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地理界存在两个学会，一个是中国地学会，由张相文于1909年在天津创立，1912年后迁到北京，历史悠久而成员较为广泛，出版《地学杂志》20多年；抗战期间该会活动基本停止，胜利后重建组织，由张星烺、黄国璋任正副会长。另一个是中国地理学会，由翁文灏、竺可桢、张其昀于1934年在南京创立，组成人员均为地理学者，办有《地理学报》；抗战期间依然在后方活动不辍，胜利后迁返南京，当时理事长为胡焕庸，监事为翁文灏、竺可桢、李四光，李旭旦为总干事。两个学会相互联系较少，甚至存在某种隔阂。但竺可桢作为我国最早的现代地理学家和地理教育家，一直受到全国同行的尊重。

1949年7月，党中央为筹备召开首届全国科代会，邀请全国有代表性的科学家来北平商议。借此机会，竺可桢和黄国璋于7月17日召开了一次有南北地理学家十余人参加的座谈会。我当时是一名大学四年级学生，有幸列席了这个会议。会上关于两个学会的合并问题是主要讨论内容之一。竺可桢根据党中央对科学团体发展的指导方针，在会上明确提出，现在是人民时代，地理学要发展，首先必须打破门户之见；与会者都表示赞成两会的合并。1950年初，两会分别召开理事会，同意两会组织上合并，并推竺可桢、黄国璋和王成组三人为常务理事。

1950—1952年间，竺老曾多次会见有关人员，商谈学会工作和筹备召开全国第一届代表大会事宜。1952年夏，竺可桢代理学会的理事长职，10月和12月专门召集会议两次，并请孙敬之、周立三、施雅风等协助大会的筹备。我当时是地理所派往北京的研究实习员，在竺老办公室任秘书，也承担了一些具体的会务工作。1953年1月26—31日，中国地理学会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到会代表31人，连同来宾和列席会员共50余人。竺老在第一天带病宣读了他事前认真准备的主旨报告，题为“中国地理学工作者当前的任务”。在报告中，他首先指出解放前地理研究工作与实际严重脱节，很少做野外工作，彼此不团结，继而肯定了解放后三年来地理工作者所取得的思想进步和工作成就，号召我国地理学要进一步理论结合实际，为国家经济建设和改造自然服务。他举苏联的实例并针对我国的情况，认为为了要控制环境和改良环境以创造人类幸福生活，许多任务需要多学科的人员从事研究，而地理工作者可联系各方面作综合性的工作。会中大家就地理研究、地理教学、《地理学报》和《地理知识》的编辑出版等问题进行了充分的交流与讨论。会上选举出17位理事，竺可桢被推选为理事长。此后，竺老在孙敬之、侯仁之、施雅风等常务理事的协助下，领导学会各项工作逐步有序开展，总会组织趋于健全，各地分会不断增加，会员由1953年初的500人左右增加到1955年初1000人以上；多次举办学术会议；《地理学报》和《地理知识》编辑水平显著提高；编发“会讯”。竺老号召大家学习苏联，自己也坚持学习俄文，支持学会创办《地理译报》，并且在困难条件下组织开展了对外学术交流。我当时是总会的三名兼职干事之一，承担了编会讯、筹组俄文翻译小组和《地理译报》编委会、列席理事会作记录等具体事务，亲眼看到竺老作为理事长，仅1953—1954年内主持理事会和常务理事会的会议以及学术讨论会就不下10多次。此后，竺老又连任第二届和第三届理事长，作为我国地理界一致公认的领路人，在团结全国地理学者、促进学术交流方面起到旗帜的作用。

中国地理学会把组织开展学术交流活动作为其最重要的任务之一。竺可桢在学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后的次年8月，就主持了第一次全国性的以“中国自然区域和经济区域划分”为主题的学术讨论会。他在开幕辞中，从新中国建设的需要出发，认为工农业的合理配置包括工业区、农区、牧区、林区如何配置是“一个极复杂而又极重要的问题”，“要彻底普查全国资源，明白地形、气候、土壤、水利、矿藏、动植物、人口的分布，并掌握经济发展的规律后，方能做出一个比较合理的方案”，并明确指出自然地理和经济地理的分区与工农业配置的相关性。他特别强调为农业服务的重要意义，鉴于当时农业部把提高作物单位面积产量和开垦荒地作为主要任务，竺老认为地理学者应当重点研究水土保持和合理开荒的问题。由于会议选定的主题既切合地理研究与教学的需要，又服务于经济建设的实际，大家对区划的原则、划分方法以及“中华地理志”编辑部提出的初步方案进行了充分的讨论，会议开得很成功。此后，根据形势发展与地理学理论建设的需要，地理学会多次举办全国综合性的或分支学科的学术讨论会，逐步形成一个优良传统；可以说竺老在领导这方面开了一个好头。

二、筹建中国科学院地理所，推动结合实际的科学研究

我国第一个专门的地理研究机构是1940年创建于重庆的中国地理研究所。当时集聚了从东部地带来到抗战后方的40多位地理学者，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坚持进行了西南、西北部分地区的地理考察研究。抗战胜利后，所址迁往南京，归属于前国民政府教育部，而经费更趋拮据，人员编制缩为20人。到解放前夕，在所坚持留守的仅余研究员周立三、副研吴传钧、楼桐茂、助研施雅风、高泳源等9人，图书千余册，1949年4月南京解放后由市军管会文教组接管。

竺可桢过去对中国地理研究所就有所了解，曾在1941年出差重庆时到该所作了“地理与抗战救国”的学术演讲。1949年7月在北平举行的地理学家座谈会上，又见到了来开科代会筹备会的周立三。竺老在发言中明确提出：“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将来改为国家或人民研究院（按：即1949年10月成立的中国科学院），应包括一个地理研究所，专门研究几个问题”。

1949年11月，竺可桢就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仅一个月后，到南京视察由中国科学院接管的原中央研究院各研究所，同时也来到中国地理研究所了解情况，听取研究人员的汇报和意见。由于他的明确态度和通过与有关方面的多次商谈，中国地理研究所得以在1950年初被移交给中国科学院。

1950年初，院决定由竺可桢主持筹建地理研究所。在上半年，他曾与郭沫若院长、李四光副院长和其他有关负责人、国内知名地理学家商讨筹建事宜至少7次，最后确定了以竺可桢为主任、黄秉维为副主任、共17人的筹备委员会名单，并于6月22—25日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筹委会。会上决定设立普通地理、制图、大地测量三组，并明确了近期开展的研究工作。当年8月，我大学毕业、有幸被分配到地理所后不久，就看到竺老于9月初专程到南京，主持召开了本所第二次筹委会。竺老在开幕词中讲了地理研究所的基本任务、地理科学过去未被重视的原因、地理研究所的几个成分、图籍的重要性、地理组何以定黄河区域为重心工作、以及必须精诚团结方能有所成就等六个问题；接着大小会议开了几天，大家对竺老提出的办所方针与近期研究计划做了充分的讨论。竺老在会前与各委员充分酝酿准备，会后又具体落实工作计划到人，还挤出时间阅读文献，参加欢送研究人员出发考察的午餐会，等等。回京后，竺老很注意政府各部门对地理研究的需要和了解本所同志开展工作的情况。1951年3月底到4月初，竺老在北京主持召开了地理研究所筹委会的第三次会议，其中心问题之一是确定未来的所长人选。他通过会下谈话和会上讨论，很快使委员们达成一致意见，赞成由他推荐的学识广博、经验丰富、联系实际的地理学家黄秉维同志（当时在华东财经委员会任职）出任所长。另一中心问题是，明确本所近期研究工作以配合铁道、水利、测绘等部门的需要为主。当年11月中旬，竺老再次到南京，检查本年各研究项目的进展与初步成果；召开所务会议，他传达了中国科学院的办院方针，要求本所的研究更好地为国家经济建设、特别是为农业服务，并且在团结带动全国地理界方面起到应有作用。

中国科学院原定1952年尽早实现地理等四个新所的筹建过程，但地理所却因黄秉维同志的调动问题迟迟难以解决而被迫推迟。为使研究所的工作能够有序进行，院领导于5月决定先任命周立三为副所长、代理所务，1953年1月正式成立地理研究所。此后，由于竺老多次与有关部门及其负责人交涉，终于在1954年初将黄秉维同志调到中国科学院地理所，就任所长职务，并陆续选拔和调配了一批业务骨干，从此本所工作得以更顺畅地开展起来。

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正式建所后，在竺可桢的办所方针指导下，陆续承担了多项重要的国家任务，而且都是由中国科学院牵头、竺老总负责。1953年，经政务院批准的《中华地理志》编辑工作启动，竺老是总编辑。1956年，中国自然区划研究作为我国科学技术12年规划项目的第一项开始进行，也是由竺老担任工作委员会主任。他在此两项目的筹划与实施中，明确方向任务，选定主要专业负责人，组织所内外单位的协作，经常检查计划执行情况，并重点审阅研究成果。他多次与《中华地理志》自然地理卷的主要编辑人员研究编写计划、提纲和分区问题，并审阅头两卷的书稿；对经济地理卷的工作也很关心，不时听取孙敬之主编或者我（时任经济地理编写组秘书）的工作汇报。在自然区划方案研究过程中，他就划区原则、资料依据和中国亚热带界线等问题提出了个人独到的科学见解，使工作少走许多弯路。在50年代末自然区划工作基本完成后，他又担任了国家自然地图集编委会的主任，起到重要而细致的指导作用。对地理所的其他重要研究项目如农业区划方法论的研究与典型地区的农业区划、黄淮海地区农业发展条件研究等，也十分关注并给予指示。地理所通过承担以上这些重要的研究任务，显著促进了我国地理学及其分支学科的发展，从而使之得到外界更多的理解和较高的评价。

由于地理所的研究方向任务和国家的发展建设及其主管部门密切相关，参与重要科研项目的人员越来越集中于北京，促使院领导决定将所址由南京迁往北京。也正是在竺副院长的领导推动与多方支持下，地理所得以顺利地在1958年秋迁到北京中关村，1964年落户到北郊大屯路，从而显著改善了工作条件，加快了发展步伐。这样，经过十几年上下协力，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就从1950年筹建时仅有20多人的小单位发展成为一个具有与学科发展要求相适应的研究室站系列，拥有一支老中青相结合、能承担国家任务的研究团队的中等规模研究所；同时与科学院其他机构一起，构成全国地理研究网络，使中科院系统的研究带动了全国地理工作的开展。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变化，竺可桢的功绩应属首位。

三、主持和开创综合科学考察，为地区开发与环境治理服务

新中国建立后，竺可桢作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十分重视组织科学界的力量为国家的地区开发建设规划服务。鉴于我国辽阔的边远地区和某些环境特殊地区，具有资源开发潜力或者急需综合治理而科学资料极其缺乏，亟待进行多学科（以地学和生物科学为主，加上有关理工与经济学科）、跨部门的综合性调查研究，中国科学院陆续开展了一系列的综合考察工作。竺可桢作为这一领域的奠基人和总指挥，付出了很大一部分时间和精力。

1951年，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托科学院组织有多学科人员参加的西藏工作队，为解放军进藏服务，该队在昌都和西藏东部地带作了概略性的调查，是中国科学院科学考察事业的开端。而第一个具有真正意义的、方向任务明确的综合考察队，应是1955年成立的黄河中游水土保持考察队。竺可桢从就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之初，鉴于黄河流域在我国的突出重要性，就主张地理、土壤等研究所要把黄河流域作为其工作重点之一，如地理所在筹备期间就派人进行了黄河中游峡谷的地貌与水文调查和黄泛区的土壤与农业调查。1953年，他曾同水利、农业等部门多次分别讨论黄河中游地区水土流失问题，但了解到他们各有工作计划，相互联系与配合很不够。而后与水利部傅作义部长等商定共同组成一支黄河水土保持工作队，邀请各有关部门专家在当年做短时间的野外考察，院内选派了熊毅、崔友文、黄秉维、宋振能、李安仁等各学科专家参加。在此基础上，1954年初，竺老在院内专门主持开会研讨黄河水土保持问题，并具体对院属有关研究所提出进一步工作要求。5月，竺老又应邀参加水利部黄河规划委员会的会议，研究编制黄河综合利用技术经济调查报告及勘查等工作，并且参加了为期20余天的黄河中游地区考察（水利部李葆华、刘澜波及苏联专家一同考察）。当年，科学院地理、土壤、植物三所分别对黄河中游地区进行了调查研究，但是各做各的，没有统一目标，也没有人汇总其成。这就使竺老更加肯定决不能各部门各专业各自为政，而必须从综合角度对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问题进行科学考察研究，为有关地区进行综合治理提供科学依据。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55年初，中国科学院正式成立了以土壤学家马溶之为队长的黄河中游水土保持综合考察队，组织院内外多学科多部门的力量，开始进行为期长达4年的全面普查、区划研究和典型地区调查与治理规划工作。当年秋，竺老亲身考察了山西部分地区，并与水利、农业、林业三部门共同召开会议以及参加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黄河水土保持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和建议，并且在12月22日《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专文，全面阐述水土保持与农业发展的关系。

1955年4月，有鉴于综合考察事业有日益开展的趋势，中国科学院务常务会议讨论决定：为了更好地组织领导我国的综合科学考察工作，中国科学院准备成立“综合调查工作委员会”。6月郭沫若院长在学部成立大会上的报告中正式提出中国科学院将成立“综合考察工作委员会”，以协助院长、院务会议领导综合调查研究工作，当年底经国务院批准成立。

1956年元旦综合考察委员会正式成立，主任由竺可桢兼，下设办公室处理日常事务。第一年的工作就特别繁重，除了继续指导进行黄河水土保持考察工作外，包括制订12年科学远景规划的综合考察研究项目、新成立黑龙江流域考察队和新疆考察队等等，竺可桢作为分管综考会和生物地学部的副院长，为之付出了很大的精力。在制定远景科学规划方面，竺老根据李富春副总理所做报告的要旨，就国家需要研究的综合性问题召开综合组会议，与马溶之、侯学煜、施雅风、吴征镒等讨论商定以（1）柴达木、祁连山、河西走廊，（2）新疆，（3）西藏，（4）内蒙古、东北，（5）华南五个区为中心问题，此外有黄土、自然地理、经济地理分区问题。而后经过与各方面负责人及苏联专家反复讨论和编写说明书，最终将综合考察方面的任务归纳为科学远景规划第三、四、五、六项，即第三项：西藏高原和康滇横断山区综合考察及其开发方案的研究；第四项：新疆、青海、甘肃、内蒙古地区的综合考察及其开发方案的研究；第五项：热带地区特种生物资源的研究与开发；第六项：重要河流水利资源综合考察和综合利用的研究。这四项任务成为此后国家指导综合考察事业开展的正式文件。

黑龙江流域的综合考察研究，原出自苏联方面的倡议。1956年1月苏联科学院生产力委员会主席给郭沫若院长的信中提出，希望两国科学院合作研究黑龙江水能及航运的发展前景。经过中科院邀请政府有关部门及院属有关研究所负责人会商，决定与苏方合作进行为期四年的黑龙江流域综合考察研究。在上报国务院得到批准后，于5月下旬邀请苏联科学院代表5人来北京谈判，我方代表由竺可桢副院长担任组长，张劲夫副院长为副组长。谈判历时10天，达成合作协议。在竺可桢、张劲夫、冯仲云联名向国务院报告谈判结果并得到批准后，中方于6月建立了以竺可桢为主席、冯仲云（水利部副部长）、杨易辰（黑龙江副省长）为副主席的黑龙江综合研究委员会，在其领导下组建了黑龙江流域综合考察队及其办事机构。考察队由冯仲云任队长，朱济凡、陈剑飞为副队长，当年夏考察队开始进行工作。竺老在该队四年考察研究过程中，参加和主持了几乎所有的重要学术会议，领导了1957年中苏专家在两国毗邻地区共同进行的为时一个月的野外考察，派出有关人员去苏联访问和工作会商，并且指导了各年研究成果的产出与汇报，直至1961年主持最后一次中苏联合召开的学术总结会议。

也是在1956年上半年，在竺可桢领导组织下，院务会议先后讨论了“新疆综合考察计划纲要”和决定组成新疆综合考察队，并在当年开始了为期四年的以发展农牧业为中心的调查研究。成立中苏合作的云南生物资源考察队，并在当年开始考察。继而在1957年成立盐湖考察队，1958年成立青甘考察队，1959年成立治沙队、西部地区南水北调考察队和西藏考察队。以上这些综合考察队，都是由竺老主持筹建、综合考察委员会规划组成的，由科学院系统的研究所担当主力，并组织高校和有关部门事业单位协作。

在综合考察事业初创阶段，许多方面带有摸索前进的性质，为了及时总结经验，改进工作，针对存在问题提出应对措施，竺可桢副院长和裴丽生秘书长在1959年初主持召集了第一次综合考察委员会，通过各考察队、各专业负责人的充分交流和讨论，基本上明确了方向任务。我因自1958年起受地理所指派参加青甘地区综合考察，也出席了这次会议。竺老在主旨报告中指出，综合考察的任务是研究（1）自然条件、自然资源及其开发利用的依据与方案；（2）自然资源开发利用中的重大综合性问题；（3）某些重大的改造自然的工作。经过讨论，大家一致认为综合考察的中心任务是在摸清资源的基础上提出综合开发的方案，为有关地区的长期建设规划提供科学依据；因而可以说“综合考察是建设计划的计划”。为此会议还提出了“政治挂帅、经济为纲、科学论证”、“远近结合、点面结合”的工作方针。竺老对后者做了很好的说明，他认为：综合考察要把开发远景的展望同当前的重大建设计划结合起来研究，二者不应截然分开；在考察方法上应通过面的广泛活动来了解情况，发掘问题，通过点的深入研究来解决问题，取得经验。这样就促进了来自不同研究单位的人员取得共识，以保证各队按计划提出符合要求的研究成果。特别是新疆队和黑龙江队都接近最终总结阶段，所受此次会议的裨益最为明显。其中如新疆队，首先在1960年完成《新疆农业自然资源开发利用与生产合理布局的远景设想》主件及其附件，及时提交成果汇报会议及有关部门，而后进行以学科为单位的总结，编写出版了一整套科学专著，从而为全面了解新疆提供了相当完整的科学资料。

竺可桢作为副院长兼综考会主任，是考察事业的总指挥。他不仅领导了通盘规划，指导了考察计划，商定了各队的负责人选，而且经常检查进度与成果，并抽出时间下队视察和前往野外考察。从1954年到1965年间，他共计到一线考察 13次，包括1954年去黄河河套与峡谷地区以及关中陇东一带考察26天，1955年夏去山西考察水土保持半个月，1957年初去海南、雷州半岛考察热带生物资源及其发展条件一个月，1957年夏去黑龙江和苏联毗邻地区考察一个月，1958年秋去青海、甘肃、新疆部分地区考察40天，1959年夏去宁夏考察一周，去兰州与河西地区开治沙会议并到各沙漠观测站（队）实地考察半个月，1960年去川西滇北考察一个月，1961年5月中去成都视察南水北调队并到阿坝地区考察半个月，1963年春去云南昆明、西双版纳等地考察热带资源半个月，9月又去宁夏、内蒙考察沙坡头等站点的治沙措施7天，1965年8月去兰州与河西各地考察资源环境与农业区划工作半个月，等等。在所有的旅途和站点，不仅听汇报、提问题、记笔记、做观测记录，并且虚心与大家交换对有关问题和进一步工作的看法，使一线的研究技术人员深受教益。

1962年，竺可桢副院长和漆克昌副主任共同主持了由国家科委综合考察专业组关于编制10年规划的会议。我由于在1960年调到综考会，随后被任为该专业组的秘书，协助了会议的组织及规划说明书的起草工作。该专业组的成员既包括来自科研院所的学术带头人，又吸收了部分产业部门的技术管理负责人，因而会上对综合考察如何进一步发展的不同意见的交流颇为充分。竺老特别强调综合考察工作的综合性和科学性，认为要加强对自然资源赋存规律和开发利用中重大综合性问题的考察研究，同时他对于一些同志特别强调研究经济开发布局重要性的看法表示理解，认为也是今后努力的方向之一。此后，适应形势发展需要和依据1963—1972年科学技术规划，60年代前期主要有内蒙宁夏、西南和西藏三个综合考察队开展工作，同时综考会建立了自己的几个研究室，竺老同意予以必要支持和严格要求，从而使专职从事综合考察的研究人员逐步在考察队中起到了骨干作用。我当年作为综考会的学术秘书和综合经济研究室的负责人，对此深有体会。令人遗憾的是，1966年由于“文革”的爆发，我院的综合考察工作基本中断，之后综考会机构又被撤销，而竺可桢则一直坚持综合考察工作对国家与科学发展的重要性的观点，直到他1974年逝世。

综观以上所述，竺可桢对新中国建立初期地理科学和综合考察的组织建设与事业发展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他作为总指挥的作用，突出表现在以下几方面：（1）筹划组建学术机构，明确方向任务。科学院建立初期，院部和研究所的机构都有一定的调整和变动，他在主持有关事项中不是只靠行政手段，而是通过民主讨论与思想工作，使大家取得对发展方向与中心任务的共识，从而保证了机构的合理发展。（2）对分管的部门及研究项目，精心指导制定科研与工作规划，在执行过程中适时检查，包括下到基层了解情况和重点审阅研究成果。（3）遴选领军人才，培养业务骨干，倚重党政干部。他对直接领导的地理所和综考会以及各考察队都是如此，除了前面讲到他全力推荐选任黄秉维为地理所所长外，经他推荐或赞同选聘的周立三（地理所副所长和南京地理与湖泊所所长、新疆考察队队长）、马溶之（黄河水土保持考察队队长和青甘与蒙宁考察队副队长)、朱济凡（黑龙江考察队副队长）、侯德封(青甘与蒙宁队队长)、郭敬辉（南水北调考察队和西南队副队长），刘东生（西藏考察队队长）、施雅风（西藏考察队副队长）等，事实证明也都是优秀的领军人才；对院党组派来综考会和地理所担任负责职务的顾准、漆克昌、李秉枢、于强等党员干部信任尊重，和谐共事，使他们很好地发挥了“政委”作用。（4）搞好团结协作，密切联系群众。他十分重视院内外不同单位的关系与协作，对不同工种和年龄的人一视同仁，从不以权威和领导自居。（5）实事求是，认真负责，学风严谨，以身作则。他在承担院内外繁重领导工作与社会活动的同时，还挤出时间撰写科学论著，其中“论我国气候的几个特点及其与粮食作物生产的关系”、“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和“物候学”都是竺老一生最为光彩的代表作，具有很重要的科学价值。他几十年如一日，坚持写日记，更令人感佩其超人的毅力，日记充分反映了他对国家与科研事业的热爱与执着，对周围事物的敏锐观察，以及对个人修养的自觉要求。

当前，我国在党中央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正朝着经济平稳可持续增长、生态环境逐步改善、地区发展相对平衡的方向不断前进，地理科学与资源环境综合研究大有用武之地，科学工作者应当以竺可桢为榜样，学习他全心全意为发展我国科学事业奉献毕生精力的精神，学习他勤奋严谨、求真务实、联系实际、联系群众的作风，学习他严于律己、平易近人的高尚品德，努力为新世纪的国家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参考文献

1．竺可桢日记，第 3、4 卷，科学出版社，1989年。

2．施雅风，筹备与举行解放后中国地理学会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中国地理学90年发展回忆录》，吴传钧、施雅风主编，学苑出版社，1999。

3．施雅风，从中国地理研究所到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同2。

4．中国科学院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竺可桢主任对自然资源综合考察的贡献，《竺可桢主任纪念专刊》，1979。

5．李文彦，回忆我给竺老当秘书的一段日子，同2。

作者简介：李文彦（1929—），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曾担任竺可桢办公室秘书（1952秋—1953秋），地理研究所学术副秘书（1956—1960），综合考察委员会学术秘书（1961—1966），地理研究所副所长（1984—1991）。

来源：中国科学院网站  2010-03-26