岁差》的天文学史学术报告。他说：“《尧典》所述中星之位次年代，我国自来学者即异说纷纭，莫衷一是……”，“吾人若信星昴为不误，则比置星鸟、星火、星虚于不顾，而此为理论上所不许，则《尧典》四仲中星，盖殷末周初之现象也。”竺可桢运用现代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从而解决了古史研究中一直存在的难题。他的结论得到教授们的认可与征引。钱宝琮在稍后出版的《中国算学史》（上卷）专著的引论中这样说：
中国人治古史者大都好为崇古之谈，夸大而不务实证。班固之说足以代表之。其实《系本》言占天术之元始。律吕与甲子、算数，并为调历之根据，显属战国以后人之思想。《尚书·尧典》所记仲春“日中星鸟”，仲夏“日水星火”等，吾友竺可桢考定谓是西周初期测验之结果。《尧典》之编纂，当更在其后。
竺可桢也将演讲稿以《论以岁差定<尚书·尧典>四仲中星之年代》为题，公开发表于《科学》杂志第11卷第12期。文章在自然科学史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使我国古代天文史料的考证进入了科学化研究整理的新阶段。
中国有无科学的讨论
20世纪初，随着西方先进科学的引进，中国古老的科学传统被当时一些科学家所完全遗忘或忽视，于是出现了所谓“中国无科学”之论。中国科学社社长任鸿隽在《科学》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了《说中国无科学之原因》一文,他指出：“今试与人盱衡而论吾国贫弱之病，则必以无科学为其重要原因之一矣。然则吾国无科学之原因又安在乎？”“是故吾国之无科学，第一非天之降才尔殊，第二非社会限制独酷，一言以蔽之曰，未得研究科学之方法而已。”从此学术界就掀起了一场关于“中国有无科学”的大讨论，一些大思想家如梁启超、胡适、冯友兰纷纷参加，科学家，如王琎、钱宝琮、竺可桢和陈立，以及经济学家冀朝鼎、王亚南、吴大琨等都各抒己见。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再一次进入了高潮。竺可桢认识到，中国人所谓的科学通常指西方近世科学，研究近世科学的起源和西方科学家的科学精神就能解答中国有无科学的疑问。从三十年代起，他各处演讲，发表论文，阐述观点。在《中国实验科学不发达的原因》一开头，他说：“中国古代对于天文学、地理学、数学和生物学统有相当的贡献，但是近代的试验科学，中国是没有的。实验科学在欧美亦不过三百年来的事。意大利的伽里略可称为近代科学的鼻祖，他是和徐光启同时候的人。在徐光启时代，西洋的科学并没有比中国高明多少”。随后，又分析了近代中国科学不发达的原因：“一是不晓得利用科学工具，二是缺乏科学精神”。他指出，实验科学最重要的工具就是人们的双手。伽利略为了追求真理，认识大自然，不怕被指责为“异端妖妄”，大胆挑战一千九百多年前的亚里士多德学说，他的比萨塔试验举世闻名，所用的工具除了两个一小一大的球以外，就是一双手。正是凭着这种“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的科学精神，西方的近世科学才开始发达起来，而中国的“劳心者役人，劳力者役于人”圣贤传统使中国士大夫只追求功名，鄙视劳作，严重阻碍了科学的进步。“中国要讲富强，要发达实业，要追上欧美的物质文明，必须要发达实验科学。”竺可桢严厉批评了当时盛行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观点和“摩托救国”、“飞机救国”的口号，认为“我们固然应当提倡科学的应用方面，但更不能忘却科学研究的精神。”
1928年浙江大学组建文理学院，钱宝琮应聘为首任数学系主任。他开设的数学史课很受欢迎。在讲到宋元两代中国数学很发达，自明以后五百年才黯然失色的原因时，钱宝琮告诉学生们：“科学的发展是集体事业，经历史的积累才有今日之科学，积累又分继承与创新两部分。科举制度诱导极大部分知识分子走入歧途，不去学习科学。积之既久，能继承科学知识的人减少了，能创新的人也减少了，科学事业也就自然消沉了”。“研究五百年来中国科学落后的原因，可以从经济入手，也可以从政治的、文化的、甚至地理的、国防的或者偶然的现象入手，不同的人会提出不同的论证。只要充分论证，然后集中，取其精华，就能得出比较接近实际的结果。”
浙江大学科学史教学与研究的兴起
1935年底，北平一二·九学运中的枪声彻底打破了浙江大学的平静。浙大师生的救亡爱国行动达到高潮，但遭到了时任校长郭任远的武力阻拦。一场驱郭运动就此展开。在学生们提出的“要学者，不要党棍”的口号下，竺可桢被国民政府任命为浙江大学的校长。1936年4月22日，竺可桢一到浙大就任，随即举行教职员茶话会，而后在体育馆给800多名师生作了《大学教育之主要方针》的演讲，阐述了他的办学理念和教育思想，其中谈到中国正处的艰危环境，告诫大家：“现在这世界是机械的世界，是科学的世界。中国人对于科学研究，虽有深远的渊源，可是不久中衰，清季兴学以来也继起不力，今后精研科学，充实国力，大学生固然应负极重大的责任，而尤其重要的是养成一种组织和系统的精神。”
竺可桢将美国哈佛大学提倡的“为学问而学问”的学术自由引入浙江大学，主张“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的科学精神，使浙大很快呈现出民主和谐的新气象，教学与研究蒸蒸日上。为了继承中国史地合一的传统，竺可桢在浙大新设了史地系，聘请其高足张其昀先生来校担任系主任，还规定所有学生，无论文科理科，都要学习中国通史。这些举措推动了浙大科学史教育与研究的蓬勃开展。1936年4月竺可桢来浙大任职到1937年11月开始西迁的一年半时间，是其长校13年最为安定的时期。他把每周一次的纪念周集会变成学术演讲的讲坛，文风渐盛。学校与浙江广播电台合办学术广播演讲、史地系与省立图书馆合作开设学术讲座、各院系分别举行学术研讨，使学生大饱“耳福”，也使学术交流兴旺起来。据不完全统计，浙大教授撰写的有关浙江人文、自然科学史方面的讲稿和论文就有15份，如竺可桢的《浙江省之气候》、朱庭祜《浙江省之地质》、董秉茂《浙江省之生物》、张其昀《浙江省之现势》、《南宋杭州之国立大学》和《东坡先生在杭事略》、顾谷宜《浙江之人口问题》、钱宝琮《浙江科学史》（上）和《浙江畴人著述记》、陈训慈《浙江之史学》、贺昌群《江南文化与两浙人文》、景昌极《王阳明先生学说之新估价》、王焕镳《万季野先生之学术》、李源澄《浙东史学之远源》等。
（这是1937年6月《浙江大学日刊》的一则书讯）
1937年“八·一三”后，日寇进迫，杭州岌岌可危，浙江大学在竺可桢的率领下，进行“文军长征”，四迁校舍，行程2600多公里，终达贵州遵义、湄潭“落户”。钱宝琮曾回忆说：“在这几年‘国难’时期，经过多次搬家，备尝艰难险阻，生活虽不优裕，但也不觉得太苦。浙大在上述各地暂时停留，总是想方设法开辟教室、科学实验室、图书馆和农场。我也努力教好我的微积分课程。”马一浮先生以“居人先鸟起，寒日到林迟”诗句记录当时浙大“校园”的真实写照。艰苦的生活条件、恶劣的气候环境丝毫没有影响教授们科学史研究的兴趣。西迁途中，竺可桢将校训定为“求是”。这是他对浙大的重大贡献，也是他将中西文化精髓的巧妙融合、追求科学真、善、美的具体实践。在他的带领下，师生们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弦歌不辍，教学、研究两不误。笔者粗略整理了一份清单，足以表明从西迁到复员的12年间，浙大的科学史研究成果迭出：
竺可桢 《求是精神与牺牲精神》、《测天》、《科学与革命》、《科学之方法与精神》、《伽利略对于天文学之贡献》、《徐霞客之时代》、《科学与社会》、《科学与国防》、《二十八宿起源之时代与地点》、《为什么中国古代没有产生自然科学？》、《我国大学教育之前途》、《科学与世界和平》、《阳历与阴历》、《观测日蚀在历史上的重要性》、《中秋月》、《联合国文教组织》、《浙江大学二十二周年纪念会讲演辞》
钱宝琮 《甘石星经源流考》、《曾纪鸿<圜率考真图解>评述》、《金元之际数学之传授》、《牛顿天体力学赞》、《读<考工记>六首》、《吾国自然科学不发达之原因》、《二十八宿之来历》、《科学史与新人文主义》、《几个数学名词的商榷》、《<明史·历志>纂修纪略》
章 用 《垛积比类疏证》、《越历朔闰考》、《阳历甲子考》、《僰夷佛历解》、《朱世杰垛积术广义》（与方淑姝合著）
谭其骧 《播州杨保考》、《论丁文江所谓徐霞客在地理上之新发现》、《西汉地理杂考》、《<辽史>札记》、《<辽史>订补三种》、《秦郡新考》、《秦郡界址考》、《贵州释名》、《羯考》、《记五胡元魏时代之丁零》、《记翟魏始末》、《行省称名建置疆域溯源》、《近代杭州的学风》、《浙江省历代行政区域——兼论浙江各地区的开发过程》、《杭州都市发展之经过》
方 豪 《伽利略与科学输入我国之关系》、《伽利略与天主教之关系及科学入中国之关系》、《徐霞客与西洋教士关系之初步研究》、《耶律楚材逝世七百年纪念》、《康熙前钦天监以外研究天文之西人》、《伽利略与中国关系之新资料》、《拉丁文传入中国考》、《十七八世纪来华西人对我国经籍之研究》、《汤若望汉名之来历》
刘操南 《周礼九数解》、《海岛算经源流考》、《中国代数名著‘益古演段’评介》、《九章算术注祖暅之开立圆术校补》、《释球积术》
钱 穆 《东西接触与中国文化之新趋向》、《宋以下中国文化之趋势》
张其昀 《遵义新志》、《中国之自然环境》
张荫麟 《中国史纲》、《论中西文化的差异》、《泰戈尔与爱因斯坦论实在与真理》
缪 钺 《王静安与叔本华》、《李冶李治释疑》、《评郭沫若著<屈原研究>》
陈 立 《科学之社会背景》、《赫胥黎论文教与科学》、《我国科学不发达之心理分析》
黄尊生 《埃及象形文之组织及其与中国六书之比较》
王驾吾 《春秋攘夷说》
1941年末，在竺可桢的倡导组织下，浙大史地系在贵州遵义举行了“徐霞客逝世三百周年纪念会”，竺可桢作《徐霞客之时代》演讲，称“霞客不但具有中国古代之旧道德，而亦有西洋近世科学之新精神”。“霞客足迹遍中国，交游甚广，殆已受科学之洗礼，即其所谓‘自纪载来，俱囿于中国一方，未测浩衍’一语观之，已足以知霞客必已博览当时西洋人说翻译舆地诸书矣，故知霞客之有求知精神，非偶然也。”叶良辅作《丁文江与徐霞客》，方豪作《徐霞客与西洋教士关系之初步研究》，谭其骧作《论丁文江所谓徐霞客在地理上之新发现》等论文十二篇。12月史地系主任张其昀将上述论文汇编成《徐霞客先生逝世三百周年纪念刊》作为《史地研究所丛刊》之一发表了。
谭其骧先生（1911-1992），字季龙，浙江嘉兴人，1932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研究院，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科的创始人之一，1940年初应聘浙大史地系，教授中国通史、断代史和中国历史（沿革）地理等课程，是当时最年轻的史地系教授。他的以下名言让学生们终身受益：“历史不是文学，而是科学。”“历史好比演剧，地理就是舞台；如果找不到舞台，哪里看得到戏剧！”“学术之趋向可变，求是之精神不可变！”谭其骧在徐霞客的纪念会上就丁文江撰写的《徐霞客年谱》一些定论提出质疑，得出的结论是：“霞客所知前人无不知之，然而前人终无以金沙江为江源者，以岷江导江为圣经之文，不敢轻言改易耳。霞客以真理驳圣经，敢言前人所不敢言，其正名之功，诚有足多，若云发见，则不知其可。”他的报告与其它充分肯定徐霞客成就并给予高度评价的报告不同，却是对徐霞客地理成就更科学、更实事求是的肯定，因而得到与会者的赞同。
1942年1月，浙大理学院在湄潭财神庙举行伽利略逝世三百周年纪念会，竺可桢与会并作《伽利略对于天文学之贡献》演讲，胡刚复讲《伽利略生平及对物理之贡献》，方豪讲《伽利略与天主教之关系及科学入中国之关系》，程石泉讲《伽利略在近代科学上之地位》。
1941年8月，浙江大学西迁遵义、湄潭之后，始获安定，由浙江大学张其昀、张荫麟、梅光迪、钱穆、谢幼伟等教授联合主办的学术文化评论刊物《思想与时代》在遵义创刊。主编张其昀没有发表发刊词，却将竺可桢校长在浙大训导处与自然科学社遵义分社合办的“科学近况讲演”中的《科学之方法与精神》演讲稿作为创刊号的压卷之作，由此可见，主编是精心安排的。竺可桢在这篇经典之作中，简单回顾了近代科学史的发展过程，将科学前辈哥白尼、开普勒、培根、伽利略、牛顿等作为学习的楷模；精辟论述了科学的方法与科学精神之间的关系，号召浙大学子努力追求科学的真谛。“提倡科学，不但要晓得科学的方法，而又贵在于认清近代科学的目标。近代科学的目标，就是探求真理，也就是科学的精神，是永远不能改变的。”竺可桢的至理名言一直被后人反复征引和诵读。
主编张其昀在《思想与时代》杂志1946年底停刊一年后的《复刊辞》中说：“就过去几年的工作来看，本刊显然有一个目标，简言之，就是’科学时代的人文主义’”，“科学人文化是现代教育的重要任务，也是本刊的努力方向”,“具体的说，就是融贯新旧，沟通文质，为通才教育作先路之导，为现代民治厚植其基础”。为了全面介绍和推广萨顿的新人文主义思想，实现杂志的宗旨，张其昀特意邀请钱宝琮写了萨顿名著《科学史与新人文主义》的书评，刊载于杂志第45期的首要篇幅上。钱宝琮在书评中，还结合中国科学史研究的现状和自己数十年对数学史及天文学史探讨的经历，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与期望：“欲求科学史之完善，此时尚非易事。所望国人有历史兴趣者多作专门学术史之整理工作，一则可以凑成一优良之本国文化史，一则可以校补世界文化史之疏漏，对于新人文主义者不无裨益也。”
《思想与时代》杂志第34期发表了竺可桢浙大西迁后撰写的唯一学术性论文，也是他一生中极为光彩的科学史论著——《二十八宿起源之时代与地点》。在中国、印度、波斯、阿拉伯等国家的古代天文学中，都将黄赤道附近的星空，区分为二十八宿，组成一个系统。自1840年以来，中外学者对二十八星宿究竟起源于中国，还是起源于印度或中亚地区，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在竺文发表以前，这个重大的科学史问题并没有引起国人足够的重视。因此，竺可桢代表中国人放出了可贵的第一枪，极大地震动着世界科学史界。他从二十八宿以角宿为首，二十八宿分为四陆，四陆所占度数又各不相等，以及古书中毕风箕雨的记载等一系列事实，详尽地论证了二十八宿起源于中国。虽然他定的时间过早（后来也作了修正），但文章取材丰富，论证精详，至今仍是研究这个问题的首屈一指的作品。
钱宝琮细读了竺文后，深为挚友的研究成果所振奋和欣慰，但对其中的某些论断持有不同的观点。为此，他也花费了两年时间撰写了《论二十八宿之来历》一文，同样发表于《思想与时代》杂志的第43期上，又赋《<论二十八宿之来历>脱稿后作》五言四十韵长诗一首，赠予竺可桢，诗中写道：
匏瓜本无匹，织女亦寡俦；俯羡银河侧，媭女随牵牛。
龙首自有角，大角诚赘疣；躔离所不及，安用空名酬？
源流难具悉，异说徒相雠；梵夹苦未识，古书亡索丘。
述学务考信，经传容冥搜；为文涉星历，自笑殊倡优。
兴来议得失，下笔不肯休；稿成换新历，岁淹茂孟陬。
竺可桢阅后，在当天的日记里叙述了钱宝琮与他论文的不同：
盖所以评余二十八宿来源文中以牵牛织女之地位及印度中国星宿之异同，以推定二十八宿之年代也。又琢如以为二十八宿乃黄道星宿而赤道上之星宿又为另一事，故诗中云：
史官星土说，肇分十二州；繁星耀赤道，去极齐四游。
谓为廿八舍，不与列宿侔；狼弧正当道，井鬼何须收。
建星南斗北，横渡云汉稠；黄赤既殊道，甘石不相谋。
竺可桢以后多次修订了论文稿，最后一次，他将钱宝琮的不同结论收入文中，并将论文更名为《二十八宿的起源》（该讲演稿英文版（薄树人翻译）被收入《第八届国际科学史大会论文集》（ACTE du VIII’ Congres International d’Histoire des Sciences ），于1956年9月在意大利佛罗伦萨召开的第八届国际科学史会议上宣读。他说：“我的同事钱宝琮教授在一篇《论二十八宿之来历》的论文中把《淮南子》的黄道带二十八宿与《史记·律书》——司马迁的天文书（之一）——的二十八宿相区别；虽然后者给出的星座许多与前者相同，但作为一个整体，后者的系统更处得近于天赤道。他主张，沿着赤道的星群是在黑夜降临以后作为中星观测之用的，而黄道带则是用来测量太阳、月亮和行星的位置的。黄道带在起源上较晚，它只是在战国时期（公元前403年——公元前247年）才出现的。近来，我计算了《礼记·月令》中所给二十八星宿位置的年代，发现它们年代不一，约在公元前160年到公元前890年之间的位置，平均年份为公元前320年。”
1948年2月，浙大天文学习会筹备复会。筹备组的浙大老师谭天锡、任雨吉、刘操南及学生林晔去校长室请示竺可桢，并邀请竺为学习会作一次学术演讲。竺可桢甚表支持，并以“博以返约”的通才和专才教育应很好结合相期许，说浙大虽未开设天文学课程，但通过学习会的活动也可增长兴趣，拓宽知识。他答应给学习会作一次天文学报告，还推荐钱宝琮也去演讲。钱宝琮欣然同意，于3月10日，给学生们演讲了《二十八宿考》。9月16日，竺可桢应约来到天文学习会，给100多位同学作《中秋月与浙江潮》报告，阐释天文学的秋与气象学上的秋含义不同，并从月球运行理论谈到潮汐的成因。竺可桢还自豪地告诉同学们：“宋代姚宽《西溪丛话》中潮汐之理甚为正确，为同时西洋人所不及。即至十六世纪伽利略写《对话录》，尚以为潮汐由于地动，且不以月能影响潮汐云然。开普勒虽知月为主因，但不能说出理由，与五百年前北宋之邵雍、沈括相似。当时文人如范仲淹之诗中‘把酒问东溟，潮从何代生？宁非天吐纳，长随月亏盈’”。教室里挤满了热情的听众。竺校长讲得深入浅出，由博返约，学生们听得津津有味。
与李约瑟的科学史交流与合作
李约瑟先生（Joseph Needham 1900 – 1995），英国人，世界著名生物化学家和科学史学家，原名约瑟夫·尼达姆，因尊崇中国古代哲学家老子（李耳），因此以“李”为姓，起中国名字“李约瑟”。 1942年，李约瑟接受英国政府派遣，作为皇家科学院代表，来到中国，援助受日军封锁的中国科学家。李约瑟最初任英国驻华使馆科学参赞，后负责筹建“中英科学合作馆”（Sino- British Science Cooperation Office），1944年两访西迁到贵州的浙江大学，与竺可桢校长和浙大学者结缘，开始了长达近30年的科学史交流与合作。
应竺可桢邀请，1944年10月，李约瑟再次来到遵义和湄潭，参加中国科学社成立30周年纪念活动，并与浙大师生座谈交流。他原计划在浙大访问四五天，结果却发现可看的东西太多，对浙大的学术成就非常惊讶，因而呆了整整八天，将浙大赞誉为“东方的剑桥”。在湄潭，他仔细听取了竺可桢的《二十八宿之起源》和钱宝琮《中国古代数学发展之特点》等人的科学史专题演讲。经竺可桢介绍，他结识了钱宝琮和王琎，并专门拜访了他们，与钱宝琮的科学史交流一直延续至深夜。他在其钜著《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的序言中特别提到竺可桢、钱宝琮、王琎三位的名字。他说：“我第一次认识竺博士是在贵州，当时浙江大学疏散到贵州。在那里，我开始熟悉他在天文学史方面所作的很有价值的工作。由于他的介绍，我认识了钱宝琮（及李俨——最杰出的两位中国数学史家之一）和王琎（他刻苦钻研冶金和化学史）。”至40余年后的1992年8月，在浙江大学邵科馆举行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国际学术研究会上，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所长何丙郁教授宣读李约瑟致词,特别提到浙大三位已故教授竺可桢、钱宝琮和王琎对中国科学史研究的重大贡献。何教授还在浙江省领导的招待宴会上说：“李约瑟研究中国科技史，最初曾受到浙江大学竺可桢、王琎、钱宝琮等学者的启发而着手进行的。”李约瑟本人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也谈到了自己职业生涯的变化：“1942 – 1946年任职于中英科学合作馆。这四年的逗留判定了我的一生，除了写著一本中国文化的科学、技术、医学的史著以外，其它皆无所容心了。”
（这是李约瑟1944年10月在湄潭拍摄的竺可桢演讲照片）
自1938年起，李约瑟开始关注中国，关注中国古代科学文明以及任鸿隽、竺可桢等一批中国学者对"中国有无科学"的讨论。也就在访问湄潭期间，李约瑟给浙大理学院的师生作了《中国科学史与西方之比较观察》（Observation o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in China as Compared with the West）的演讲。在首先批驳了“泰西与中国学人”的“中国自来无科学”的论断后，他着重分析了中国之所以没有产生近代科学的原因，认为近世科学的不兴起，是由于环境，即地理、气候、经济与社会的四个抑制因素所致，后二者乃由中国之无商人阶级所致，“中国为大陆国，重农不重商，而儒家思想重在应付人事，并不利于对自然之研讨。”李约瑟的“现代实验科学与科学之理论体系，何以发生于西方而不于中国” 提问，引起浙大学者的热烈讨论，竺可桢认为近世科学作实验科学解，则中国人之不喜用手，亦是一原因。钱宝琮的观点是：中国科学之所以不兴，由于学以致用为目的，且无综合抽象之科学，不用演绎方法，更无归纳法。
竺可桢与钱宝琮重视李约瑟的提问，不约而同地去为李约瑟寻找最为合理的答案。经过十个多月的深思熟虑，竺可桢于1945年8月22日给浙大师生作了题为《为什么中国古代没有产生自然科学？》演讲。
为什么中国古代没有产生自然科学这个问题，近两年来很引起人们的注意。
不但国人有许多议论发表，即欧美人士亦注意到这个问题。各人的意见虽有不同，但归纳起来，大多数都以为中国古代没有产生自然科学，并不是因为中国人先天的没有这种能力，而是由于我国历史上环境不适宜的缘故。
接着竺可桢开始解答李约瑟问题，还引述浙大同事陈立、钱宝琮及德国学者魏特夫的论述。钱宝琮同年7月在浙大夏令讲习会《吾国自然科学不发达之原因》报告结论是：
我国历史上亦曾提倡过科学，而科学所以不为人重视者，实因中国人太重实用。如历法之应用早已发明。对于地圆之说，亦早知之。然因不再继续研究其原理，以致自然科学不能继续发展，而外国人则注重实用之外，尚能继续研究，由无用而至有用，故自然科学能大有发展。为什么我国民族太注重实用呢？实由地理、社会、文化环境使然。中国为大陆文化，人多以农业为主，只希望能自给自足之经济。
竺可桢的讲演最后说：
归根起来讲，中国农村社会的机构和封建思想，使中国古代不能产生自然科学。而此种机构，此种思想，到如今还大部遗留着。人民一受教育，就以士大夫阶级自居，不肯再动手。……而社会上一般提倡科学的人们，亦只求科学之应用。……从曾文正到现在，我们提倡科学已近八十年，而仍有人主张西学为用中学为体或类似的谬论。希望原子弹之发现，能打破这班人的迷梦，而使中国科学入于光明灿烂的境界。
李约瑟的两次访问，对浙大的学术研究、国际学术交流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他通过英国文化委员会给浙大供应当时缺乏的新刊图书，并从印度代购急需的仪器和化学药剂；他也推荐浙大等院校的学者到英国进修研究，将浙大等院校科学家的论文介绍到国外科学期刊发表。竺可桢称李约瑟的帮助是“雪中送炭”。李约瑟也预先向竺可桢透露了他的中国科学史丛书的编写计划，得到竺可桢的积极支持。抗战胜利，复员返回杭州后，竺可桢就利用各种机会，有目的的为李约瑟收集了不少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书籍资料，海运到剑桥赠送给李约瑟。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写道：“我们最慷慨的赞助人是著名的气象学家、长期担任浙江大学校长现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竺可桢博士，在我即将离开中国的时候，他劝说许多朋友四出寻找各种版本，因此在我回到剑桥后不久，整箱整箱的书就运到了，其中包括一部《图书集成》（1726年）。”这部《图书集成》被李约瑟视为无价之宝，现珍藏于英国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图书馆。
建国后，李约瑟来华访问有八次之多，与竺可桢的交谊愈加深厚。竺可桢是他编纂《中国科学技术史》最大的支持者，而李约瑟的编撰计划,实际上也诱发了竺可桢着手建立中国科学史研究专门机构的构想。在李约瑟的有效协助下，1956年，以竺可桢副院长为首的中国科学家代表团成功地出席了9月在意大利召开的第八届国际科学史大会，使中国的科学史研究开始走向世界。竺可桢在中国自然科学史第一次讨论会演讲时高度赞扬李约瑟对中国科学史研究的贡献，说“他放弃了本人已经很有成就的本行科学，单身匹马地来进行中国科学史的研究，他热心钻研我国科学史的精神是值得我们钦佩的。”
1961年，竺可桢率领中国科学院代表团访问英国皇家学会。10月19日，英国皇家学会和皇家天文学会在伦敦天文馆联合组织欢迎会，会上，李约瑟讲演《古典中国的天文学》，结束前，他用不太标准汉语讲话，由衷地表达他对竺可桢及中国同行的深厚友情：
请允许我以张衡、一行、郭守敬及贵宾们自己的语言再说几句：
亲爱的同事们和朋友们：
我们很荣幸，能同你们一道纪念你们伟大国家的天文学先辈们。我们对他们无限崇敬，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文化对人类宇宙知识的贡献一定会在全世界越来越受到尊重。我们也祝愿中国科学院同行们的天文学工作取得更大的成就。预祝诸君的访问圆满成功。
为了和平和人类利益的国际科学合作万岁！
1974年2月7日，竺可桢病逝。噩耗传至英国，老友李约瑟深感悲痛。他在同年8月16日英国出版的《自然》杂志上特别撰文称赞竺可桢“具有远见卓识，同情他人，和蔼可亲……许多在中国工作过的西方科学家都对他的成功帮助，深表感谢”。
为什么要研究中国古代科学史
新中国建立，国家百废待兴。为了摆脱西方的封锁、制裁，树立民族自尊心，激发国人的爱国热情，政府的报刊杂志都加大中国古代对世界科技伟大贡献的宣传力度。1951年2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竺可桢的《中国古代在天文学上的伟大贡献》一文（《科学通报》3月期全文转载），指出中国古代天文学有注重实用和历史悠久的两大特性。钱宝琮也在《科学通报》上发表过《中国古代数学的伟大成就》演讲稿。同年3月起，上海《大公报》开辟了“中国的世界第一”专栏，邀请竺可桢、梁思成、钱宝琮等著名科学史专家撰文宣传古代中国最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科技成就，共计150篇，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竺可桢写了《历学》、《天象记录》、《二十八宿与浑天仪》、《恒星本动的推断》和《指南针应用与航海》五篇短文。以下是《二十八宿与浑天仪》的一段：
我国有二十八宿，印度也有二十八宿。我们若把中国二十八宿和印度二十八宿相比较，知道中国二十八宿距星和印度相同者有角、氏、室、壁、娄、胃、昴、觜、轸九宿。距星虽不同，而同在一个星座者有房、心、尾、箕、斗、危、毕、参、井、鬼、柳十一宿。其距星之不同属于一个星座者，只有亢、牛、女、虚、奎、星、张、翼八个宿。而其中印度却以织女代我们的女宿，河鼓即牛郎代我们的牛宿。从此可以知道，二者是同出于一源的。这二十八宿究竟起源于中国还是起源于印度，从19世纪初叶起，西洋人热烈地辩论了100多年，不得结论。但从中国二十八宿以角宿为带颈的和牛、女两宿的变动看起来，二十八宿的发祥地无疑是在中国。
（这是竺可桢在《大公报》发表的《二十八宿与浑天仪》短文
时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竺可桢对中国古代科技辉煌成就了如指掌，如数家珍。他考虑着如何尽快建立新中国专业科学史研究机构，以便发掘整理。从1951年1月起，竺可桢就在筹划中国科学史编辑委员会和编印《中国近代科学论著丛刊》，3月给挚友钱宝琮去信，征求丛刊编辑员的人选，1952年初，委托华罗庚去杭州时与苏步青、陈建功商调钱宝琮到北京中科院编写数学史。1952年末，又与吴有训、陶孟和副院长细谈如何开创中科院科学史的研究工作，认为“非有专人来主持，否则还是要落空的。所以主张把钱琢如或刘朝阳能到院来专任其事。院中曾向华东调钱琢如，但是调不动”。
（这是竺可桢1951年3月17日给钱宝琮的亲笔信）
1954年是中国科学史学科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2月19日，竺可桢召集在北京的侯外庐、刘仙洲、袁翰青等20多位学者开会讨论中国科学史工作，“大家觉得有组织之需要，但关键在于人”。5月4日，科学院决定设立中国自然科学史委员会，通过了《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委员会组织办法》。9月2日，中国自然科学史委员会在京成立，并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委员会受科学院领导，下设工作室，暂附设于历史研究所第二所内。竺可桢为主任委员，副主任叶企孙、侯外庐，委员有向达、侯外庐、钱宝琮、李俨、叶企孙、丁西林、袁翰青、侯仁之、竺可桢、陈桢、张含英、梁思成、刘敦桢、刘仙洲、李涛、刘庆云、王振铎。10月，自然科学史委员会在中科院历史研究第二所开始办公。
是年8月27日，《人民日报》上发表了竺可桢的题为《为什么要研究我国古代科学史》文章。竺文既谈研究中国古代自然科学史的重要性和爱国主义的现实意义，又论中国古代自然记录及重大发明对现代科技的价值和对世界科学、文化史的贡献。“总之，我们古代所积累的自然科学材料异常丰富，我们再不能置之不理，任其埋没于故纸堆中了。……我国古代自然科学史尚是一篇荒芜的田园，却满含着宝藏，无论从爱国主义着想或从国际主义着想，我们的历史学和自然科学工作者都有开辟草莱的责任。”竺可桢在当天的日记中谦虚地写道：“此文是《人民日报》3个月以前要我作的，大家一看到题目就会摇头，而且我写的文字又不通俗，所以不会得到读者的欢迎。”事实上，该文是竺可桢一生科学史著作中非常重要的一篇，现已作为我国科学史事业发展的第一标志而载入了史册。
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的创建
席泽宗先生在庆贺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成立50周年时曾指出：“从1951年1月10日到25日的《竺可桢日记》可以知道，科学院当初想成立一个科学史研究室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应付人民日报社宣传爱国主义的约稿需求和给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书稿提意见，到1956年才有建立这门学科的意图。”
1956年2月，竺可桢在北京西郊宾馆主持召开科学史规划会议，时任复旦大学教授的谭其骧也应邀出席。会议决定委托叶企孙、谭其骧和席泽宗收集资料，起草国家科学技术发展十二年远景规划中的科学史研究部分（由叶企孙召集），正式将科学史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进行建制。如果说竺可桢在浙大任校长期间，成功地把科学史教学与研究作为学校之重点学科去发展的话，那么作为新中国的科学院副院长的他，参与领导国家科学事业，适时地把科学史研究纳入国家的十二年远景规划，其功劳非常巨大，其意义极为深远！
经过竺可桢的不懈努力，并请示周恩来总理后，科学史家李俨、钱宝琮及严敦杰分别于1955年和1956年调入北京，从事专业科学史研究工作，实现了他们多年的愿望。竺可桢也十分欣赏谭其骧的为学，多次动员谭来京从事地理学史、自然科学史和历史地理的研究，还亲自书写商调函给复旦大学校长陈望道，只因复旦不允而未获成功。
1956年7月，竺可桢在北京西苑大旅社主持召开了中国自然科学史第一次科学讨论会，出席和列席这次会议的有农学、生物学、医学、药学、数学、天文学、历史学、考古学和哲学等方面的专家和学者共120人。竺可桢在开幕式上首先作《百家争鸣和发掘我国古代科学遗产》主题报告，要求科学史工作者正确估计中华民族在世界文化史上所占的地位；充分发掘古代科学遗产，用古人的经验丰富我们的科学知识，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在研究自然科学史时把范围扩展到我们毗邻各国的科学史，甚至于世界科学史。最后，谈到百家争鸣时，竺可桢引用了郭沫若的解释：“我们主张的百家争鸣，更详细的说，就是在各种学术研究中的社会主义竞赛”。郭沫若院长也在讨论会闭幕式上，为科学史学科定性，称“自然科学与技术史的研究是十分重要的，这是一门最能直接为人民服务的历史科学。”
同年9月，竺可桢率团到意大利参加了第八届国际科学史大会，受到礼遇。会议正式接纳中国为国际科学史组织的成员。竺可桢结束“科学史之旅”回国后，立即向中科院提议建立科学史研究室。10月26日，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委员会决定创办《科学史集刊》专业刊物，推举钱宝琮为集刊主编。11月6日，科学院常务会议通过建立中国科学院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的决议，并报请国务院批准。1957年元旦，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成立，由李俨、钱宝琮、严敦杰、席泽宗、曹宛如、芶萃华、黄国安和楼韻午八人组成，李俨任室主任。当年，李俨、钱宝琮就招收了数学史专业的研究生，竺可桢还亲自找研究生谈话，了解他们的学习、生活情况。《科学史集刊》创刊号于1958年4月问世，竺可桢在《发刊词》中说：“我国古代书籍中蕴藏着非常丰富的科学史料，正等待着我们去发掘……中国古代科学上的成就是中国文化史当中的重要部门，也是世界文化史当中的重要部门。过去，国内外学者对于中国的科技发展史曾做过不少研究，但到如今中国科技史在若干方面还是广大无边的处女田园，因此，在中国出版一种关于科学史的刊物确是有它的需要的。”《科学史集刊》为不定期刊物，到文革前，共出9期，收入论文79篇，是当时我国科学史界对外的唯一窗口，起到了很好的国际交流作用。美国ISIS（国际科学史界权威刊物）对集刊的许多文章作了摘要。
新建自然科学史室的一项重要工作是编写各门类的专史，《中国天文学史》和《中国数学史》于1958年立意编撰，并成立了两个编写小组。《中国天文学史》由叶企孙主编，竺可桢和钱宝琮积极参与了写作和审稿。钱宝琮为《中国天文学史》一书撰写了《从春秋到明末的历法沿革》章节，竺可桢审阅了《天文学的起源和先秦天文学》和《印度与阿拉伯天文学在中国的传播》两个章节，写出极为详细的审稿意见。《中国数学史》编写小组由钱宝琮、严敦杰、杜石然和梅荣照的四人组成，钱宝琮为主编。在竺可桢的关心、支持下，经过编写组的奋力写作，反复讨论、修改，《中国数学史》于1962年定稿。钱宝琮特别兴奋，吟诗一首祝贺编写小组老中青合作的成功，并请竺可桢题写了书名。《中国数学史》一书的成功出版，是对竺可桢十多年辛劳的最好回报。著名数学家吴文俊先生称赞《中国数学史》论断正确可靠，为少见的世界名著。
百忙之中的竺可桢，没有忽略自己喜爱的科学史研究工作。竺可桢对我国近代科学先驱徐光启（1562 – 1633）推崇备至，早在1933年就撰文《近代科学先驱徐光启》，纪念徐公逝世300周年。在考证两汉以来的农书，特别是徐光启《农政全书》后，竺可桢又于1962年发起并组织了徐光启诞辰400百周年的纪念活动，邀请三位农学院专家教授撰写对《农政全书》的研究论文，还让科学史研究室梅荣照、薄树人两位年轻研究人员分别介绍徐光启在数学和天文学上的杰出贡献，汇集成《徐光启纪念论文集》一书。竺可桢特为《纪念论文集》撰写了序言。序言既是五篇论文的导读，又是徐光启辉煌科学成就的高度概括。竺可桢还将徐光启与英国近代实验科学的倡导者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 1561-1626）
进行比较，认为徐比培根伟大得多，科学造诣远胜于培根。竺可桢最后说:“吾人今日之所以纪念光启，也正以光启一生为祖国的生产繁荣而奋斗，为科学事业的经历而奋斗。”
晚年科学史研究的硕果
一场突如其来的“文革”使正在走向兴旺的中国自然科学史室的学术研究戛然而止，也让竺可桢感到黯然神伤，科学史研究室贴满了包括批判竺可桢的大字报。由于周恩来总理的保护，竺可桢未直接受到暴力冲击。“赋闲”在家他，没有停止科学史研究的思考与写作。
竺可桢听说自己一手组建的自然科学史研究室要撤销，研究人员全部下放河南“五七”干校的消息，很是心痛。钱宝琮作为科学史研究室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被打倒，剥夺了科学史研究的权利，后因年老体弱被迫“疏散”离京。临行前，于1969年12月30日，钱宝琮专程前往竺可桢寓所与老友道别。两位挚友忧心忡忡，依依不舍，但他们的话题仍然是科学史研究。钱认为科学史属于社会科学范畴，但不能局限于中国科学史。竺可桢反对撤销科学史研究室，说毛主席是主张研究中国自然科学史的，还说“要建立中国自己的学派”。
竺可桢真不愧是一位“只问是非，不计利害”、求真、求善、求美的科学家。即便是在大浩劫的1972年，82岁高龄的他，不顾“手已无缚纸之力”的病弱身躯，在无助手协助的情况下，以惊人的毅力完成了《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力作。该文的中文稿载《考古学报》1972年1期，英文稿载《中国科学》16卷（1973年）2期（还有德、法、日、阿拉伯和世界语等版本问世）。文中，竺可桢重建起中国近5000年的气温史，指出在前2000年，黄河流域年平均温度比现代高2度，冬季温度高3-5度，与现在长江流域相似；后3000年有一系列的冷暖周期，每个周期约400-800年，年平均温度变化范围为0.5-1.0度。他还认为气候波动是世界性的。这一论文立论严谨、体大思精，因而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推崇，引起世界轰动。此文不仅标志着历史气候学的奠基，而且也显示了中国古代异常丰富的自然记录在当代气候变迁和全球变化研究中有着特殊作用。英国《自然》周刊评价说：“竺可桢论点是特别有说服力的，着重说明了研究气候变迁的途径。西方气象学家无疑将为获得这篇综合性研究文章感到很高兴”。谭其骧致函给竺可桢：“读大著，每读一遍，都使我觉得，这篇文章功力之深，分量之重，实为多年之少见的作品，无疑应列世界名著之林。”施雅风院士也称竺文“是这个研究领域在70年代我国在国际上最有影响的代表作，开辟了现代气候变化研究的新方向”。竺可桢自己也颇为满意地在日记里写道：“当然这篇文章，我直接估价也是尽了毕生之力，积累了三、四十年的深思，而写出来的。所以大家估价那么高，似乎不是偶然碰巧之事。”
1972年7月，下放河南“五七干校”的自然科学史室研究人员终于回到了北京，但除了继续政治运动外，研究室的学术研究仍不能恢复，图书资料不能借阅，连办公室都是租用的。然而，外交部为了外交上的需要，给研究室布置任务，撰写一篇波兰科学家哥白尼诞生500周年纪念文章，这使研究室兴奋起来。大家将纪念论文确定为《日新学说在中国——纪念哥白尼诞生五百周年》，并成立了以席泽宗为首的撰写小组。小组又一次认真阅读了1953年竺可桢为纪念哥白尼诞辰480年而写的《哥白尼在近代科学上的贡献》一文，赞同竺可桢20年前对哥白尼一生的评价，认为哥白尼创立地动学说是科学史上的空前革命，哥白尼敢于打破传统观念、坚持真理的“离经叛道”勇气，应该得到大力宣扬。1973年4月，竺可桢看了席泽宗等起草的论文，非常激动，称赞“文中取材丰富，理论严正，适于当年6月间，波兰在北京开哥白尼诞生500周年纪念时之用”。竺可桢原准备亲自主持纪念会，后因病不能到会，发表了书面的开幕词。
纵观竺可桢精彩的科学人生，我们由衷地敬佩他崇高的科学精神、求实的科学态度和对中国科学史事业的巨大贡献。早在哈佛念书时，竺可桢就确立以研究中国科学史为己任；回国后虽忙于教书、创办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和主持浙江大学，但他的科学史研究引领着中国，影响了世界；建国后，作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他组建自然科学史研究室，使国家的科学史研究事业走上了正规化、职业化的道路。正是他一生的执着追求，才有今天中国科学史研究的繁荣景象。正如竺可桢的另一位高足胡焕庸先生1996年在《中国古宇宙论》序言中说：“大家知道，吾师竺可桢先生历来重视科学史的研究。正是在竺先生的倡导和推动下，我国的科学史研究，四十年来得到蓬勃发展。”
在纪念竺可桢先生诞辰120周年的今天，我们可以告慰我国科学史研究事业奠基人的是，经过他和他的同事们的筚路蓝缕和弟子后辈的薪火相传，中国的科学史研究正步入一个可称为“科学史的再建制化”的新时期，原来的研究室早就扩大为研究所；原来的研究范围仅限于古代中国，而如今已囊括了全世界和近现代史，既有史实考证，又有理论探讨；原来仅有中科院一个研究机构，如今多所大学开设了科学史院系；中国的科学史研究已开始与世界接轨，第22届国际科学史大会在北京的成功举行，中国已成为世界科学史研究的一个重要交流中心。
竺可桢生前所期待的百家争鸣已经形成，科学史研究的春天正向我们走来，我们会张开双臂，热烈地拥抱这个春天，相信竺可桢先生一定在为中国科学史春天的到来而拍手叫好！
（致谢：樊洪业、葛剑雄、郭金海、林晔、周松峰、汪晓峰等先生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议并予以支持和鼓励。在此作者谨致谢意！）
2010年2月11日初稿
2010年3月15日修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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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竺可桢 竺可桢日记 [M] 1-5卷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90
3）Needham J.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M]. Vol.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4
4）钱宝琮. 中国算学史[M] 上卷北平: 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932
5）谭其骧. 谭其骧日记[M]. 葛剑雄编上海: 文汇出版社.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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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竺可桢传》编辑组. 竺可桢传[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90
9）施雅风许良英. 竺可桢传略[J] 中国科技史料.1980,(2):1-25
10）郭金海.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与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的成立[J] 自然科学史研究. 2007,(2) : 273-291
11）何柱承幸必达. 浙江大学在遵义[M]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1990
12）钱永红. 一代学人钱宝琮[M]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8
13）林晔浙江大学史地系、地理系片断 （未刊稿） 1996
作者简介：钱永红（1959 - ）. 男, 浙江嘉兴人，钱宝琮先生之孙, 自由职业者，现主要从事钱宝琮研究，著有《一代学人钱宝琮》 E-mail: yonghong.qian@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